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工作的实验田

1947年底,是中国革命战略和中国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根本转折时期,是中国城市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探索和完善的时期.作为解放战争中解放的第一个较大城市,石家庄解放之初的城市工作,是在工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城市工作的实验田.石家庄在城市工作实践中,摸索出了管理大中城市的经验,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了样本.

没有硝烟的攻坚战

1947年11月12日,大批干部从土改会议上,从解放区各区机关、各学校急匆匆跨过残缺的内外市沟,走进了硝烟尚在弥漫的石家庄.

中国虽然诞生在城市,却在1927年建立人民武装时被迫从城市转向农村,到1947年再回到城市,时间已过去了整整20年.此时对大多数干部来说,城市是陌生的,有的人惊讶马路这么宽有什么用,不明白电灯是怎么亮起来的,以至于闹出了到电灯泡上对火吸烟的笑话.

在某种意义上讲,胜败已不是石家庄一座城市的问题.

因为,此刻正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时期.中国革命历史进程,把新的历史使命提到了议事日程,中国要从武装夺取政权转向建设和国家建设.完成这一角色转换,就要使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只有掌握了城市,才能完全掌握全国政权,也才能最终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这就迫切需要有系统、完整的城市工作经验供参考,有城市工作的一个样本供借鉴.石家庄,作为历史转折关头第一个解放的城市,便被推上了新的历史舞台,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

正因为如此,朱德指出：“石家庄是解放军收复的第一座城市,其意义不仅在于军事方面,同时也在政治方面．我们不仅要学会打城市,还要学会恢复和管理城市.”刘少奇讲得更为直接和切中要害：“石家庄的问题,是党进入大城市遇到的新问题”,石家庄要“创造出一套石家庄的东西”,“要在石家庄摸索出管理大中城市的经验”,“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样本.”

然而,对于进城的干部们来讲,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面对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城市.

这是块被血与火染红、烧焦了的土地,更是块被严重污染了的土地.

当时,石家庄虽然人口不足20万,社情却十分复杂.有人将石家庄社情概括为“六多”：特务多、多、地痞流氓多、票子多、毒品多、失业者多.与之相伴随的,是石家庄经济濒临崩溃,大批工人失业,物价飞涨,饥民遍市.

这就是从国民党手里夺回石家庄时面临的社会状况.为此,刘少奇曾概括了解放之初石家庄的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个特点：我们对石家庄的方针是保护与发展的方针,不是破坏的方针.所以要很快建立秩序,以便进行建设,长期打算.

第二个特点：我们在石家庄的党员和干部都是从外面来的,没有对石家庄情况了解清楚,全靠这些外来人来管理石家庄,和群众缺乏实际的联系.

两个特点,复杂的社会基础,这一切,决定了石家庄解放之初的城市工作是一场比武力夺取石家庄更为艰巨的攻坚战.

人民政权建政之初,基本上沿用了旧的分区制,但废除了保甲制,区以下设街、闾.各区成立了工作委员会,分若干工作组进街,首要任务是普遍组织贫民会.当时的指导思想是,组织得越快越好,限期完成任务,有的区、街提出了“三天组织,五天斗争”的口号.依靠对象是城市贫民.很快贫民会和贫民纠察队就普遍建立起来了.贫民会成了最高权力组织.有的区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贫民会,统一领导街政权、纠察队”、“一切组织形式都要服从于斗争开展”的口号.

一面组织贫民会,一面开会进行宣传、教育,酝酿诉苦斗争,进行了5―7天,致使参加贫民会的人不能做生意.贫民中75％的人为小商人,有人不满地说：“我们组织起来干什么?尽开会,误不起工,该发粮食.”领导将此种意见认为是群众的普遍呼声,“恩赐”观点由此而生,随即提出“借粮”口号.先由贫民会讨论对象,然后去“借”.有的富户害怕这种“吃大户”风刮到自己头上,便自动出来献粮、献财产.由献粮发展到献布、献房.

