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如何再平衡

2002年,我在华尔街住所第一次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势在必行提出了警告,但没有人听.

此前,全球经济在短短三年时间里经历了三大难关的历练――亚洲金融风暴、千年虫恐慌和美国股市泡沫破灭.那时,我说失衡的世界经济无法应对的不对称冲击.在随之而来的经济复苏虚检测信号中,谨慎被付诸东流.我的警告陷入四面楚歌,在一片否定声中,失衡的世界经济继续向危机边缘迈进.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的拉美债务危机到次贷危机,再到如今仍然肆虐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间还穿插许多危机）,大体上是每三年出现一次严重危机.世界经济以这样的方式运行并不稳妥,但是很少有人在乎,即使是现在.

在危机四伏充满陷阱的世界中,存在一个关键而贯穿始终的因素：这些危机背后大多隐藏着一种重要的宏观经济失衡状态.这种失衡本来可以通过积极的经济政策予以解决.但是由于虚检测繁荣的诱惑力过于强大,失衡的世界经济就这么一直在风雨飘摇中走向灾难的边缘.

全球经济严重失衡,这在最近15年里经常项目的盈亏数字与全球GDP总量的比值中能反映出来.这个比值从1996年的1％左右迅速攀升到2006年（经济危机前）的6％.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这个比值在接下来的三年会下降到4％左右,大致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普遍水平的四倍.各种赤字高度集中,主要发生于存在巨额经常项目赤字的美国,其在过去十年间吸收了高达全球约75％的储蓄盈余.

在评估这种持续而令人担忧的经济失衡的影响时,要把作用于全球宏观经济等式中供需双方的各种作用力都考虑在内.

失衡方程的供应方面

供应方主要由亚洲生产国主导.到目前为止,亚洲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但自身又存在严重失衡的问题.具体而言,消费占“发展中亚洲”泛区域GDP的比重从未像现在这么低,而其出口占比也从未像现在这么高,尽管后者目前已从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引发的暴跌中恢复过来.

发达国家是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中亚洲”的主要外需来源.在发达经济体消费增长可能呈现疲弱态势的情况下,全球经济等式中以亚洲为主导的供应方所面临的持续失衡,仍然是后危机环境下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

在持续失衡方面,没有什么地方比中国更明显.温家宝总理在五年前谈及中国经济的巨大悖论时便做出了正确判断.中国经济表面上强大,但在他看来,实际上经济模式“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戏剧性地验证了他的这一判断.全球贸易的急剧下降对中国出口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出口是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源.

在缺乏外部需求和内部民间消费支持的情况下,中国转而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大举刺激经济.仅2009年一年,中国固定资产占GDP份额便从40％提高到47％,这一比例在随后的几年里更是进一步上升.

面对严重的危机,中国采取了必要措施,以期维持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但它眼下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其中最大的考验是如何采取必要措施实现自我平衡.中国现在必须改变其增长模式,寻求扩大内需,尤其是实现民间消费对经济的更大支持.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正在采取这样的行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事实上正是“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内容.中国全新的扩大内需战略基于三大支柱：就业、工资和社会保障体系.

就业以怎么写作业为重点.如今,中国的怎么写作业占比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排名最后.怎么写作业尤其重要,因为中国的怎么写作业单位GDP创造就业机会比制造业和建筑业要高出35％左右.在中国,欠发达的怎么写作行业存在大量可以用来立即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机会,并且这些机会都垂手而得,尤其是在流通领域（批发、零售贸易、国内运输和供应链物流）和交易处理领域（医疗和金融）.

通过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向劳动密集型怎么写作业转型,中国将能够放慢增长速度,同时又能达成消化劳动力的目标,从而减少对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市场形成的压力,并遏制令人担忧的环境退化和污染问题.

在支撑国内消费方面,工资主要是由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推动.目前,中国城镇职工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倍至3.25倍.中国城镇人口现已超过农村人口,这是史上第一次.配合刚才提及的以怎么写作业为主导的全新就业机会,目前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对中国人总工资收入的提高是一大利好.

但若没有社保体系,中国推动劳动收入上升的努力将没有意义.在缺乏财务保障的情况下,广大工薪阶层将继续维持畸高的储蓄率.对于中国消费文化的繁荣而言,百姓在担忧情绪下未雨绸缪的预防性储蓄行为,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如果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地方政府社会保障基金和私人养老金计划的管理资产相加,我们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社保体系面临严重的资金不足――参保人员平均每人缴纳资金仅有微薄的470美元.

中国扩大消费需求的这一重大战略要想获得成功,政府必须立即着手解决这一资金缺口,最可能的形式是注入大量公共资金.

关于中国,我们无法回避围绕经济增长可能出现重大意外的辩论.我断然不同意很多人有关中国经济“硬着陆”的看法.

