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能源与汇率方面透析中欧经济关系

内容摘 要 ：本文全面采用西方文献为依据,首先讨论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理解以及产生误解与误判的原因,然后介绍欧洲与中国在贸易、能源和汇率三方面的冲突,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双边经济关系的未来作出理性预测.

关 键 词 ：中国与欧洲 贸易 能源 汇率

西方对中国的误解与误判

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以来,西方人一直普遍相信,中国将成为像西方一样的一个国家.但今天的西方人惊讶地看到,带有独特价值观和强大自身个性的中国从来没有以一个乞求的方式走向西方所预期的生活状态.看起来,中国永远不会成为像西方一样的国家. 2009年11月14日,在奥巴马抵达北京之前的48小时里,国家副主席在北京举行会议,鼓励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应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同年的11月13日和14日,主席的一个政治顾问郑必坚飞往中国台湾参加一个政治制度研讨会.这是北京高级官员首次以开放式的态度讨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之间的差异.这两个消息似乎表明在当前全球经济陷入困局的情况下,中国再次对西方制度的价值表达了怀疑,而且将会选择一条更加慎重的崛起之路.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中国老百姓彻底失去了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一点儿信仰,取而代之的,是中国老百姓对“摸着石头过河”的社会体制改革方式的更加自信.与西方媒体和西方老百姓的期望恰恰相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没有渐渐地被西方制度所取代,反而在不断地得到加强,并且随同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在国际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英国记者和《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西方世界的终结和全球新秩序的诞生》一书的作者马丁雅克说：“西方对中国已经误读几十年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信息发达的西方社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做出错误的判断呢?

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西化；然而,现代化并不仅仅是通过市场、竞争和科技来形成的,它也包含了浓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古老的中国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历史的农耕文明,其历史和文化跟任何西方国家都有着天壤之别,所以,中国如果有一个非常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也就不足为奇了.回头看,在经济领域,西方20世纪90年代初很多关于中国发展进程的权威性预测都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在中国经济回归世界舞台之前,从来没有人想过一个发展中国家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今天,这已经成为了现实.而且,今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已经不再怀疑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这与20年前他们的信仰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西方人想真正了解中国和客观判断中国前途的话,那么他必须要先对中国的文化有一定的认识.

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孔子认为自己是一个保守派,他经常谈论“先王之法”,并认为其代表着政府治理国家的合法性.虽然这一想法与追求创新的西方体系截然相反,然而,孔子的很多想法也影响了西方中世纪的大哲学家们,比如约翰洛克.洛克认为,政府应该怎么写作于人民,而不是反过来.他主张政府只有在得到人民认可并且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其统治才有正当性.这一观点与儒家学派的另一位代表性人物孟子提倡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如出一辙.约翰洛克的哲学思想影响了许多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和美国开国元勋,他的理论被反映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上.孔子坚持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社会道德是社会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基础.直到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孔子的思想和著作一直是中国教育的基础.儒学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巨大的.即使在今天,中国老百姓和媒体仍然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孔子的话,只不过有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孔子的话而已.这是因为许多孔子说过的话已经演变成了成语,深深植入民众的脑海中.

中国人对本民族文明的认同感来自于悠久的历史.它是由极其漫长的文明史、无比巨大的地理和人口的规模和多元性文化塑造而成.令西方国家无法理解的是,中国老百姓普遍认为,统一是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多元性是国家的生存条件之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可以给香港提供“一国两制”的体制,使香港从英国人手里回归祖国以后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跟西方社会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完全不同的是,中国人民认为自己的国家是自己的保护人、管理人和中华文明的体现者,其首要责任是维护民族的统一.因此,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即符合上述条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200多年以来,欧洲和美国在世界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因此他们并没有去了解其它文明的紧迫感.然而,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欧洲和美国将不得不在日益平等的条件下与世界的其它国家进行交往.中国哲学和历史可以帮助西方回答为什么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与西方国家相比是如此不同这个问题.只有在对中国哲学和历史有一定认知的基础上,西方人才有能力了解中国人民的行为和准确预见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