11月20日后,便开始了清算斗争.先组成斗争会主席团,一般7人组成,推举2人主持会议.斗争会决定一切,在口号声中,可以捆人、打人,甚至处死,可以查抄平分财产.由此,很快引发了混乱,随意斗人、打人、捕人现象相继出现,并进而发展到清算工商户.当时,由于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觉悟没有提高,除了少数人真心为翻身复仇,目标对准敌特、恶霸外,多数人抱着“参加斗争分财物”的思想,认为“谁有钱就斗谁”,“穷人翻身,就得平分工商业”,“以后没穷没富了”.有的外籍贫民,听到农村土改平分土地,觉得城里做小写卖难混,便产生了“趁机斗工商户,分点东西,就回家去分地”的思想.有的干部认为工商户必然和敌伪勾结,主张店员向东家清算.一时,工商户受到了贫民会清算查抄和内部伙计斗争清算的双重威胁,处于极度恐慌之中,纷纷谋出路.有的东家给店员分货、分股子,大吃大喝；有的愿与公家合营以保全自己免遭清算；有的则想辞退伙计关门；有的转移分散资本、货物,转成小摊贩；有的出走平津.甚至有的工商业者被斗后.

不仅工商户恐慌,广大贫苦市民对这种做法也极度不满.有的市民说：“不能再让贫民会斗了.要是把写卖斗得都关了门,石家庄成了小乡村,穷人更难过.说是城市吧；没有商业,说是乡村吧,没有地种.”

拨正船头的及时雨

工委始终关注着石家庄解放后的城市工作,根据工作进展情况,陆续派驻各种工作组,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及时发现问题,予以纠正.

早在1947年12月4日夜晚,石家庄社会治安还处于危险时期,朱德就来到了石家庄,视察了炼焦厂、大兴纱厂,听取了石家庄城市接管各方面的工作情况汇报.之后,他又多次到石家庄视察,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如：1947年12月10日给的信中就谈道：“我到石家庄后,发现我们工会的同志又来了这一套（指解放张家口后工人工资过高,损害工商业,最终损害工人利益的做法）,立即纠正过来.”12月22日,在石家庄工商业代表会议上,朱德发表讲话,认为政策的中心是发展生产,要学会建设新主义社会.他指出,我们的国营经济领导私营工商业和合作社.我们的一贯政策是保护私营工商业,并鼓励他们的发展,因为这对人民有好处.

工委的另一位负责人刘少奇对派往石家庄工作的负责干部,都要接见谈话,交代城市工作政策.先后在11月20日,12月6日、9日、16日4次对石家庄工作作出明确指示.特别是在12月16日的指示中,针对石家庄城市工作的混乱状况,不仅尖锐指出石家庄城市工作中的方向性错误,而且全面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

针对石家庄城市工作的问题,刘少奇指出：现在石家庄搞的清算斗争,是从乡下带来的.等如果也在城市里搞清算,一定会把工商业都搞垮.对石家庄各街区普遍采用的斗争会这种形式,坚决予以否定.他指出,不能像农村一样去挖穷根,在城市里要挖穷根,挖到后来,必然会挖到工商业资本家的头上,但就是挖光了工商业,也不能解决贫民的问题.因为毁灭了城市,贫民就更没有办法,这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表现.并明确指出,党内这种指导思想,如不及时纠正,继续这样搞下去,事实上会破坏石家庄.

在指出石家庄城市工作方针上的错误的同时,刘少奇提出了保护工商业、发展城市经济的方针和具体政策及应注意的问题.他指出：今天的斗争要采取政权形式,一切要经过政府,但政府不能包而不办.通过政权形式仍然要走群众路线,依然要依靠工人、贫民,依靠忠心的、能执行党的政策的干部进行.领导上要有明确的政策,经常反对尾巴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倾向.不能照搬农村的方式,要创造出一套石家庄的东西.要求解散贫民会,放手组织职工会,组织行业工会,逐渐发现骨干,团结大多数,召集工人、贫民、资本家的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多召开这种会议,就会发现好人,然后让他们出来工作.

