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贸易开放度关联性的实证

[摘 要 ]利用浙江省1994—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浙江省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度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浙江省金融发展规模指标与贸易开放度互为协整关系,同时,金融发展规模指标是贸易开放度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成立.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与贸易开放度不具有协整关系,但是金融发展效率指标是贸易开放度的Granger原因.因此金融体制改革是实现浙江省贸易开放度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关 键 词 ]金融发展；贸易开放度；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B

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因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被视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金融与贸易在国与国以及国内的互动关系日益突出,金融与贸易的关联性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际贸易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浙江省作为一个贸易大省,其成绩尤为突出,2009年的进出口总额高达1877.35亿美元.本文欲利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浙江省1994—2009年贸易开放度与金融发展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

一、指标的选取和数据描述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对外贸易一直快速稳定的发展,对浙江省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日益增大.同时,在浙江省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浙江省金融发展呈现出多样性、高效性、超前性和国际性的特征.浙江省经济的增长有效地促进了金融的发展,而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同时也对对外贸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为考察浙江省的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度的关联性,笔者采用单位根、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从数据的可获性和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出发,以浙江省994—2009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作为研究浙江省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度的数据基础.

(一)指标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1．金融发展指标：金融发展指标应该能代表金融相似度检测的规模和金融相似度检测的运行效率.在现有的文献里,常用来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有麦金农的DEPTH,King和Levine的BANK、PRIVY及PRIVATE,以及存贷利差RR等.基于一个省的数据的可获性和指标的适用性,笔者选用金融发展规模指标（DEPTH）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PRIVY）作为金融发展的指标.其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1995—2010）,《浙江金融年鉴》（1996—2010）.

（1）金融发展规模指标（DEPTH）：国际上通常用戈氏和麦氏指标从总体上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程度.前者是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用“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后者是麦金农(1973)运用货币存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一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常简化为M2与GDP之比.笔者考虑浙江省数据的可获性,使用全部金融机构贷款额与名义GDP的比值作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该指标着重从金融部门规模及其动员储蓄的能力方面度量金融发展的水平.

（2）金融发展效率指标（PRIVY）：等于非金融的私人信贷总额与名义GDP的比值,该指标是衡量贷款运用效率的指标,能够很好地度量一国金融市场化的效率.本文的非金融的私人信贷总额数据由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三资企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三项指标合并而成.它本是用来衡量金融相似度检测的运行效率,但Levine和Beck等人已经说明其可以用来衡量整个金融部门的运行效率,而且也是目前衡量金融发展效率的最佳指标.

2.贸易开放度指标：学者们在贸易开放度指标的选择上差别很大,如Sachs-Warner(1995)采用“二进制”方法,综合运用5类指标来分析一国的贸易开放程度；道拉斯法(1992) 用商品实际对贸易开放条件下的偏差程度来体现贸易开放度；还有一些学者使用与贸易限制有关的变量作为贸易开放度.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1995-2010）计算整理而得.

(二)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从图1中可知,浙江省金融发展规模与贸易开放度共同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而金融发展效率与贸易开放度的关系却呈负相关关系.但这是否是一种长期的均衡的状态还有待实证分析.

二、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度关联性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平稳性检验

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首先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只有变量在同阶平稳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协整分析.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的常用方法是单位根检验（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时,先根据其基本时序图确定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是否存在,再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确定滞后阶数,最后根据ADF统计量判断是否平稳.

注:(1) 没有*表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上成立, *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上成立, (2)检验形式中的c,t分别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3)ADF临界值来自于Eviews6.0,(4)Δ表示序列的一阶差分.

从表2可知,在10%的显著度上,所有变量的原序列的检验结果都没有拒绝有单位根的检测设,因此、、都是非平稳的.而一阶差分后都拒绝了有单位根的检测设,因此差分后变量是平稳的,即为I(1).根据协整理论,若变量间是同阶平稳的,那么就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下面就检验上述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二）变量间协整关系分析

虽然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贸易开放度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但其可能存在某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笔者运用Engle-Granger两步协整检验法,先用OLS法估计两个I(1)变量的长期均衡方程： ,再检查残差项的平稳性.如果残差项是平稳的,则变量与是协整的,与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如果残差项是非平稳的,则变量与不是协整的,与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通过Eviews6.0软件计算,结果见表3：

注:(1) 没有*表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上成立, *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上成立,**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上成立, (2)检验形式中的c,t分别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3)ADF临界值来自于Eviews6.0.

