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资本的路,窄在哪里?

温州资本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民营资本的缩影.从1978年开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开始呈现一种不可重复性,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今天,温州资本已是海量,呈浩荡之势.

经过二三十年的积累,温州分布在全国的资本已经达到7500亿至8000亿之间.(温州市统计局提供的《温州市2009年1～5月份主要统计指标》显示,温州的社会资金总计有7390.36亿元.)

排山倒海的民间资本阵营中,温州民间资本表现出先知先觉的过人之处,以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经济舞台上.温州资本的风吹草动,频频成为民间资本投资的风向标.近年来,从炒房、炒煤、炒黄金,到炒棉、炒电、炒矿产,折射出温州资本的流动轨迹.然而,近年来,冲劲十足的海量温州民间资本遭遇了不少危机：海外,温州资本被套迪拜等地产投资,俄罗斯灰色清关让巨额温州资本折戟；国内,山西煤矿让此前参与煤矿投资的温州资本如陷深渊,而随着国内房地产调控政策实施,温州购房团也遭遇当头棒喝.

路在何方,温州资本陷入迷茫与焦灼中,路似乎越走越窄.温州资本投资出口越来越难找,与下列因素相关.

一方面,温州资本最早的安身立命之地――制造业,利润越来越薄,具有逐利天性的温州资本鱼贯而出.随着经济环境的日益严峻,低成本、低利润、缺乏自主品牌、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业,负面效应开始显现,难抵扑面而来的高成本挑战.我们看看依靠贴牌生产的企业,获得的利润微乎其微：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上的是10美元,在中国的离岸为2美元,刨除1美元是管理费和运输费、0.65美元的来料费,剩下的0.35美元才是贴牌生产的毛利.利润空间日益逼仄,附加值低、免疫力差的中国制造首当其冲,率先进入微利甚至亏损时代.温州企业喊转型多年,但大部分企业并没有脱胎换骨的变化.无利可图,大批温州资本逃离制造业.

另一方面,制造业之外的领域,尤其是能源、矿产、金融等领域,现实的玻璃门仍然高高竖起,对民营资本的恐惧还在作祟.对民营资本的恐惧,被打上深深的时间烙印.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民营资本一旦被发现便被毫不留情地斩草除根,足见社会对民营资本的忌惮.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对民营资本的忌惮仍然大量存在.2004年仅郎成平的几篇文章,就将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正向博弈――“国退民进”搅得天翻地覆,引致社会对民营资本甚至市场经济大张旗鼓的讨伐.近年来,也不断冒出温州资本退出煤炭行业,进入石油领域不得要领等尴尬.可见,社会对民营资本的忌惮尚未消退.

我认为,民营资本在投资空间上难有质的突破,归根到底,在于既得利益者排挤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民营资本,导致民营资本被边缘化.

基于政治考虑与权威规定,国有企业率先在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如果民营资本不在市场门口虎视眈眈,他们会一家独大,占有绝对垄断.而一旦民营资本获准进入,国有企业就面临着与民营资本争夺资源、资金与人力的挑战,自然不开心.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民间资本,频频从政府文件的“大门”中跳进某领域,但又无奈从现实的“窗口”跳出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有,股市是吸引大批温州资本的重地.然而,中国股市“赌”性太强.股市在很大程度上被异化为圈钱市,融资成为中国股市最重要的功能.中国股市市盈率高达60倍,西方世界20％～25％的市盈率只能望其项背.股票与上市公司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股价可以偏离公司的营业状况,能瞬间膨胀,也会一泻千里.在“赌”性过强的股市里玩水,如果不具备专业的博弈之术,温州资本的规模再大,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此外,温州资本本身也错过了不少时代机遇,如互联网等新兴经济.一旦错过,再想追赶,难免亦步亦趋,与竞争者贴身肉搏,即使头破血流,也未必成功占有一席之地.

当人们将“房价高”,“绿豆吃不起”,“大蒜写不起”这一笔笔账算到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民营资本头上时,或许我们还应该考虑到温州资本投资出口太少这一现实因素.如果温州资本能畅通无阻地进入各个投资领域,他们也就不会一味只和人们的“衣食住行”较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