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文化日渐式微

自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私性文化有了长足发展.与农民的私性文化相比较,农村的公共文化却严重式微,特别是一些健康、文明的公共文化形式更是走向衰微.其主要表现：一是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文化资源严重匮乏.部分村庄的公共文化阵地被寺庙、教堂所占领；二是政府组织的公共文化活动不但数量少,而且极少针对农民的文化需求开展农村文化活动；即使举办了一定的文化活动,也主要限于节庆等特定场合,或者是为了满足政府经济活动（例如招商引资）方面的需要,而不主要是为了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传统的民间文化形式（如修家谱、祭祖等）日渐“复兴”,乃至封建落后的“请神拜鬼”等迷信活动有所抬头,各种非正式的宗教活动在农村社会开始蔓延.

片面政绩观致使农村文化“边缘化”

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经济的发展是整个国家一个时期的追求,寻求经济发展,追求GDP指标,成为重心.在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建设的环境下,各级政府形成一种压力型体制关系,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多注重于经济发展指标,以至于对农村文化建设关注不够.这表现在：地方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资太少,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滞后,政府在农村文化活动上组织力度不够.

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文化站主要围绕乡镇政府所谓的“中心”工作（如收费征税、计划生育等）而运转,几乎没有将精力放在农村文化怎么写作上；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现有乡镇财政在只能勉强维持单位人员工资的情况下,农村文化建设方面资金投入更是捉襟见肘；加之农村文化发展很难在短期内彰显政绩,以至农村文化发展在农村基层政府的工作中处于边缘化状态.

农村文化工作的“边缘化”,以及一些地方乡镇机构改革中乡镇文化站的“虚设化”,导致了农村公共文化怎么写作的严重匮乏,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明的公共文化生活的需要.

社会性原因：“缺人才、难合作”

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之间的非均衡性发展,不仅体现于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资少于城市,还体现在农民进城打工所导致的大量农村文化精英向城市的流入.农村文化精英外流和农村文化人才匮乏,也是当前农村基层政府开展农村文化工作和组织农村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困境.

在当前农村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农村的中青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农村社会呈现为一种“空心化”发展趋向；与此同时,农民之间的亲密互助关系逐渐被直白的经济利益关系所取代.

从调查来看,虽然目前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十分滞后,政府组织和举办的农村文化活动普遍偏少,但这些只是一种表象而已,最重要的问题是“人”和“机制”问题.首先是“缺人”和“重物轻人”.一是农村精英大量外流；二是优秀的民间文化无人继承和发扬；三是农民文化素质亟待提高；四是过分重视“物”的建设,而轻视（忽视）“人”的建设.正如我们在一些农村所看到的,国家免费赠送给农村的诸如数字放映设备、计算机等先进文化设施,由于无人操作而大量闲置、损失.

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还是农村优秀民间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发扬,都需要真正能够扎根在农村的文化精英（人才）来担纲.在这一点上,单靠外部人才输入是不够的,最根本的是要建设一支本土的农村文化精英队伍,使之在农村社会能够因为从事农村文化事业而过上体面且受人尊敬的生活.

关键性失误：“只输入,不培育”

此外,农村公共文化式微也与“只‘送’不‘种’”的农村文化工作思路、理念不无关系.长期以来,政府大多注重“送”“文化下乡”,却很少注重挖掘、开发和保护优秀的农村民间文化,更不注重先进文化与优秀民间文化的对接、融合,从而培育出具有深厚土壤、根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形式.“送”“文化下乡”的背后逻辑是：一是认定农村文化贫困,需要从外“输入”文化；二是认定农村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化,需要输入“先进的”文化对它进行“改造”.但是,实践告诉我们这种“只输入,不培育”的农村文化工作形式往往事与愿违.

社会主义文化,包含着一种强调社会成员之间互助合作的集体主义.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的集体主义主要是通过强制性的集体生产和劳动,依靠国家的力量向农村社会强行“植入”的；而且,它还排除了乡村社区传统的各种公共性活动.实际上,某些传统的公共活动有助于农民形成集体主义理念.这种从外植入的集体主义由于没有很好地与优秀的农村传统公共形式相对接、相融合,单靠国家力量从外面强制的“嵌入”农村社会,难以在农村社会这块沃土中植根、发育、开花、结果,是一种“无根”的文化形式.一旦国家力量从农村社会撤出,这种根系不够发达的文化,就极容易凋谢.

在当前这种社会转型关键时期,尤其有必要重塑农民的新集体主义观念,以消解农村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空心化”现象,遏止人与人之间的“功利化”、“原子化”和“疏离化”过度膨胀之势.但是,重塑农民的新集体主义不能重走老路――依靠强制性集体生产来维持――而应该更主要地依赖新农村文化建设,让农民在享受健康、文明、先进的文化生活中,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新集体主义意识和互助合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