评估中国欧洲关系

随着双方整体利益稳步而逐渐地彼此靠近,欧洲和中国的关系正处于一个复杂的十字路口.双方都看到了牢固的双边关系所带来的巨大价值,而且任何一方都不再把对方看作自己的一个主要战略威胁.当中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不断获得成长的同时,双方发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范围已经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日益扩大,当然最首要的还是在经济领域.在短期内,欧洲和中国关系最突出的特点是经济的继续增长和随之而来的的经贸关系紧张局势.在中期或长期,双方将在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领域集中合作找到一个具有更大价值的共同点.这在双方看来都是首要的核心任务.本文将讨论中国与欧洲关系的三个重要问题：经贸关系、能源和货币.

(一)贸易关系

近年来,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急剧增加.中国现在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欧盟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工业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和杂项工业品.欧盟对中国的出口也都集中在工业产品方面：机械和运输设备,杂项工业品和医药等化学品.以下是2008年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统计：

货物贸易：欧盟向中国出口货物：784亿欧元；欧盟从中国进口货物：2476亿欧元.怎么写作贸易：欧盟向中国出口怎么写作：201亿欧元；欧盟从中国进口怎么写作：144亿欧元.外商直接投资：欧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45亿欧元；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1亿欧元.

这一组统计数字表明了中欧双边贸易的巨大规模,欧盟在货物贸易上有逆差,但在怎么写作贸易有顺差.欧洲对中国的直接投资（FDI）在2005年已达到60亿欧元,而在2008年下降到45亿欧元.一方面,欧盟的开放市场对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另一方面,欧盟也从中国市场的增长中受益.但是,双方仍然在履行世贸组织的义务方面存在冲突,包括公平贸易和保护知识产权.这些尚未解决的冲突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双方有越来越多的合作,欧盟仍然认为中国是欧盟贸易政策的最主要挑战者.

欧盟贸易委员会行政长官曼德尔森在布鲁塞尔举行的2006年欧盟与中国大会上说,欧洲需要适应中国的快速上升,中国需要认真履行其对世贸组织的义务,并且积极在全球经济中负起责任来.他呼吁中国给予欧盟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以公平的待遇,并且指出,中国在从全球贸易中获益巨大的同时,需要更好地执行知识产权规则,为欧洲对中国的投资和出口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来自中国的大量进口可能给欧洲国家带来实际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威胁.曼德尔森拿美国的例子做对比来解释这一情况：在过去十年中,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估计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5千亿美元,同时使美国的制造业企业因为在国内生产上的大量廉价投入而节省了几乎同样数额的钱,因为这些企业不但从中国进口原材料,而且也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这些节省下来的钱被美国或者用于投资或者用于消费,这样当然就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欧盟的情况可能会跟美国非常相似,尽管曼德尔森没有找到类似的数字.中国对欧洲的最初的挑战一直是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国正在加强在研究和开发上的投资,并且正在转入成本较高的生产.因此中期来看,中国将在汽车业和精密仪器制造业成为欧洲的挑战者.从长远来看,这两大贸易伙伴之间的竞争可能会转移到飞机和海洋工程领域.欧洲必须接受、适应中国的崛起并且做好与中国竞争的准备.中国必须继续努力来满足其对世贸组织的义务,并且遵守国际贸易规则,这是符合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的.为了创造一个双赢局面,中国与欧洲之间更密切的合作是关键,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在2008年中国和欧盟共同推出了新的战略机制,推动贸易和经济政策,这将有助于两大经济体关系的发展.