从表3可知与是相互协整的,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对是协整的,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对却是非协整的,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与,与,与的协整关系所对应的长期方程分别为(其中括号中数字为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 ：

由（1）、（2）可知与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贸易开放度与金融发展规模指标之间相互存在强正相关关系,与实际情况相符,有明显的经济意义.

由（3）可知与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其回归结果不显著,无经济意义.

(三)变量间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

由以上分析得出,贸易开放度与金融发展规模指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但是两个变量之间能否能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这里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进行分析.由于和之间不具有协整关系,所以不再讨论这两个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该检验的判定准则是：依据平稳性检验的滞后期来选择本检验的滞后期,根据输出结果的P值判定存在因果关系的概率.检验结果见表4.

从表4可知,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都是贸易开放度的Granger原因,而贸易开放度并不是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从短期上看,金融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开放.

注:(1) P值表示检验概率值,若P<0.05,表示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水平下成立.

三、实证结论与原因分析

(一)实证结论

本文利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浙江省1994—2009年的贸易开放度与金融发展关系做了实证分析.其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浙江省金融发展规模不仅从长期看与贸易开放度相互影响,且在其短期变动上与贸易开放度也显著相互影响.以上检验结果表明：一方面浙江省金融发展对贸易开放过程的渗透力、影响力与推动力越来越强,金融本身的发展已经构成贸易开放度发展必要的基础性条件；另一方面说明,贸易开放度已经成为金融发展的重要物质手段与依托空间.

第二,浙江省金融发展效率与贸易开放度在短期上存在因果关系,而在长期上不存在均衡关系,这表明两者之间的变动更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情形形成较大的反差,并未实现如西方市场国家那样两者的良性互动关系.这说明浙江省金融深化异常迅速,但是,在其迅速发展的背后,需要进一步揭示金融深化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即金融发展效率与贸易开放度等经济发展的关联性问题.

(二)原因分析

从理论上讲,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度之间是相互融合、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但是本文的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与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相悖,笔者根据查阅相关资料以及考虑浙江省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实际情况,得出以下原因：

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论是部分促进论,在金融发展的规模上,金融发展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开放,这主要是由于浙江省的对外贸易企业获得有效的融资渠道,资金上的充足有利于对外贸易企业的创新与发展,从而使得企业更多地进行进出口贸易,从而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开放.与此同时,对外贸易的开放度反作用于金融发展的规模.但是浙江省在信贷上实行的是适度限制政策,虽说这种政策从经济学上考虑,能够减少由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监控证实和履约问题等,有利于经济中资源的最优配置.但也正是这种限制政策,造成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工具单一,金融资产的收益率较低,经济中能够动员的资金较少,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对贸易的开放度进行了抑制.综上所述,金融发展的规模在浙江省的政策限制下对贸易开放度的影响是双重的,但是促进作用强于抑制作用,使得金融发展的规模对贸易开放度的影响的显著度不是特别明显.

在金融发展的效率上,金融发展短期与贸易开放度存在因果关系,但在长期上两变量之间不存在均衡关系.这主要是由于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主体,然而由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金融效率整体不高,相关金融市场存在制度性缺陷,市场结构、金融工具等单一、僵硬,不能够完全满足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要求,非国有经济部门更多面临来自金融部门信贷配给.然而浙江省的中小企业为绕过金融抑制的限制与约束,利用了非正规金融,这在推动浙江省出口能力提升方面的贡献不容低估,但也造成了长期上金融效率和贸易开放度的不均衡.

为了使浙江省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度可持续协调发展,就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浙江省的金融运行质量.通过金融发展,可以为进出口企业提供更加有效的融资渠道,以高效的资本配置支持对外贸易发展,提升在国际分工和竞争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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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use the annual time series data from 1994 to 2009 to analyze the problem of correlation and causality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opening degree of trade in Zhejiang Province by employing the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Granger tes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ca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nd opening degree of trade are mutual co-integ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sca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icators is the Granger causality of opening degree of trade. And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nd opening degree of trade are not co-integration, but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icator is the Granger causality of opening degree of trade. Therefore, the financial reform i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to Zhejiang Province opening degree of trad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financial development, opening degree of trade, co-integration, granger causality 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