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有自己的建筑学体系”:记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陈明达先生

在建筑学界,陈明达先生(1914－1997年)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原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院长樊康先生曾在纪念会上称他为”中国建筑历史学的一代宗师”,可他既不是科学院或工程院的院士,也没有赶在退休前当一回博士生导师；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工程院的院士傅熹年先生称他为“继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二位学科奠基人之后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的杰出学者”,可他在新闻界远远不是声名显赫的热门人物.

据著名建筑历史学教授王其亨回忆：当年想就《营造法式》问题请教先生,但听说先生已不问世事、足不出户,闭门谢客达三十年了.可一旦真去拜访了,却发现先生其实是很乐于与别人交谈的,对同行和学生更是倾其所知、毫无保留.而且,他也远不是只读古书的迂夫子．而时时关注着建筑业的发展方向.

又据另一位著名建筑历史学教授徐伯安回忆；有一次徐先生去看他．顺便通知他说中国建筑学会打算请他担任一个名誉职务.老先生那时虽年逾七旬,也还有很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但他却毫无回旋余地推辞那个荣誉职务,而且一并声明连会员资格也不打算保留了.他退出中国建筑学会的理由是：”此生来日无多．除再读几本书、再搞一二个课题外．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顾及其它的事了.”

作为陈明达先生的外甥和私淑弟子．我似乎并不是介绍他的合适人选：私人感情说不定会影响评述的客观．而且我向他学习的主要是古代雕塑史而不是建筑史.我之所以还要动笔,很大程度是缘于他的一个嘱托.1993年秋,他命我协助整理他的文集时,郑重地说：”整理自己的文集,不是因为它完美无瑕,恰恰是把它作为这个学科阶段性的产物．有一得之见,也必定存在诸多局限和错误.将我个人研究工作的得与失客观地公之于众,或可使后辈学人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和成果”.

我很为先生这一嘱托所表现出的豁达眼界和严谨的科学求实精神所感动,理当遵从.

陈明达先生生平：用毕生精力和时间去读通一本书

陈明达先生祖籍湖南祁阳,1914年出生于长沙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1925年随父迁居北京.1932年,因家道中落,他放弃了赴东北大学建筑系学习的机会．经小学同学莫宗江先生介绍．入中国营造学社做了绘图员.由于刻苦学习、勤奋工作,1935年与莫宗江、王璧文、赵正之、陈仲篪等一道被提升为学社的研究生.从此正式师从梁思成、刘敦桢先生系统地学习建筑学,并成为刘敦桢先生的主要助手.说来也算是前世机缘．陈明达原本高中毕业后打算去东北大学建筑系学建筑的时候．并不知道系主任已经离开东大回到北京了．也并不晓得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亦将来学社任职,然而当他不得不放弃大学学习的时候,意外地得到了更直接地向两位大宗师学习的天赐良机.

1931―1944年间.中国营造学社做了190个县(市)约2738处的古建筑考察,陈明达参加了其中的92个县(市)约1413处遗构的考察,绘制40余座古建筑的1／50实测图、20余份1／20模型足尺图.由于他在考察和研究中解决了诸如“卷煞”等许多疑难问题．被粱思成等先生嘉许为“明达有奇思”.

1949年之后,虽然营造学社已经解散．他还是利用各种机会继续做古建筑调查工作．足迹遍及全国,只遗憾错过了去西藏考察的机会.但庆幸自己曾借1946年随茅以升先生出席世界工程师大会之机,寻访了台湾的古建筑遗迹.

关于陈明达在学社工作、学习的经历,由于时下对营造学社史的介绍已经很详尽了．笔者毋庸赘言.这里．仅补充一项：抗曰战争期间博物院、研究院语史所与营造学社联合组团进行蓬山汉代崖墓考古发掘的情况.

