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期待

大家好,我今天跟各位做一些交流,讲“文化的期待”.“文化的期待”就是说我对传媒,对文艺,乃至于对我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目前文化生活里边所包含的文化的水准和文化的含量有点困惑,有点不完全满足.所以,提出来跟各位做一些交流、沟通.有些东西因为我自己也还没有想好、没有想成熟,有些东西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所以,我也很可能有些话说得冒失、不妥,欢迎各位及时地提出来.

第一,讨论整个社会特别是有些传媒的语文水平是不是有点降低.

第二,讨论一下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电影的商业化的问题.

第三,谈谈关于帝王戏的问题.

第四,谈谈电视小品.

第五,文艺在大众化的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和它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第六,关于体育与爱国.

（讲演内容略.责编注）

提问：

王蒙老师您好!刚才从您开始讲的那些笑话给我这样一种感觉,您的意思大概是说我们现在这种媒体行业存在一大批高学历、低文化的人.这让我想起我高考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当时他模拟考试的时候是一个作文题目,题目要求是文体不限.他写了一个剧本,当时老师就非常生气,说你应该用一种最大众的观点写一篇四平八稳的记叙文或者是议论文,这样比较容易得高分.在大学的过程中,有很多情况下对于给我们文化的灌输和培养方面,使我们有一种理念,感觉任何一种事情都要有一种正确的答案.像您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作家,您在这方面特别有发言权.我想听听您的意见,现在我们很大程度上的这样一种局面,是不是由于我们的教育体制和选拔机制造成的?

王蒙：

对于教育体制和选拔机制我了解得太浅,所以我不能够随便地评论.但是我只是看到我的那些孙子辈的人,他们已经有的上中学,我的长孙已经上大学,看到他们从早到晚地做功课,实在是苦不堪言,这是一次经验.

还有一次经验,我的孙子还比较小的时候,他的语文常常不及格.我就奇怪,你语文怎么会不及格呢?我给你讲讲.他说你讲不了,你根本就不懂.我连初中的语文我都根本不懂?后来我一看,我真不懂.第一个选择题是这样,原句是：在我的窗外长着一棵杨树,下边写几种：有一棵杨树长在我的窗外；隔窗望去有一棵杨树；我看到窗外有一棵杨树.大概类似这样的,这几个里头你挑一个最符合原意的句子.我一看几个都符合,我的水平太低了.第二个句子,保尔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而已.下面又是几个句子：Ａ,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因为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Ｂ,生命对于人是非常宝贵的,因为他只有一次.第三个句子,既然生命只有一次,所以它非常宝贵.我看完这几个又都对.可是我在孙子面前又不甘心退下来,我就发挥了我的最大智慧,挑选了一个.孙子一查答案,错,零分.

您刚才说的高考那个倒不见得,因为高考不断有那么一些事例.如果这个孩子是中等水平,千万别出幺鹅子,让他四平八稳写就行了,起码能得个及格的分.可是你那个孩子如果智商特别高,突然来一个绝的,也有的时候凭这一篇文章就直接考入哪个学校,这种事也有,但是风险太大.我也是从高考的实用主义的角度上讲,至于到底应该怎么高考,我从来没想过.

至于说现在语文的水平太差,有些地方修养、礼貌常识这些方面差?我倒认为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现在我们的硬件上去得非常快,我们的软件不可能一下子全都跟得上.五星级的宾馆已经有了,不见得就有了五星级的怎么写作,所以我没有那么悲观或者是笼统地说高学历、低文化,我要那么说话,我要得罪的人太多了,我也没有这个想法.

现在有一种说法,其实不是我的原意,前一段网上宣传,说王蒙提出来要进行汉语保卫战,因为现在英语学得太多了.这纯粹是胡言乱语,我是提到这些汉语上的问题,但是我没有提过“保卫战”.第二,我也不认为学英语是汉语水平降低的原因.如果说学英语学得好,你没有林语堂学得好,没有辜鸿铭学得好,没有季羡林学得好,没有钱钟书学得好,他们都是学贯中西,他们的中文都更好.而且我从理论上说,我宁可相信学好母语是学好外语的基础,学好外语是学好母语的参照.所以,如果您的汉语水平屡屡地出现问题,就是因为你汉语太差,而绝不是因为你的英语太好.我主张就是要好好学英语,但是也不能以学好汉语为借口不好好学英语,也不能以学英语为借口不好好学汉语,也不能以又好好学汉语,又好好学英语为借口,不好好睡觉.

