有法律,不恐惧

“立功”的合法性与道义上的形迹可疑,律师的信念与责任之间的紧张,公权力主动护法与自身守法的分际,均要求司法机构采行一种更为超脱中立的姿态,而非“运动式执法”

任何个体,不论先前是何等人物,一旦进入司法程序,面对以国家为后盾的强大公权,必定顿成弱势.权力恒具扩张势能,总是以绩效为鹄的,同样存在着滥用与暴政的可能,早已为历史所一再证明.虽政体不同,权力本性则一,无庸讳言.因此,如何避免以强凌弱,既防范不良从业者上下其手,以逞私欲,同时又规训权力恪尽其责,不出位格,于各方大致平衡中提供法律公正,便是现代法制念兹在兹的制度预期,而落实为一系列的制度设计,表征的是对于人性的深深怵惕和政制的政治德性.

程序正义作为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是一道重要防线,可能也是最为重要的屏障.世态纷纭,案情诡谲,利益当前,公婆各据其理,只有大家一同诉诸程序正义,才能进而有望达成实质正义.否则,各凭肌肉说话,人间岂非丛林.也就因此,诸如无罪推定原则、有利被告原则、辩护制度、回避制度和控辩平衡原则等各项程序安排,应运而生,志在落实程序正义,进而追求实质正义.

依据已经披露的有限案情来看,李庄依法会见犯罪嫌疑人,而警方派员监视与录像,已然违反“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的法律规定在先(《律师法》第33条),根据污点证人的检举,迅即将正在履职的辩护律师“逮捕归案”,曾经的“对家”作为公权力出场,违反了回避制度的立法本意,不免让人联想到“报复性执法”或者“杀鸡儆猴”的譬喻.在此之前,虽然难言一士之谔谔,但是,从此之后,却必然导致全体之诺诺,当不难想见.举世浮想联翩之余,程序正义隳矣！――没准哪一天,这一命运也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遂成为普遍的担忧.

其他种种,如媒体披露的“公、检、法、司”联合办案云云,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阅卷、查证权利频频受阻等等,倘若属实,不仅是对于控辩平衡原则的公然违犯,而且将30年法制建设梦寐以求的“第三方执法”的美好愿景弃如敝屣,无论法律正义,还是政治正义,抑或就所谓的“群众影响”观之,实在均为得不偿失.纵便“”,也不能付出毁弃根本价值的制度代价,其理甚明.否则,可逞一时之快,难言长治而久安.

本来,立法设置辩护律师一职,类似于现代体制准允“国王忠诚的反对者”的存在,就在于希望藉此形成一种司法格局.在此格局下,律师作为合法的代言人,据法按例,揆情究理,竭尽所能,找出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事实,从轻或者减轻的理据,依法保障其当享有的基本权益,尤其是程序性的诉讼权利.这是立法赋予律师的应然职责,也是司法应予保障的权利.经此抗衡,促使控方做足功课,防范制度作恶,力争不枉不纵,其实是控辩双方的共同愿景.当下中国,刑案辩护胜诉率约在5%,表明至少有5%的案件因为律师的“在场”,而避免了冤检测错案.

5%,冰冷的数字,可它意味着无数人得免重蹈“佘祥林”式的人生苦涩,既说明了律师辩护制度的绝对必要性,又避免了眼睁睁让司法机构陷入不义,从而,在彰显制度安排的德性的同时,满足了关于法律正义的公民预期――所谓法律尊严,其尊严在此.

在此语境下,律师的职业规定了他天然为“当事人说话”.在刑事案件中,“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怎么写作”,可谓天条.具体在本案中,告诫以“不知道”应对法庭讯问,固为其责.依据无罪推定原则,沉默权是被告的法定权利,径以“不知道”应答,并无不妥.询问有无“刑讯逼供”,尤为必需.如果答案肯定,则督其于法庭大声诺诺,其实是一种法庭论辩技巧,无伤任何法则.进而言之,倘若据法论理,认其无罪,进而提出无罪辩护,亦不为过,何况尔尔.凡此种种,不过履行律师职责的常态.

如同一切权力设置一样,律师制度和辩护制度同样是一种制度之恶.容忍此恶,旨在避免更大的恶,既是现代司法程序的人工理性,更是源自人世公共生活的不得已,为的还是营造人人感到安全的社会政治生态.有此基本安全,才能指望公道和正义.因此,将对于黑恶势力的清除诉诸司法程序,彰显的是公正对待每一个公民的政治公道,显示了当今是一个让每个人获得基本安全的社会这一立法旨意.循此以往,保障他们获享包括辩护权在内的一切公民权,同样还是为了营造一个“大道之行在于公”的公民印象,而首先是让人感到安全的社会政治生态.否则,本意虽行公道,而民众感受可能无异“黑吃黑”,于制度安排而言,可谓背道而驰.

毕竟,天下苦黑久矣！而最黑之处,在于“黑白”两道沆瀣一气.百姓为“”而欢呼,与其说是欢呼那几个打打杀杀的毛贼落网,不如说为护黑高官的倒台而称庆,其理尽现,不言而喻嘛！

而且,本案甚为吊诡之处,在于被告突然检举自己的辩护人,坦承旨在“立功”,使得案中生案.司法机构雷厉风行,迅即启动批捕、起诉和审判程序,令人瞩目.而一般社会大众齐声谴责“黑心律师”的窳行,事实上,也确有不少律师职业操守沦落,知法犯法,使得“李庄案”骤然成为一起牵连广泛的社会政治事件.当此“”收网之际,在污点证人检举和辩护人履行职责之间,大众不明所以的口诛和法学界的担忧两头,司法机构的积极强劲态势,似乎撕裂了社会,其实也使公权陷入了道义两难.换言之,“立功”的合法性与道义上的形迹可疑,律师的信念与责任之间的紧张,公权力主动护法与自身守法的分际,均要求司法机构采行一种更为超脱中立的姿态,而非为了“办成铁案”,不惜动用“运动式执法”,其理昭然.

毕竟,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常态社会,日常政治登场,非常政治退位,才是常道,也是正道.宪政是日常政治的根本秩序,而为建设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铺陈法权安排的德性,提供了制度想像力.换言之,一切行政和司法行动,包括“”和各类“李庄案”,均须围绕着与法治打转,以有利于和法治的发育滋长为取舍,而非损害其根基,乃至伤及国家的政治德性.只有与法治,才能给我们提供真正的安全和公道.而人心思治,安全与公道,堪为其本.如果说什么“大局”,这才是真正的“大局”.

否则,便为“搅局”.而国家理性早已晓谕人世,“搅局”是政治的大忌,也是法律理性的大敌.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