据《隶释》卷十三《张宾公妻穿中二柱文》所附宋代大名士洪适的补记,四川地区“彭亡山之巅”有带有金石铭刻的类似埃及、波斯崖墓的古代墓葬遗存.但唐宋以来．中国文人的兴趣仅限于铭文书法,对待这个彭亡山之巅的石窟.从不曾想它在建筑学上的意义.20世纪初,大概是经法国人伯希和(PaulPelliot)的介绍,另一个法国人色迦兰(VictorSegalen”)意识到了这则记录暗含着的建筑学上的意义.于是,与洪适们时隔近千年,1904年,色迦兰组织一个考古队到中国西部做探险式考察.目标之一是寻访四川境内的汉代崖墓和陵墓石阙.所做《中国西部考古记》以诗一般的语言盛赞汉代丧葬艺术之奇伟瑰丽．却又抱着“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先入之见,不容质疑地判定四川崖墓的建筑形制起源于埃及、波斯.

约37年后,1941―1942年.陈明达代表中国营造学社参加由战时博物院组织的,由李济之、吴金鼎、曾昭炳高去寻、王介忱、夏鼐等知名学者组成的“川康古迹考察团”.在成都以南约80km彭山县江口镇一带考察汉代崖墓,雄健有力的汉代石刻斗拱由此成为可与希腊柱式相媲美的中国建筑的标志物.

据陈明达先生自己的回忆：在营造学社迁往宜宾李庄的一段时期,他曾经很迷惘、消沉.“七七事变”离开北平时只能把没有工作能力的老母亲和4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托付给亲友照料.他没有料到战争会持续8年之久．更没料到战后只剩下小弟小妹两个孤儿．其中他母亲和大妹妹贫病交困而死在同一天.在李庄的一天．陈明达北平家中的音讯没有盼到.又传来参加对曰地下抵抗活动的未婚妻殉难的噩耗.据他的老朋友莫宗江先生回忆．他当时非常忘我地工作．藉此麻醉自己；一旦停止了工作.他常常醉酒．有时醉酒于田野考察途中的山野小店.让敦厚和善的刘敦桢先生一筹莫展；更多的醉酒是在李庄宿舍.他会毫无节制地嚎啕大哭,引来相邻的梁思成夫妇,董作宾、向达、李济之诸先生．刘致平、夏鼐、高去寻等师友来看热闹.有一次甚至惊动了正在李庄做学术访问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但是.当他们听他醉中称他要上前线抗敌、他想回北平看望家人、他吟诵起杜甫的诗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时,长者如董作宾先生也难免老泪纵横.

在“川康古迹考察团”赴彭山之前,考察工作主持人、战时博物院院长吴金鼎博士语调平静而不失坚毅地说：“我是抗战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敌救国运动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战时科学考察活动等战时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当恪尽职守以维护我们的民族尊严,也为战后重建家园乃至民族的全面复兴做铺路基石.”

自听了吴金鼎先生的这番话的当天起直到56年后长辞人世,陈明达就再也没有喝酒过量的事情发生.一夜之间完成了从酒狂到饮中君子的转变.而他在彭山考古发掘工作中之尽心尽力之尽显才华．则更是成为了一段学界佳话.

按照川康考古总负责人．史语所所长李济之先生的构想,彭山考古应成为这样庞大的研究系列,以田野考古为基础形成“发掘总论”之后,考察团各位专家依照各自的专长和兴趣．分别撰写专项研究报告,如吴金鼎做人种研究,夏鼐做器物形制分析,高去寻考证东汉四川的社会风俗,曾昭提交汉代服饰专题报告,陈明达完成建筑学论文等此计划如顺利完成,则彭山考古势必成为继北京人遗址考古、安阳殷墟考古、敦煌考古之后的又一个形成研究成果洋洋大观的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大事件.但是．随着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特别是1948年后考察团近半数成员移居台湾．两岸学术界数十年不通音讯,诸先生本想用三四年完成的分项研究工作大多成了未竟之业．仅夏鼐、高去寻留下几则发掘日记手稿,曾昭先生完成了《从彭山陶俑中所见汉代服饰》.而陈明达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从勘测地形、探明墓址.到摄影、绘图、撰写论文一气呵成,共完成资料摄影200余帧、建筑测绘图150余件和六万余言的专题论文《崖墓建筑――彭山发掘报告之一》.