（二）能源

随着经济的飞速增长,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强劲需求已经对全球原材料市场产生重大的冲击.从1995年到2005年,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占全世界能源需求增长的32%,而欧洲只有11%.据国际能源机构预计,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还会继续增长,到2030年之前将增加一倍以上.欧洲明显受到了能源相对提高的影响.中国的快速增长,不仅带来了全球市场的商品供应冲击,也造成了全球市场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冲击.因此,中国的发展往往被欧洲看作是一个威胁,不仅是因为欧洲的贸易逆差,而且也体现在能源市场的竞争方面.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有两种方式可以解决能源供应问题.其一是依靠公开市场和用来完成这些市场正常运作的多边规则.另一种是依靠自我保险,通过积累储备或与选定的合作伙伴进行双边交易.这两个解决方案在供不应求的市场上是难以兼容的,因为双边交易会减少市场的深度（市场深度是衡量超大规模交易情况下变化的标尺.变动越小、交易越大,市场深度就越深）,因此,国家安全将主要依靠能源的供应链.在过去几十年,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是用第一种模式取得能源,而欧洲主要依靠全球公开市场的石油供应.然而,面临不断增长的石油需求而在全球公开市场无法满足能源供应的中国则主要依赖双边石油协定来取得能源.欧盟的能源安全很可能受到破坏,双边石油协定带来的重大影响可能会改变世界石油供应的格局.欧盟和中国之间应该就此问题举行严肃的前瞻性对话,交流双方对未来的能源和原材料市场的看法.

中国进口石油中的48%来自非洲,这个数额仍在上升.非洲的第三大石油生产国苏丹的石油产量超过60%到了中国.安哥拉和尼日利亚各发送本国石油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中国.中国在与非洲国家的石油贸易上得到了非常优惠的,因为他们为这些非洲国家提供了投资和基础设施贷款,而这些贷款通常是零利率或者接近零利率.与总是试图把贸易和投资作为干涉他国内政手段的西方国家做法截然相反的是,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强调国家交往奉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这符合孔子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发达国家不断批评中国对于这些非洲国家的发展没有贡献的最主要原因,但是,这个因素也造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在非洲更加受欢迎.

事实上,中国和欧盟在能源和环境保护合作的领域很多.中国和欧盟各国政府应该协调合作,共同加大力度开发新能源.如果双方能够在开发新能源领域分享新技术和在使用传统能源领域分享经验,欧洲公司将可以降低开发的成本,而中国公司可以取得更迅速的进展.欧盟和中国应进行通过积极的对话找到一种途径来促进欧洲的与能源相关的技术向中国转移,而作为回报,中国将向欧洲开放正在快速增长的国内消费品市场.在欧盟和中国双边关系的处理上,理性的选择是放弃它们倾向于玩的零和游戏.欧盟和中国双边关系并不一定是能源需求上的竞争力.双方的合作将对双方大有裨益,同时也能减少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压力.

加强在这方面的合作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欧盟.例如,中国已投入商业运营的核电反应堆有11个,但这些远远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中国已经动工修建其他的核反应堆,其中一些应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实现到2020年前核能力提高6倍到至少60亿瓦的发电量,然后到2030年之前再增加120-160亿瓦的发电量.对于建设核电站,中国需要从西方进口技术.通过向中国提供技术和专业人员,欧盟将受益于中国的这些大型项目投资.在非洲问题上,欧盟和中国也应该求同存异,找到最佳的合作领域,发展特定的伙伴关系,在促进欧盟和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积极推动非洲的发展.

(三)汇率

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欧洲最为关注的首要问题之一.以欧元集团主席让克洛德容克、欧洲银行行长特里谢和欧盟专员阿尔穆尼亚为首的高级别代表团于2007年11月来到北京,对中国的货币运行方式表示了不满.他们的第一推理来自于对美元的观察 ― 为了减少美国现在的财政赤字,美元需要强行地被贬值.按照这个逻辑,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硬性变化把负担转嫁给了汇率更加灵活的欧盟,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却对欧元贬值了.被高估的欧元对欧洲是有害的,因为它将以牺牲欧洲出口为代价增加美国的出口.对人民币汇率不满的第二个理由是来自于资本帐户.由于美元贬值将减少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中国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偏好将减弱,而中国央行也将因此把国家储备变得多样化,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专注于美元资产的积累.这就意味着以欧元结算的资产在市场上的需求大增,因此欧元汇率增加一个向上的压力.这两种方案的构想均来自于汇率市场供需均衡的理念.由卢森堡首相让克洛德容克率领的欧盟金融代表团于2009年11月29日呼吁中国重新评估在许多欧美决策者眼里被严重低估的人民币.这些西方决策者们普遍认为,被低估的人民币给予了中国出口制造商以巨大的竞争优势.