提问：

如果一个人的生存方面的问题同他需要坚守的某些东西,比如跟文化品质,严肃的文化产生冲突的时候,您认为他还能坚持吗?我为这个问题做个注脚吧.也许这个问题有点片面或者较劲.比如现在我们很多节目、很多栏目要视率,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有些节目做出来领导觉得非常好,甚至编前会也看了确实不错,但是做出来收视率不是很高.另外像杀人、放火这样的东西做出来的收视率非常高.而最现实的问题是,你的收视率不高的话你的栏目就完了.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是媒体在引导大众,还是大众引导媒体?到底应该谁屈从于谁?

王蒙：

我只能给你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互相影响.因为这样的问题每时每刻可以说都存在.任何一个人,比如我,我没有一个收视率的问题,我也不做电视的节目,但是我写作有一个读者的问题,我说话有一个听众的问题,我在参加一些社会的活动,我既要符合领导的要求,又要符合同事们的期望,还要照顾到许许多多方方面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在坚持自己的追求的同时照顾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你这个问题使我想起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表面上看跟你说的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很愿意举这个例子.

在许多许多年以前,我接到一个学生家长的来信,他女儿发表了一些诗,受到了好评.女儿正在上高中,所以他女儿就不准备考大学了,就准备自个儿写诗,他说你觉得她这个选择好不好?我就给他回了一封信,我说不管你是伟大的诗人也好,伟大的艺术家也好,一般地说,我只敢说一般地说,你都要吃饭,就是都要生存.而为了吃饭还是考大学比较好.第二,诗写好了当然很好,但是写诗本身并不是一个职业,并不是一个对一般人来说最容易做的一个职业.如果仅仅从吃饭的角度来说,写诗可能还不如卖糖葫芦更有把握.所以,由于以上原因我希望你女儿赶快好好学,然后还可以照常写她的诗,把写诗作为她的业余活动.后来我给他回了信以后,那个孩子还真信我的,马上改变态度,更好地学习功课,后来她各方面的生活,不管是职业、专业,甚至是收入,都非常好.所以,他们全家一直跟我保持着很好的友谊,每年过节给我拜年,我好像做了一件好事.所以我提的是既要生存又要坚持,既要坚持又要生存.不生存的坚持是很为难的一件事情,你必须兼顾二者.

提问：

王老师您好,您这个讲座的题目是“文化的期待”,是不是说咱们现在的这种生活是一种文化缺失的生活?比如有一个很小的例子,手机的问题.我来听过很多次各个不同老师的演讲,但是每一次手机的问题都很严重,而且我也是很爱听音乐会,我经常去听音乐会,而且每次音乐会总有人的手机在响.其实这是很小的事,而且您刚才已经在中间被打断,提出来手机不要响,但是依然在响.我就想问咱们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王蒙：

这里也有一个习惯,往深了说这个事就比较复杂.谭嗣同早就说过,中国人有一个特点,注意私德,但是不注意公德.私德,比如我待人接物,我对我的天、地、君、亲、师,我对我的父母、夫妻、子女、师长、师徒或者朋友都应该非常的好,但是你对你那些公众、对那些你根本不认识的人,你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德行呢?您刚才举了手机的问题,这一类令人痛心的例子太多了.

１９９４年我去悉尼,悉尼有一个华人在钢琴比赛中得了优秀的名次,举行音乐会,很多人都参加了.驻当地的一个外交官、领事也参加了.结果在他演奏当中,他的手机响起来了,响起来之后他去接,他认为他压低了声音,于是当地的记者就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就把他在音乐会上拿着手机打的照片登载在当地的报纸上.

我也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在香港、在国外有些比较高雅的地方有些会员制的俱乐部（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ｃｌｕｂ）,进门的时候有“请您关手机”.你如果进我这个俱乐部,必须关手机.你手机响起来,甭管你多么伟大,他就过来客客气气地说“先生,请您出去”,绝没有任何的含糊.他们有这种观念,我要用手机,但是我用手机不可以破坏公共的气氛.

