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企业内涵式与税收约束的共生机制探究

摘 要 工业企业作为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赢利性组织,在决定自身发展模式时,必然须在组织资源存量,以及外部要素比价基础上进行决策.这就意味着企业能否走向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不仅来自于上层建筑的国家意志,更来自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便好.二者之间的共生机制,便需要充分适应这一点.

关 键 词 工业企业内涵式发展税法

伴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表明我国已着手进行第二次经济发展模式调整.该模式的调整,不仅是应对后危机时期国际宏观经济环境的必然选择,更是我国建立创新型强国的必由之路.作为市场主体的广大工业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则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的重要微观基础.

企业作为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赢利性组织,在决定自身发展模式时,必然须在组织资源存量,以及外部要素比价基础上进行决策.这就意味着企业能否走向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不仅来自于上层建筑的国家意志,更来自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便好.为此,新修订的企业所得税法明确规定：法定税率为25%,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一致,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为15%,小型微利企业为20%,非居民企业为20%.

由此可见,企业内涵式发展与税法约束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共生机制.

一、税收约束对工业企业内涵式发展的作用

税法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正式制度安排,必然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上起到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企业发展模式已主要由企业自身决定.然而,新的税法安排也从激励层面,引导着企业的内涵式发展取向.

(一)激励作用

从政治经济学原理可知：企业若要遵循内涵式发展模式,其资本有机构成必然呈现出高位态势.从实物形态来看,则需要企业对生产设备进行升级换代,并对员工展开定期培训.而这一切,都将增大企业的运营成本.为此,国家在企业所得税法的制度安排上,向高新技术企业让利倾斜,必然形成一种激励机制促进企业朝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型.

(二)示范作用

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不难知晓：行业内部企业的产品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些首先采取高新技术的企业由于提高了的生产效率,则能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同时,伴随着国家税法所给予的“红利”,那些首先走向内涵式发展模式的企业,必然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能力.从而,通过示范效应必然推动“后进”企业模仿跟进.

二、工业企业内涵式发展对税收的影响

税收作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起到支撑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重任.其中的企业所得税,又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企业能否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剩余,便成为影响税收收入的关键因素.

(一)企业内涵式发展增大经济剩余的存量

企业内涵式发展不仅表现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还表现在生产组织形式的优化.通过技术和管理层面的共同作用,必然使得生产经营中的“具体劳动”更加有效.这样一来,在有限的生产资料中便能更多的吸收“抽象劳动”,即：产品的价值实体.不难理解,由于产品价值实体的同比增加,便使得企业经济剩余的存量增大.

(二)企业内涵式发展增大经济剩余的累积

企业经济剩余的累积属于动态形式,其归因于企业资本周转速度的提高.由于企业内涵式发展优化了企业生产组织形式,这就联同高效的生产设备降低了产品生产时间.产品生产时间的节约,必然通过加速资本周转推动“不变资本”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企业的经济剩余获得了动态累积.

三、二者共生机制的构建

在讨论二者的共生机制时,应明确：企业所得税法所规定的税率,必须考虑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同时,还应与行业平均利润率保持合理的间距.在此基础上,二者共生机制的构建则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展开.

(一)企业内涵式发展为税法的履行奠定基础

正如常说的一句话：只有蛋糕做大了,才能实现政府与企业共赢.而这里的蛋糕实则就是企业的经济剩余.企业根据发展需要,需要将经济剩余按比例划分为：企业发展基金、企业积累基金.其中,后者包括了企业的年金,这关系到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能否履行.因此,企业内涵式发展通过低碳经营形态,在高效、节约的生产过程中,必然增大经济剩余的存量.在此基础上,不仅能有效履行纳税义务,还能保证企业上述两类基金的形成.

(二)税法约束推动企业发展模式的内涵取向

税法约束从形式上表现为制约因素,而从制度安排上则具有明确的激励因素.因此,作为政府公权力的行使,必然满足了企业逐利性使然.从而,在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推动下,企业将主动选择内涵式发展模式.同时,市场外部竞争的强制力,也促使后进企业在示范效应的影响下,提升生产经营质量.

最后,二者之间应该避免此消彼长的消极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