这无疑是场及时雨.刘少奇的指示很快传达下去,全市各级从思想上、组织上检查入城后一个月的工作,统一思想,扭正方向.为此,市委、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偏差：立即取消了贫民会、纠察队,着手建立区街党、政机构及各行业工会组织；立即停止群众清算斗争；召开了工商业座谈会,将查封的工商户启封,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捕人、打人.混乱状态立即得到纠正,城市工作步入正确轨道.

为了进一步从思想上纠偏,1948年4月初,根据工委指示,石家庄进行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党内整风.整风进行了一个月,解决的重点问题,是纠正在城市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防止在今后工作中将农村斗争地主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机械地应用于城市.

之后,又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地从思想感情上深刻反思,挖掘根源.正如刘秀峰在1948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周年纪念干部晚会上作做的深刻分析：

等（我们的干部）在农村中养成了一种作风,与农民群众关系很好,广大农民拥护.但是革命的发展由农村到城市,问题就来了,到了城市整天说党是工人阶级的党,但是看工人的习惯、作风和农民不一样,对他说来很生疏.在生活习惯上、作风上的不熟悉,就影响了不能很快很好地打成一片,到他们中间去,不能很好地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因此有着某种程度的隔阂,因之到工人中的热情与经受无产阶级锻炼的决心不足.有农民的看法,有时轻视看不惯他们,这就障碍了与他们的联系等

反思是深刻的,教益是持久的,对于每一个进城干部来说,在改造这座曾被严重蹂躏、污染的城市时,自己不也首先要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吗?

把工作重心放到城市建设上

1948年元旦的各界人士座谈会上,市长柯庆施就施政方针发表的讲话中,开宗明义：“我们的方针是建设石家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怎么写作的,政府所关心的是人民生活有无办法,工商业能不能发展.如果这里老百姓都活不下去,要这个政府吃闲饭呀!”

市长的话引发了一片笑声.

这笑声所蕴涵的情绪,是一致的吗?

请看一例.据石家庄局1948年7月25日《社情通报6》中载：“在我们入城初期,路局一部分旧高级员司在背后曾议论：‘什么复厂修路!活见鬼.你们凭什么?明摆办不到的事也硬逞强!”

这虽然是来自部分人士的议论,但这种不信任的情绪绝不止这些人有.

实际上,冷静地面对现实,就会发现,这种怀疑,不全是出于“天然”的敌意.冷眼看当时的实际情况,不能不说有合理成分.在人们敲锣打鼓欢庆解放的时候,也不无疑虑：石家庄早已是一座死城,两手空空的能让它变活吗?

说石家庄是座死城,绝非耸人听闻.

早在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力图把石家庄变成华北的重要军事基地,导致石家庄畸形发展.对战略物资如粮食、棉花、煤炭等疯狂的掠夺,限制经济贸易,石家庄一派萧条.当国民党劫收后,接受大员们的抢夺更是变本加厉.国民党政府在石家庄搞得是战争政治、战争经济,一切为了战争怎么写作,设卡封锁,工厂无法开工,商店无法开门,使石家庄货物奇缺,物价飞涨,经济危机严重.据当时河北省银行《经济半月刊》第三卷第十期（1947年5月）记载：“不论前方后方,物价上升莫不狂奔狂跳”,“现时的物价已超过抗战前物价的3万多倍.”当他们预感到石家庄守不住时,又采取毁灭政策,留一个烂摊子给,等着看笑话.

这就是1947年11月12日入城干部面对的现实：满眼焦土断垣、壕沟碉堡,烟囱不冒烟,机器不运转,货物奇缺,城市经济生活基本处于停止状态.石家庄成了不折不扣的死城.

十几万张嘴、十几万双手,一齐向着两手空空的市政府,要电、要水、要房、要粮、要工作等更加上天上飞机“下蛋”,地下敌特捣乱,让这座死城短期内活起来,岂不是人间神话?

工委要求实行建设的方针.新生的人民政府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发展生产上,探索和实行了正确的城市经济政策,采取措施,保护扶持私营工商业,下大力气发展公营企业和合作经济,“三驾马车”活石门,很快就让死城变活.