1944年,陈明达先生因故离开营造学社,任国民政府设计局研究员兼任陪都建设委员会工程师、重庆复兴农村水利工程处副总工程师,并在是年加入中国工程师协会为正会员,是当时高级科技人员中非常年轻的一个.从这一年起．他暂时脱离研究领域,主要从事重庆市道路网和分区规划设计工作.

1949年11月,陈明达西南军政委员会聘为工程师,主持设计并监督施工重庆西南局办公大楼和重庆市委办公大楼.这两座建筑于1953年初竣工,与之后不久竣工的重庆人大会堂同为重庆市当时最重要的三座公共建筑.这一时期,他发表了《略述西南区的古建筑及研究方向》,说明他仍在利用业余时间做建筑史学研究.

1953年至1961年,经粱思成先生推荐,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聘任他为文物局业务秘书,教授级工程师,主管全国的古建筑保护工作.这是一个名利双收且有望向副部长级或政协委员进军的职位,但他在完成了首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主持拟定了最初的文物保护法令之后,由于某种原因.就主动要求调离文物局机关．到文物出版社做编审去了.有人说他脾气太大而自毁前程．他自鸣得意说若不是为了“保护名单”和“文物法令”,他还想更早一点退出.这一时期,他发表的《中国建筑概说》、《汉代的石阙》、《建国以来发现的古代建筑》等论文.可视为营造学社古建筑调查工作的延续.

据陈明达自己回忆,刚刚完成在重庆的工作回到阔别16年的北京,成为国家文物局的首席古建筑专家,正是尽展才华、意气风发的时候,发生的一件在常人看来并不很要紧的事促使他下决心远离官场.那一次,他去参加北京市委主持召集的关于是否拆除某名胜古迹的讨论会.他带着自己精心准备的发言稿.信心十足地要说服与会者同意保留.但当他站起来要发言的时候,那位市委领导和蔼可亲、面带微笑地向他摆摆手：“文物局的同志就不必说了,你们的意见我都知道了.”之后．集体表决当然以多数通过了要拆除的决定.当时．他自认自己是少数,虽不情愿也无话可说.但事后总觉得一定有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代表反对意见的那位领导同志的确知道反对方的意见．但他不一定会把反对方的意见一一告诉全体与会人员；即使大家都知道．他也应该有进一步阐释保护的理由和权力,就像那位市委领导可以反复强调他主张拆的理由和权力一样.这件事对陈明达的刺激很大．他恍然觉得在文物局的工作远没有纳入正常的工作程序,“历史.艺术和科学”这三大价值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在任内完成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年颁布)之后,他离开了文物局机关．从此潜心研究．以期用学术研究方面的进展去推动社会对历史建筑”三大价值”的认知.于是．就有了说他30年足不出户的传闻.

1962年．时任文物出版社编审的陈明达率助手黄逖、彭士华等赴山西应县再度考察应县木塔,撰成他的第一本建筑学专著《应县木塔》(初版小8开精装,再版大8开精装,约12万字、38页实测图、142帧照片).此书于1966年终于赶在前夜出版了.曰后《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卷》列有此书的专条“这本专著阐明,中国古代建筑从总平面布置到单体建筑的构造,都是按照一定法式经过精密设计的,通过精密的测量(大尺寸精度控制在厘米以内)和缜密的分析,是可以找到它的设计规律的”.就一个科学工作者而言,这样的成果获得一项即可心满意足.死而无憾了.但是．这还仅仅是他研究《营造法式》的“前期准备工作”的三十分之一.这个前期准备还包括佛光寺、独乐寺等30多项．虽然由于“”的十年耽搁．最终只完成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就在陈明达完成《应县木塔》,等待书稿出版,并着手准备下一个研究专题的时候,距“”还有两年,陈明达就于1964年被派去陕西农村搞了一年多的“四清”.之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他被迫中断了研究工作达十年之久(1964-1973年).他年过半百被下放“五七干校”接受思想改造,先是被安排和泥、脱坯,说是让学建筑的“专业对口”,又被嘲笑为“建筑学家干起活来还抵不上一个泥瓦匠的三分之一”：继而又想起他素有“美食家”的名声,就又安排他到食堂给大师傅打下手.他日后回忆说他由此练就了一个硬功夫――两个小时切出十几斤很细的肉丝.他说他的待遇算是相当不错了――有某君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理所当然被叫去种稻子；又有某先生剑桥回来蹲了一辈子实验室．看见骡子在地里啃庄稼.分不清那骡子是马是驴,也分不清那庄稼是稻子是稗子还是麦子．不敢去拉牲口,想叫人又怕说错了让军代表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急中生智招呼别人说“动物在吃植物”；而老伴李淑其女士吃的苦则比他大．每天担两大铁桶水跑二十几个来回,全然不似当年北洋政府司法部次长家的李二小姐.

