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案:强力打虎能为中国转型提供契机吗?

从传言到“你懂的”再到正式公布,在打虎操盘手的反复预演下,周永康案引发的舆论震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某种程度上来讲,甚至不及薄熙来案,因为后者无论是戏剧张力和狗血程度都远超前者.但尽管如此,周永康毕竟是过去20多年来第一个被正式立案调查的政治局常委,这样一只“大大老虎”的倒掉,还是引发了评论热潮.

对同一事件的看法,总是因为视角和立场的差异而产生分歧,而这些分歧中有些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于是便会产生争论,原本这不是坏事,“理越辩越明”嘛.遗憾的是,除了带有表演性质的辩论赛,中国人似乎丧失了论争能力,任再怎么严肃的问题,一语不合总会演变成嘲讽谩骂甚至人身攻击.围绕处理周永康意义的争论,同样没有走出观点之争沦落为人品之争的怪圈.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参与此次争论的几位代表成员多是怀有真才实学之辈,虽有意气之争但终不至一地鸡毛,他们观点分歧的背后确实蕴含了当下中国的“真问题”.

争论发生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围绕对周永康案及本轮的看法,以孙立平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是社会实质变革和转型契机,而以赵楚和张雪忠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不过是当前权贵体制的自我加强.争论中,孙立平先生“生气”了,因为赵、张二人发帖直指他的观点是在为当权者背书,此一上升到学术品格缺陷上的扣帽做法,让一场本可以深入下去的争论戛然而止.

观点分歧的背后是对当下中国形势判断的迥异

“我们的出路就在于：破权贵,除恶政,立宪政.先说说破权贵.当前这场败,客观上可能有三重含义：解决腐败问题,为改革破局,破除权贵.前面说过,权贵的力量已经根深蒂固,无论当前的败有什么背景和动机,都是中国可遇不可求的契机.即便是为了保江山,即便是看不出制度建设.”

争论的起点源于孙立平先生的一条微博,以反对方出现的赵楚和张雪忠均认为孙的此一表达是在借支持向当局输诚,是一种政治投机.然则,稍许对孙以往研究和言论有所了解的话,就可知张、赵二人的评判有失公允.正如吴祚来所说,在体制内学者中,孙立平的仗义执言是有目共睹的,包括他这些年针对社会溃败和权贵恶政所做的研究和论述,应该来讲是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的.但仅就孙的这条微博而言,其表达确多有一厢情愿之意,难免不引起对他既往研究和论述缺乏了解的人的误解.

诚然,我们可以说,真正的终究是好的,但仅凭一个“康师傅”的倒掉,或者说一轮规模超过以往的运动的进行,就断言是变革契机,未免有些言之过早.再就是,如果打掉“康师傅”,当真只是内部权斗的结果,又怎么能不问动机,如果这轮只是暂时查处和震慑一批贪腐分子,又怎么能不重视制度建设.

当然,孙立平先生对这轮的判断和论述是一贯的,他在今年搜狐博客联欢会上就阐述过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他认为新的执政集团选择以作为突破口,已经让原来铁板一块的那堵墙开始松动.对于过去几十年权贵集团在中国肆意妄为,孙立平将之归结为维稳、强拆和纵容贪腐三大恶政,未来出路的前提在于系统清理这些权贵恶政,而清理是建立在打开的缺口之上,正是对当下形势有了这样一个判断,他才对这一轮表达了自己一以贯之的支持和乐观.

可是,赵楚和张雪忠先生就不这么看了,他们认为,当前的不过是执政党历史上内部清洗传统的延续,非但不能成为启动变革的契机,反倒可能通过系统的自我清理加强集权,催生打压民间社会的高压政治.而他们判断的根据则来自于新的执政集团上台后对民间社会和异议人士有增无减的打压,以及高层权力的神秘化和垄断化.

如前所述,无论是孙立平等人对的看好,还是赵、张等人的不看好,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均源自与对当下中国形势的迥异判断.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他们表面上争论的是新一轮有没有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契机,内在的分歧实则是对当前主导的新执政集团底色和属性的判断.在孙立平那儿,新的执政集团值得期待,所以他寄望他们能以为契机,清理权贵恶政,开启宪政之路.而赵、张等人则以为,新的执政集团亦是权贵集团的化身,是恶政的延续者甚至强化者,指望他们推动转型不过是良好愿望.

强力会打击和削弱“权贵恶政”集团

正是因为判断和分析问题的起点不同,才会出现上述不可调解的争论,然而,这又是当前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种社会思潮.简约化的看法,会将这两种思潮的分歧归结如下,将来的社会转型是靠朝廷自觉还是靠民间演进,也就是靠明君（集团）还是靠革命.当然,这种归纳忽视了问题的复杂性,笔者相信孙立平先生同当前活跃的一些“国师”之辈还是有差异的,笔者亦相信赵、张二人恐怕也不是主张一切从来的革命派.

但是,在这场争论中,笔者还是倾向于支持新一届执政集团的“打虎行动”,因为通过此轮,官民两个阶层都产生新的巨大不确定性,而笔者以为,这种不确定性正是社会演变的动力所在.首先,的震慑作用已经在官僚系统内部产生震慑作用,官员（不论级别高低）中开始出现一种“为官不易”的感慨,而这在过去十多年中是很少见到的.也就是说,随着新一轮的深入,以及节俭之风的继续贯彻,官员贪腐的风险只会越来越大,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量的话,人们会发现,越来越成为一件性价比不那么高的工作,这一局面的出现就会导致官僚集团力量的弱化,而中国当前改革的最大阻力抽象而言是庞大的利益集团,具象来讲正是跻身在各级权力部门的官僚阶层,他们变弱了,改革的阻力也就相应变小了.

进一步而言,孙先生再三强调的“权贵恶政”也会相应减少,因为实施恶政的集团相应地变弱了,越来越多的官员会发现,在现实中推行恶政的收益将日益缩小,而风险则与日俱增,虽然这一趋势在当前仍未显现.再就是,普遍的贪腐以及由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减弱官僚阶层对体制的依附和信任,越来越多的官将不再一心“为党国卖命”,恶政不仅要面对体制内的“祭旗”,还要面临体制外的“清算”.

此外,如若坊间关于习王止步于权势红二代的传言为真,那势必会进一步打击在一线冲锋陷阵的技术官僚的积极性,在技术官僚那儿愈来愈会形成一种默契,消极执行上方指示,在作为上层层减码,消极应对.当然,也会有人说,既然是消极应对,那是不是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高层有意启动和实施变革,下边的官员也是采取不作为,那此轮岂不是催生了新的改革阻力?

然而,笔者要说,这一担忧虽不无道理,但仍旧忽视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应当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最大推动者乃是各级政府的技术官僚,他们大兴基建、征地拆迁并且推高房价,孙立平先生所说的部分恶政正是寄生在这样一个经济增长模式之中.过去,技术官僚之所以愿意积极推进这些举措,除了来自政绩考核压力之外,更大的原因乃是他们这么做能获得巨大收益.

而目前习李欲推进的新一轮改革乃是需要各级政府自我放血,核心是简政放权,是故,即便没有此轮,他们也没有原来的改革动力,因为无利可图.而如前所述,会进一步减少他们的收益,致使他们变弱,也只有变弱了的政府才会去简政放权.所以,从技术官僚角色的演变这个角度而言,只要继续深入,确实能为变革带来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