跟美国的观点一样,欧盟敦促人民币升值的论据也将指向中国在全球范围持久性的高额贸易顺差,特别对欧洲联盟成员国的顺差.要处理这个问题,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学院亚洲研究所主任威廉范德格斯特指出,欧盟必须留意的一个真相是,中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都充分认识到中国需要更大的汇率灵活性；而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充分认识到一个突然性的大幅度上调人民币汇率所要付出的代价.因此,中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们宁愿逐步取得进展,并且极有可能一步步采取以下策略：增加外汇交易量；引进控制货币风险的对冲工具；金融部门改革和加强其监管力度.

在这种局面下,为欧洲出谋划策的智囊们能够做出的一个常规性政策建议是与美国和日本密切合作,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逼迫人民币升值.然而,这些盟国从内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是：尽管美国的经济学家和参议员们一直在批评中国的货币政策,然而美国机构的正式声明却在反复地代表着与这些声音截然相反的立场. 比如,2005年美国财政部宣称中国政府并没有违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操纵人民币汇率.同样,在2009年4月美国财政部又宣布,中国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以增加其出口.这一新的报告中强调了奥巴马政府跟北京交往时所使用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方方面面,但是唯独没有提到人民币汇率问题.这说明,促使人民币升值并不是美国政府的首要利益.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中美关系的整体利益迫使美国政府为了顾全大局而不得不放弃对某一个具体利益的关注,比如人民币汇率.而如果没有美国的合作,欧盟和日本单独向中国施压是不可能使人民币汇率在短期内作出改变的.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反对人民币升值最强有力的论据是,人民币单边升值的结果只能是把中国的贸易收益转移到其他廉价劳动力国家,对于国际贸易收支平衡并没有贡献.事实上,欧盟的贸易赤字和失业上升的最终驱动力是欧洲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廉价劳动力地区进行生产的强烈动机.值得注意的是,大卫理查德所倡导的“比较优势”来自他生活的那个资本在国际上不能自由流动的时代背景,而今天的资本在国际上是高度自由流动的,资本流动的成本是低廉的,比如通过电子银行转帐.因此,今天的投资者们所追逐的不是大卫理查德所说的“比较优势”,而是“绝对优势”,即哪里便宜就在哪里生产.即使人民币像欧洲人所期待的那样升值到足够的程度,西方从中国的进口将下降,但欧洲和美国的国际大公司将快速调整,转移生产基地,因此,欧美国家从中国进口的下降额度将很快被其他廉价生产国的进口增加额所补偿.这些国家主要有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强烈反对国际上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他认为,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根本无助于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而且会摧毁中国经济,引起强烈的通货紧缩,使其农村产业变得更加贫穷,经济增长速度削减多达一半.他甚至希望中国继续保持人民币兑美元的固定汇率,并同时逐步走向货币的自由兑换.中国积累的庞大外汇储备的问题将被上升的中国海外投资和中国老百姓越来越多地消费进口商品来解决.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希恩杨帕尔克通过对全球经济失衡和汇率政策的大量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国人民币升值20％才会使美国的财政赤字减少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0.1％的额度.因此,人民币升值并不能真的被用作调整全球贸易高度失衡的工具.

总而言之,本文认为一方面在短期内不会实现令人满意的欧洲人的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即使实现了足够的人民币升值,它也无助于调整在全球范围的贸易不平衡.西方的政客们对这个结论显然是洞若观火的,尽管如此,他们仍然鼓吹人民币是全球贸易失衡和西方经济低迷与失业率的罪魁祸首,仍然热衷于逼迫人民币升值,个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政治是国内性的,而贸易是全球性的.西方政客们普遍专注于选举的成败,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向选民许诺创造就业岗位,而不会关心距离他们遥远的另一个国度里的就业状况.人民币升值尽管不是治疗全球贸易失衡的良药,但它被西方国家政客们一再地利用为自己拉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