1973年名义上恢复工作后,陈明达开始写作《周代城市规划杂记》,但写来写去,还是担心被别人解释为“鼓吹‘剥削有功论’“而中途辍笔；与杜拱辰教授合写《从<营造法式>看北宋的力学成就》,却必须花费比研究课题更长的时间去煞费苦心地找寻“恩格斯语录”来为学术论文充门面.

(笔者在整理陈先生文集的时候．他曾表示“保留那些与课题无关的政治术语”,让后人了解当时是如何顶着政治压力工作的.)

1981年,他最重要的学术专著《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出版了,北京图书馆目录卡片的简介上有这样一段话：“《营造法式》是我国现存古代科学著作中最早的一部关于建筑学的著作,是研究中国古建筑最重要的典籍.本书作者研究宋《营造法式》四十余年,集其成果撰成此书.全书分七章,是一部研究较深的专著,解决了一些过去研究工作没有解决的问题等”其实,从1932年他手抄全本《营造法式》(包括文字和附图)到1995年《营造法式研究札记》因病辍笔,《营造法式》占据了他一生整整64年的时间.1980年,他向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提交“业务自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围绕着《营造法式》这个课题,从1962年起．我自己计划要做约30个专题研究．现已完成了《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两个专题等要完成预定的30个专题研究计划．没有可能了．只能一个一个做下去．做多少算多少.今后的方向只有一个：抓紧时间继续干.”

我说不清楚陈明达先生一生究竟读过多少书,只知道他5岁时开始读《左传》,11、12岁时遵父亲陈肯堂之命．一字不差地手抄了全部家藏古籍中的善本和孤本,76岁高龄时仍要笔者替他写全套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并说他仍有信心通读完这7卷34册的洋洋巨著,仍存信心以此为鉴寻求出自己研究工作的新思路.1990-1997年．就在他苦苦等待下一册《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的同时．他奋秉烛之明写下了至死也没有完稿的《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南宋一明清)》《营造法式研究札记》、《营造法式辞解》、《中国建筑史学史(提纲)》等数十万字遗稿.

从1932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起,至1997年逝世．陈明达先生从事古代建筑史和雕塑史研究达65年之久．生前出版、发表了4本专著,30余篇学术论文,死后留下相当数量尚未发表甚至尚未完成或尚待校订的遗稿,其中《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和《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战国――北宋)》被公认为是这个学科具有突破性进展的重大研究成果.他所做的工作,表面上看包括古代建筑遗存调查、测绘、研究、新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文物法规以及文物图书编篡,古代雕塑史、书画史研究等,但实际上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古代建筑历史研究的．而研究的中心课题就是《营造法式3.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研读《营造法式》一生.

陈明达先生的建筑创作实践：为了一个富

有诱惑力的挑战

从上述陈明达简历来看,他一生的主要精力都倾注在古代建筑历史研究上了.但是,他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其最终的治学着眼点其实是与从事新建筑设计的同行们一样．始终是围绕着中国新的建筑发展方向进行的.换句话说．推动中国现代建筑业的发展才是其治学的根本目的.为此．只要有机会,他总要将理论上的探索放到实践中去检验一下.