关于公德和私德的问题,我看过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文章叫《为什么不能随地吐痰》,这是一个很怪异的学者写的.他说一般的解释随地吐痰会传染结核菌,他请教了多少真正的医学家,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痰液下去很快就干掉了,它的细菌很快就消失了,当然“非典”流行期间情况可能严重一点.他说关键问题不在这儿,关键是公德和私德,因为吐一口痰对你的私德没有任何妨碍,不妨碍你的老师,不妨碍你的父母,不影响你的忠,不影响你的孝,不影响你的仁,不影响你的慈,影响的就是公共观瞻.我想我们这个社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有些习惯,我们有些做法都会慢慢得到一些调整.类似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到国外去,马上就会发现我们打的声音太大了,中国人一打声音太大,也许是由于咱们线路的问题.但是现在至少在北京,线路的改进非常地快,不需要特别大的声音.

提问：

人民大学成立了一个国学院,要把国学教育放在教学体制里.之前我们也看到一些现象,比如中式房子的热卖,比如中式服装的热销,比如孩子都在读经.好像很多人说这是我们国学的一种复兴也好或者说国学在被努力地复兴着,不知道您是不是觉得有这样一种现象?您怎么看待国学,怎么看待国学的教育传播?怎么看待国学对我们今天普通的老百姓的意义价值?国学院的口号是继承文脉,振兴国学.

王蒙：

我觉得这个问题上也是经历了很多反复,因为战争以后一些仁人志士一直在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到“五四”的时候形成了一个非常激进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的一个.这种之中,打倒孔家店,不分左中右,不分胡适、傅斯年还是鲁迅、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都是身同此心,心同此理,打倒孔家店,不要线装书,吴稚辉提出来把线装书扔到毛厕里去.鲁迅说中国的这些线装书字里行间只有两个字就是“吃人”等等,一直发展到很极端的钱玄同主张人过四十应该毙,一直到主张废除汉语、汉字,全部中国人改说英文等等,曾经有过一段非常激烈的批判.这种激烈的批判有它深刻的道理,也包括极其痛苦的反思.用胡适的话说,我们睁眼一看我们事事不如人.后来我们又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上对封建的文化所谓的封资修的进行彻底批判.现在我们国家国运好了,我们就可以更冷静、更客观地看待我们这个国家有许许多多的传统的文化,它有它许多美好的东西,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所谓国学无非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大家读的《四书》《五经》《六艺》等等这样一些东西.有更多的人懂这些、知道这些也是一件好事.但是照搬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必须对国学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如果只是回到背诵那种情况,那是没有好处的.我们今天可以用一种更成熟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对待外来的文化.

提问：

今天听您的演讲很受启发.您是一位融汇东西的一个大家,刚才听您说一些外语,真的是让我很钦佩.您会不会觉得一个小例子,新加坡的那种文化发展态度,或者那种道路,会不会对我们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有启示?既保持中国传统的优势,同时又结合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特点?

王蒙：

我曾经多次去过新加坡,发现新加坡在文化的发展上面临的问题也很多,有它的很多尴尬和困惑.一开始他们决定把英语作为语言,而且停办最后一个用中文授课的大学,就是南洋大学,这个曾经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过程.这个时候是和当时的新加坡的当局害怕中国的“赤化”,有很大的关系.近年来新加坡在恢复一点华语的地位,他的前任总理吴作栋还带头在广播公开的集会上用华语讲演等等.这里又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跟中国的关系搞好了,和中国的关系对于他们国家的命运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另外他们发现过分地西化,过分地英文化,过分地接受西方的那一套,对他们的国家来说也有相当大的问题,他一直是处在那个过程.但新加坡有很多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比如他们维护社会秩序,他们搞公共卫生,还有其它许多方面,等等,也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一直给予高度评价的.

提问：

刚才听了您说咱们社会的一些现象,可能大家忽略了,不是太注意.我也深有同感,我从家里走到学校,从学校又到社会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也不知道因为自己本身的原因还是这个环境改变了我,我觉得有些事本身不是自己的本意,可是顺着就说出来这个话,可能给别人的印象不好.可是我也没办法,有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可能你这个人是适应环境,而不是你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环境.我特别苦恼,我特别注重别人对我的看法,我自己也认为我自己这些行为可能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时候我就安慰自己.

王蒙：

由于我不太了解您具体的经历,我提不出太多的忠告,我只能说既然您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一种思索,说明各种问题都会往好的方面发展.人总是越来越成熟的,人越来越既有适应的一面,也有坚持自己认为必须坚持的那些东西的那一面.我祝您下次如果见到您的时候,您和您的环境的关系更和谐一些.

（此文是作者在电视台“双周论坛”讲演后的答问,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