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的题外话

我的电脑上清晰地显示,《平原》的定稿日期是2005年的7月26日.很遗憾,开工的日期我忘了写了.但我是记得的,那时候很冷.我对“冷”很敏感,因为我怕冷.我的生日是1月19日,用我母亲的话说,那是“四九心”,是冰天雪地的日子.在我离开母体之后,接生婆把我放在了冰冷的地面上,中间只隔了一张《人民日报》.按照接生婆的说法,她这样做有两样好处,一是去“胎火”,二是孩子长大了之后不怕冷.经过接生婆奇特而又美妙的“淬火”,照理说我应该是一个不怕冷的人才对.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我怕冷.我怕冷是写作带来的后遗症.—在我职业生涯最初的十多年,写作的条件还很艰苦.因为白天要上班,我只能在夜里加班,每晚八点写到凌晨两点.在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年代,南京冬夜的冷是极其给力的,家里头都能够结冰.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在冬天的深夜,每当我搁笔的时候,需要用左手去拽,右手的手指实在动不起来了.——经历了十多年“寒窗”的人,哪有不怕冷的道理.

也许是寒冷给我带来的刺激过于强烈,一到最冷的日子我的写作状态反而格外的好,都条件反射了.说句俏皮话,我一冷就“有才”.因为这个缘故,我的重要作品大多选择在一月或者二月开工.这个不会错的.如此说来,《平原》的开工日期似乎是在2002年的春节前后.

我决定写《平原》其实不是在南京,而是在山东.

为什么是在山东呢?我太太的祖籍在山东潍坊.2001年,孩子已经五岁了,我的太太决定回一趟山东,去看看她生父的坟.说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这是我第一次为亲人上坟.——我人生里有一个很大的缺憾,我没有上坟的经验.我在过去的访谈里交代过,我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孤儿.他的来历至今是一个黑洞.这里头有时光的缘故,也有政治的缘故.同理,我的姓氏也是一个黑洞.我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我不姓“毕”,究竟姓什么,我也不知道.1949年之前,我的父亲姓过一段时间的“陆”,1949年之后,他接受了“有关部门”的“建议”,最终选择了“毕”,就这么的,我也姓了毕.——我这个“姓毕的”怎么会有祖坟呢,我这个“姓毕的”哪里会有上坟的机会呢.

说完了这一切我终于可以说了,在上坟的路上,我是好奇的,盼望的,并没有做好足够的精神准备.我太太是两岁半丧父的,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她一直生活在江苏.这个我知道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当时还不知道,“丧父”这件事從来就不会因为生父的离去而结束,相反,会因为生父的离去而开始.生活就是这样,在某一个机缘出现之前,你其实“不知道”你所“知道”的事.这不是我们麻木,也不是我们愚蠢,是因为我们没有身临其境,是因为我们没有设身处地.我再也不想回忆上坟的景象了,在返回的路上,我五内俱焚.我一直在恍惚.我的脑子里既是满的又是空的,既是死的又格外活跃.我对一个词有了重新的认识,那就是关系,或者说,人物关系.我对“人物关系”这个日常的概念有了切肤的体会.哪怕这个关系你根本没见过,但是,它在,被时光捆绑在时光里.

我的处女作发表于1991年.在随后的很长时间里,就技术层面而言,我的主要兴趣是语言实验.到了《青衣》和《玉米》,我的兴奋点挪到了小说人物.山东之行让我作出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我下一步的重点必然是人物关系.

我记不得我是在哪一天决定写《平原》的了,但是,在山东.这一点确凿无疑.

《平原》是小说,就小说本身而言,它和我的家族没有一点关系,它和我太太的家族也没有一点关系.但是,隐含性的关系是有的.因为特殊的家世,我对“家族”“血缘”“世态”“人情”乃至于“哺乳”“分娩”等话题一直抱有特殊的兴趣.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小说家”,许多人对这句话是误解的.以为我狂.我不狂.我希望我的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幸福,可实际情况又不是这样.我的家族里的许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许多人的人生都有无法弥补的缺憾.——我愿意把这种“无法弥补”看做命运给我的特殊馈赠.生活是有恩于我的.

在《平原》发表之后,也就是2005年下半年之后,我的访问和演讲大多围绕着“世态人情”,我的许多谈话都是從这里展开的.不少朋友替我着急,认为我不尊重文学的“想象力”.扯什么蛋呢,没有想象力还写什么小说呢.我想说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写作者不愿意信口雌黄,开口闭口都是永远正确的空头理论.——他的言谈往往会伴随着他的实践,写到哪里,他就说到哪里.在不同的写作阶段,他的言论会有不同的侧重,就这么简单.这也是《推拿》出版之后我反反复复地唠叨“理解力”的原因.

如果你执意要问,你在《平原》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好回答.我写作的时候脑子并不那么清晰,这是我喜爱的和刻意保持的心智状态.但我会悬置一些念头.这些悬置的念头是牧羊犬,它领着一群羊.似乎有方向,似乎也没有方向.每一头羊都是自由的,“放羊”嘛.但总体上又能够保持“羊群”的格局,否则就不再是“放羊”.我想我前面已经说了第一条了,为了表达的清晰度,我愿意再把两条牧羊犬牵出来,让它们叫两声.

一、人物关系.还是用“国货”来做例子吧.如果我们把《三国》《水浒》《红楼梦》放在一起,我们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的人物关系：《三国》与《水浒》里的人物所构成的是“公共关系”,剑指家国天下与山河人民；而《红楼梦》里的人物所形成的则是“私人关系”,我愿意把私人关系说得更形象一点,叫做“屋檐下的关系”,这里有人生的符咒与,“我见过你的”.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学向来有它“潜规则”,——公共关系的“格局”和“价值”大于屋檐下的关系.公共关系是宏伟的、史诗的、大气的、正统的、康庄的,屋檐下的关系呢,它充其量只是公共关系的一个“补充”.

可我信不过公共关系.保守一点说,在小说的世界里,我信不过公共关系.说不上因为什么,我就是信不过.我一直缺少一种理论能力来充分地表达我的这种信不过.我不懂古玩,在高人的指点下,我最近知道了一个概念,叫“包浆”.我想我终于找到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了.“包浆”在物体的最表层,它不是本质.可是,吊诡的是,行家们恰恰就是依靠这个表层来断定本质的,甚至于,这个表层才是本质.是真,还是检测,行家们“一眼”就“有数”了.在我看来,相对于哲学,小说的对象就是表层,揭示本质那是哲学家的事.但是,小说的意义就在于,它所描绘的表象可以反应本质,直至抵达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