据笔者所知．他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工作有：

①1936年为南京博物院大楼的设计方案提供艺术形式和技术环节的参考意见.

②1946年设计南京陈平阶私宅.

③1944--1948年参加重庆市道路网和分区规划的设计工作.

④1949--1953年主持设计并监督施工重庆西南局办公大楼和重庆市委办公大楼.

1936年,南京博物院大楼的设计者徐敬直、李惠伯二先生为设计方案所涉及的辽代殿堂式建筑的结构和技术细节,请求粱思成,刘敦桢二先生予以支持.梁刘二人当即将这件事当作学社研究生的实习作业委派给莫宗江、陈明达二人.在这次将古代建筑形式运用于新建筑的实践中.陈莫二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建筑的民族化问题．绝不是用新的建筑材料去简单抄袭旧有的样式.而是要从整体格局、建筑尺度、周边环境等方面去表现建筑外在形式所蕴含的民族精神特质.

为此,1946年,陈明达的堂兄陈明泰(字平阶.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驻英武官)要求为他在南京设计私宅时,他设计了一套完全不用传统建筑符号．主要以平面布置体现中国式生活氛围的住宅建筑方案.可惜现在已无法查实这组建筑在南京的下落了.

至于1944年参加的重庆市道路网和分区规划工作.陈明达先生认为：那次实践的实际意义.只证明我们对《周礼冬官考工记》以来的传统城市规划思想远远没有认识清楚.面对1949年以来城市规划工作的失误和现实存在的困境,他坚持认为发掘整理古代规划思想,甚至对解决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的城市建设困境,也是不无借鉴价值的.为此,他认为他在学术上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将他1973年中断的周代城市规划研究持续下来.

有关陈明达先生的建筑学实践,可能最值得重视的,是设计重庆西南局办公大楼和重庆市委办公大楼.

他曾回忆说后来接触到一些的大官,更觉得他们的文化水平远比想象的要高.比如那次为筹建西南军政大礼堂和西南局、重庆市委两个办公楼,他与另一建筑师(可能是张家富先生)去见,和他的秘书很认真地听取了他关于设计西南局.重庆市委两个办公大楼的构想,态度很诚恳.他记不清他讲完后是本人还是秘书说：汉代初年有两个做法,一个是建造未央宫“非壮丽亡以重威”：另一个是“休养生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最后,下结论的肯定是,“这两个做法都要的――党政机关的办公楼要简朴、实用,尽量节约资金以体现人民政府要让人民‘休养生息’的一面；以后,还要建造一个作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主会场的大礼堂.这个大礼堂一定要雄伟壮观以‘重人民当家作主之威’.“以的这番话为总体思路．20世纪50年代重庆市前后建筑了由陈明达设计的简朴而不失端庄气度的西南局办公大楼.重庆市委办公大楼,以及由著名建筑师张家德先生设计的超大体量的重庆市人民大会堂.目前．重庆市人民大会堂依然是重庆的标志性建筑,而另两座建筑能否保存下去,却是令人担忧的.

他解释他为什么记不清楚那个引经据典的人究竟是还是他的秘书．他说完全没有想到除之外．别的的大干部也有旧学根基．当时当真是高兴得飘飘然了,满脑子都在想“有这样内行的新政府．今后肯定可以继续搞古代建筑研究”.的这番话能够激发这个年仅35周岁的建筑师怎样的创作热情．似乎半个世纪之后还是那样鲜活如新,他回忆说：”既要节俭,也还须有适度的庄严大方.之所以如此,竟完全是为了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这样的业主要求,对任何一个建筑师来说．都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挑战.就为了这番话.不久之后,经梁思成先生力荐,郑振铎聘请我去文物局工作――1944年离开营造学社以后．我只能坚持业余时间搞研究――我终于可以专职做我中断了5年的古建筑研究了,但是,我宁愿错过这个天赐良机,也必须把这两个办公楼搞完再走.”