三四年前全球金融危机确实将中国经济推向了全面衰退的边缘,但过去一年的经济减速要良性得多.此外,中国当局可动用足够多的政策工具来避免经济进一步下行的风险,比如,短期政策基准贷款利率为6.5％,且财政赤字仅占GDP的2％.与发达国家的零利率或接近于零的政策利率,以及超大预算赤字相比,中国运用反周期刺激措施以避免硬着陆的条件要优越得多.

失衡方程的需求方面

需求方主要由美国消费者构成：仅占全球人口总数4％的美国消费者消费总额高达10.7万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和印度两国共占世界总人口近40％,却只消费了2.5万亿美元,两国消费总额之和仅相当于美国一国的四分之一.

基于这样的全球消费需求构成,未来几年全球消费前景可能非常暗淡.其根源可追溯到美国.美国现在的消费不景气程度就相当于日本经济衰退早期的情形.受美国房地产与信贷泡沫破灭影响,美国消费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倒退.2008年一季度以来17个季度的实际消费平均年化增长率仅为0.6％, 远低于经济危机前十年维持的3.6％的趋势水平.

消费增长低迷在危机肆虐的欧洲与日本也可能持续存在.日本将很有可能开始迈入第三个衰退的十年.美国与欧洲却没有汲取日本的教训,任由泡沫泛滥乃至突破各自的经济防火墙.

我们无法要求也不能期待决策者们采取措施消除投机泡沫, 但当泡沫使实体经济严重失衡的时候,他们有责任把泡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资本支出泡沫、本世纪初美国的房地产和消费泡沫,以及近年来欧元区边缘国家引起的泡沫此消彼长.

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即便大家和我一样对中国和印度的消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它们的消费增长幅度不足以抵消发达国家消费需求下降的影响.因此,未来几年全球消费增长前景可能会非常疲弱,这个结论对经济失衡世界中的需求方来说至关重要.

未来的风险与机遇

尽管预测下一次危机的根源和时点是不可能的,但两种可能会打破稳定的情景让我夜不能寐：首先是主权债务问题的不确定性.事实上,由于这些风险还没有发挥出来,再加上长期国债利率仍然处于低位,导致目前存在一种危险的、不切实际的自满感.

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见证了债务占GDP比率的全面飙升.2011年,发达经济体整体债务占GDP的比例超过了100％,为“二战”后的首次.的确,偿债负担仍然较低,但这仅是因为多数央行实施零利率政策,以提供人为补贴所造成的.这可以让过度负债的国家暂时规避这个问题,但这种局面可能无法持续更长时间.

其次,我担心美中经济关系可能会受制于其自身的一系列失衡问题.美中经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在这方面特别令人头疼的是,美国和共和两党热衷于把矛头指向中国.美国政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将贸易逆差指定为美国就业岗位流失的罪魁祸首.声称中国操纵货币的两党政客均认为,中国应出手提高人民币汇率,否则要对其进行贸易制裁.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美国面临的是多边贸易逆差,2010年其与88个国家出现双边贸易失衡.通过对某一个双边货币施加压力是不可能解决多边失衡的.相反,美国需要照照镜子,这种多边失衡背后的根源源于自身,主要是为了在国民储蓄空前短缺的背景下谋求增长,美国必须从国外引入储蓄盈余,并维持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和多边贸易逆差,才能吸引外国资本.

如果华盛顿厌恶对中国或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则其必须解决储蓄问题.否则,美中贸易关系的紧张局势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加剧.要知道,现在是时候改写美中经贸关系了,美中经贸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受消费需求长期低迷影响,对于亟须增长的美国经济来说,出口可能会成为重要的新增长源,可以抵消消费需求低迷的影响.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及增长最迅速的出口市场,中国带来的良机不可弃如敝履.但若人民币汇率继续占据双方辩论的主导地位,把握机遇就无从谈起.美国须将关注重点从汇率转向市场准入,即确保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得到公平公开的发展机会,因为现在中国正转向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阶段,并很可能谱写出当代最宏大的消费篇章.

美中经贸关系中的潜在机会是双向的.美国企业将有机会满足中国市场对一系列产品的需求,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到汽车组件,当然还有飞机.当然,美国怎么写作型企业也会获益.成功争夺市场份额一直是美国经济实力雄厚的表现之一.

随着中国经济向消费需求再平衡,这将为美国产业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通过竞争重新走向繁荣的机会.而抨击汇率不是建设性的行为,并可能导致来自中国的贸易制裁,中国甚至可能会减少购写美国国债,而这将打击美国经济复苏的努力.

在处理这一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上,华盛顿需要加快步伐,而中方也可以通过利用美方的专长,推动自身再平衡,并向价值链上游转移.

实现持续繁荣的目标没有终南捷径,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努力不容失败.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必须降低消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除了提高消费以外别无选择.全球经济再平衡时不我待.这一次,我希望有人能听得进去.

作者为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原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