1999年夏．笔者曾造访重庆市博物馆．这家博物馆的主楼,即当年陈明达设计的“重庆市委办公大楼”.从第一次见陈明达的这个建筑设计,我没有发现出建筑本身有什么过人之处.我在想．这座楼除了正立面的朴素大方及环境的清幽之外．似乎与近代大多数中国建筑师的仿效洋风并没有大的区别,但又似乎有所区别.所以,本着研究者必须保持的客观公正的立场,宁愿下这样的结论：一个一流的建筑历史研究家可能当真不是一流的建筑设计家.

然而,就在我决定离开博物馆,沿博物馆门前盘山公路走进枇杷山公园的时候,回头从博物馆的左后方又看了看身后的博物馆,我想我应该与这个陈明达的建筑做个告别――即使他可能确实不是一个一流的建筑设计,也毕竟它体现了一个“休养生息”的建筑年代.这时,天上的云散了.偏西的太阳透过树丛斑斑驳驳在博物馆黄墙红瓦上洒落下炫目的光点和泛绿的树影,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很美,我突然想到如果这里的周边建筑仍是当年的建筑,这里的环境会更美.枇杷山山顶.现在是绿树环绕的一小片草坪．在草坪的另一端有一个建在高台上的望江亭曰“红星亭”.很幸运这个重庆渝中区的制高点还没有再来个摩天大楼做制高点的制高点,我不必上红星亭就看得见博物馆的红瓦屋顶在脚下像一只大鸟舒展开

她的双翼那样展开一个略近似十字的平面布局；很不幸．博物馆脚下的高楼的高度已然超过博物馆屋顶许多．挡住了向江边眺望的视线.我突然明白了设计者在建筑规格和整体布局上的煞费苦心：从枇杷山正街盘桓而上．我们看到这个20世纪50年代的市委大楼坐落位置接近山顶．借助山势显见她的高大宽阔,与相临街区相比又不显突兀,在其高度上控制在不遮掩山顶俯视视线的程度．进而使建筑完全融入山体．并在那个时代不动声色地拉近了与更远处滔滔江水的距离.我静下心来．自红星亭附近走下一层盘山路绕到博物馆的另一侧,博物馆暂时在视野中消失了.山路蜿蜒.左侧是垂挂着碧绿色爬山虎的石壁,右侧是近于平地的缓坡,待从绿草,修竹和芭蕉丛间见到一个红砖黑瓦的英式别墅(据说抗战时期有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及工商界巨头纷纷在这一带置办官邸私宅．这个红砖小楼即是那时的遗迹之一.而当时的陪都建设委员会抓紧搞重庆的分区规划．也有遏制这个”大兴土木”风气的意思)的同时．望前稍微留心一下.很容易就看到后面是一排黑瓦黄土墙的老民房,看到了老民房稍后稍下的博物馆的一角.我继续沿这条路前行,每走一步,博物馆就向着画面的主角接近了一步.就这样．我不知不觉也转回到枇杷山公园入口处.再次回到博物馆建筑区了.这一次．带着对原建筑环境的认识．我恍然发现这个公共建筑在当年是如何与周边的平民住宅区相协调的了.故无论其是否与陈明达相关．都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尝试：作为一个毕生研究中国古建筑特别是木结构建筑的学者．陈明达没有沿用大屋顶、斗拱等公认的中国古代建筑符号.也放弃了平面布置的对称原则,针对地势和周边环境,完全自由地使用西洋式建筑材料安排建筑的平面和立面,但人们感觉它绝不是中国人对西洋建筑的刻板模仿．而是使用新材料去营造一种内在的中国氛围.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从建筑尺度上把握人与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在于实用功能与诗意的完美结合.

至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陈明达在与笔者的交谈中,反复提到说：“既要节俭．也还需有适度的庄严大方.之所以如此,竞完全是为了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这样的业主要求,对任何一个建筑师来说．都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挑战.”

也许．这句话正暗合了陈明达一部分对中国古代建筑思想的理解.

陈明达先生的治学目的：“一定要有自己的建筑学体系”

笔者整理陈明达遗稿不觉已有十几年了．这差不多是一个被古建筑实例、各类实测数据和浩如烟海的古文献所充斥的世界.但是．如果静下心去．你会发现其中涉及现代建筑不多的几处文字,其实是很能说明陈明达学术思想的.

其一,1961年,陈明达撰文《对<中国建筑简史)的几点浅见》：

“中国建筑新形式的创造,必须应用新材料、新技术.适应新的功能要求,这也注定要摆脱旧形式.但是,看一看欧洲那些国家的建筑史．就可以看到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建筑的发展仍是联贯的、有线索可寻的等书中较多地分析了西方”独院式高级住宅”.上海里弄住宅和公寓的出现等恰巧没有详尽地分析这些建筑在社会功能上、结构上、经济上的优劣,更没有提到这种外来资本主义的产物和民族生活习惯之间的矛盾2.”

这里,与惯常的只注重艺术风格演变的建筑评论不同．他更切入实质地引入了“生活习惯”这一涉及建筑的实用功能的重要概念,从而在本体论上指明：建筑作为一门艺术,首先要从生活实际去把握.

他反复强调的是建筑功能与民族生活习惯之间的内在关系．他做着冷静的理论分析,保存着中国式的”可观、可赏、可游、可居”的旧梦.一辈子专门研究传统建筑的陈明达先生其实也不是对现代思潮视而不见.在他的心目中．建筑是一门生活的实用的艺术．中国的建筑艺术可以有样式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千变万化中也总有某种永恒的东西．即那种交织着中国人生活习惯、智慧和独特审美趣味的至今仍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形上理念.

其二．《从营造学社谈起》一文记录了1988年陈明达对来访的学生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陈先生说：“外国的现代建筑理论是从哪里来的,是他们研究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建筑史总结出来的.他们提出的建筑三原则‘适用、坚固、美观’等这个原则是西方的,是西方人研究希腊、罗马建筑之后的一个总结.那么,中国建筑是不是也适宜于这个总结呢是否存在一个与西方建筑迥异其趣的中国建筑学呢?等下一步我们研究中国建筑史的目标．可以确定为：把中国古代的建筑学找出来．将其复原.”

在同一文中,素以治学严谨著称的陈明达却对建筑的民族形式问题．发表了一个充满的见解：”民族形式就是要等你去创造!民族形式不是固有不变、等你发现的东西,而是一个创作问题,要你在外面传统文化的基础是,根据我们这个民族的现实去创造等我觉得,创造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难题．只要你立足于现实生活．脑子里有创造意识,同时,对我们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中国建筑设计观念熟知和理解,你就可以去创造3.”

陈先生的这句话看似一个简单命题,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仅熟知和理解“中国建筑设计观念”一条,就是建筑界几代学人至今仍在苦苦探寻而至今不得其解的.或者说,陈明达皓首穷经研读《营造法式》、倾注倾尽毕生心血古代建筑技术之谜,就是为了换取对中国古代建筑设计观念以及相应的中国文化观念的深入理解.

其三．也正是充分认识到学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陈明达先生在其《中国建筑史学史(提纲)》中写道：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什么要有一个本民族的建筑学．一个与西方建筑学不同的建筑理论体系.在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但终归与古希腊古罗马建筑有一个明晰的发展脉络.我们呢?我们的问题是一直拿不出自己的理论传承来供我们的建筑师参考(仅仅提供或大屋顶或斗拱的图样．恐怕不济事,甚至适得其反).不是没有古代建筑学,只是年久失传.需要我们通过古代典籍和现存实例去重新发现.经过半个世纪两三代人的努力．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肯定一点：“确实存在着一个与西方建筑学迥异其趣的中国建筑学体系”.

为完成这个目标,我们现在具备一些有利条件――现在的建筑历史研究比当初的涉及面要宽广得多：我个人从《营造法式》研究入手,已经触及古代建筑材份制设计原则、平面布置、构图的艺术规律等等有的学者则偏重于城市规划思想研究有的学者在古典园林学的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还有的学者试图从风水学入手．探讨中国建筑在与自然.社会的适应关系上把握建筑理念等另外．近年来对近现代西洋风建筑实例及外来建筑思潮的研究也成为了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这样,就为我们立足民族文化传统．借鉴西方正反两方面经验．最终确立新的中国建筑学体系提供了初步的条件.

也存在许多不利因素：

①从事各个专题研究的人还很少能把自己的课题深入到建筑理论层面．更没有与建筑学整体发展方向联系起来.比如有人以考古学方法研究古代建筑．结果是把建筑历史研究从建筑学中分离出去,成了考古学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混淆了学科概念．忘记了建筑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研究建筑”而不是单纯搜集史料.

②在各个专题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还须随时考虑到整体把握建筑学理论体．这很不容易(可能在我们之后会有一个新的大宗师).

③从事建筑设计的人难免急进功利,没有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及现实需要.搞民族形式的．只注意外形像不像某朝某代．不去想某朝某代为什么有这样的外观,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使用这样的特定形式；而搞西洋风的人．似乎也很少考虑到中国人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需要什么样的建筑环境.

④从根本上说,最不利的因素,似乎从主管建筑的最高领导到普通百姓,都还没有把建筑的民族化与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大家只知道建筑要曰新月异,殊不知就是在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发源地之一的法国．也是把民族化当作现代化建设的组成部分的4.

约2000年前．古罗马人维特鲁威作《建筑十书》,这是西方最早的建筑学专著,由此确立了影响至今的建筑学三原则：“坚固、适用、美观”.“那么,中国建筑是不是也适宜于这个总结呢,是否存在一个与西方建筑迥异其趣的中国建筑学呢”

陈明达先生以毕生精力读书破万卷行路逾万里.似乎唯一的目的就是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他坚信答案就在北宋李诫于900年前所著《营造法式》一书之中.他认为营造学社2738处遗构的考察仅仅是初期的工作,在真正进入《营造法式》的理论研究之前.还必须再做二三十个典型建筑的全面考察.于是,他开始了一条李时珍式的探索过程――风餐露宿的实地考察、卷帙浩繁的文献考据.殚思竭虑的理论分析,心无旁骛的潜心撰述.

他说：“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桂莘先生请来了粱思成先生任学社法式部主任,之后又请刘敦桢先生

任文献部主任.朱桂老的意图很明确：借鉴西洋的科学方法把神秘的中国建筑纳入到一个明确的科学体系中去.从那以后,几代学者由最基本的搜集原始资料,到逐渐深入的个案研究,先后奋斗了几十年,所达到的进度不过是可以坚信一点：确实存在一整套自成体系的与西方迥异其趣的中国建筑学.但这还是一个科学猜想,真正从理论上实践上去重新建立本民族的建筑学体系,还要走很长很曲折的路.”

于北京丝竹园小区聊斋

注释：

1．陈明达,古建筑与雕塑史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第301页

2．陈明达古建筑与雕塑史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第159页

3．陈明达古建筑与雕塑史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第214―216页

4．陈明达中国建筑史学史(提纲)未刊稿

作者：殷力欣,中国艺术研究院

收稿日期：2006年5月

1　陈明达肖像(1997)

21957．4北京,中国建筑座谈会

第二撑左起第二人为陈明达

第二排左起第四人为莫宗江

前排左一卢绳．左五刘致平．左七梁思成,左十

刘敦桢

31940南充西桥

左起：陈明达梁思成英宗江

4　1953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合影

左二郑振铎,左三张珩,左四陈明达,左五罗哲

文

51939四川渠县浦家湾汉代无名阙

陈明达考察

61939四川雅安汉代高颐阙

陈明达考察

71941陈明达搔

四川彭山406号汉代崖墓外景

81971陈明达夫人李淑其在五七千校

9　陈明达手绘彭山汉代崖墓出土瓦屋

10　陈明达手绘营造法式及研究卡片

11　陈明达手抄曹遣法式

12　陈明达工作照(绘图)

13　考古学家董作寓先生将自己的书法作晶送给陈明

达先生作为新婚贺礼(1943年于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