劳资两利――保护、扶持私营工商业

石家庄支撑市面的主要是中小工商业.为了使工商业尽快恢复并发展,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一方面宣传政府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号召开门复业,纠正侵犯工商业者合法财产和经营权的行为；另一方面认真贯彻劳资两利政策,协调劳资关系,调整税收,发放货款,允许工商业者到外地写卖商品等,为私营工商业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在采取各种措施的同时,市政府又召开座谈会,从解放初到1948年上半年,共召开了22次工商业者代表和行业座谈会,既和工商大户座谈,又和店员、学徒座谈.政府宣布政策、方针和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处理办法,释疑解难；工商业者提问题,谈想法,双向交流.到1948年3月份,大部分工商户逐步消除了不安情绪,复工复业.一些出走的工商户也纷纷返回.到6月份,工商业已呈现发展趋势,工商户增加了70％,人数增加67％,资本增加了8．6％.1949年粗略统计,私营工商户占全市工商户的48．5％,从业人数占51％,商品额占30％左右.

新经济成分――公营企业兴起

在保护、扶持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同时,下大力气发展国营、公营企业,使之成为城市经济建设的基础和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

按当时的习惯分类,归属晋察冀边区（华北政府）的工商业为国营企业,归属石家庄市的为公营企业.除了对接管的铁路大厂、电厂、厂、炼焦厂等企业,采取措施尽快开工复业外,又新建了裕华铁工厂、华北交通工厂的机器制造、裕民玻璃厂、裕民造纸厂等工业企业和粮食公司、花纱布公司、煤炭公司、百货公司等商业企业.据1949年2月全市工商大调查统计,1948年底,国营、公营工业机器生产13大类46家,从业人员9087名,资本总额18亿多元,手工业生产8大类27家,从业人员394人,资本总额0．16亿元；商业企业16行42家,从业人员1422人,资本总额2．9亿元.国营、公营工商业资本总额占公营、私营、合作经济总资本额的6556％.194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仅2000万元左右,到1949年10月,已达4370万元.石家庄昔日的废墟上,已是工厂林立、机器轰鸣,一派繁荣景象了.

发展合作经济

发展城市合作经济,既有助失业市民生产自救,进而解决城市就业,更进一步活跃城市经济,这是人民政府在解放之初让城市活起来的又一重大举措.

解放之初,市内货物奇缺,昂贵.如蔬菜,市郊一斤128元,市内一斤上千元.市政府工商局在组织小商联合会时,萌发了将失业的商贩临时组织起来,到郊外购运蔬菜进市的想法,既丰富市场,又解决就业.先是由小商联合会出面,1947年11月25日起,组织人数少则四五人,多达六七十人的合作社,贩购蔬菜进市销售.从12月5日以后,各区、街政府开始领导、协助各街道组织多种形式的合作社,到1948年1月底,全市办起各种形式的合作社182个,有社员23429人,全市合作社共获利2．9亿元,平均每天可供1．5万人生活费用开支,共运进市内蔬菜247万斤,粮食76万斤,肉、油42万斤,干鲜果品37万斤,煤18万斤,卷烟4022条,烟丝2506斤,致使市场货源充足,继续下落.

合作社的兴起,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而且使大批穷苦市民绝处逢生,同时,也萌生了新的生产关系.1948年2月,市区要解严撤卡,物质交流畅通,靠运销为生的合作社面临生存问题.市政府及时作出了将合作社纳入全市经济发展计划,改组为群众自愿结合、以行业为主的劳动集体经济组织的决策,发出了《关于发展合作社的指示》和《关于合作社的指示》,就合作社的性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经营范围、优惠政策、组织领导等作出了5条具体规定.从1948年1月15日开始,对合作社进行整顿、转产等工作.各合作社纷纷瞄准市场,确定经营方向,到3月底,转为生产社的56个,供销社69个.调整转产后的合作社,形式多样,更加规范,而且由初级贩运营销发展到了较为高级的生产、营销企业.随着市场不断变化,合作社不断变更,终于出现了巩固的、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合作经济的发展,在活跃城乡经济,解决市民困难,安排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了城市国民经济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社会改造――荡污涤浊

1947年11月12日,当正太饭店顶楼那面飘了2年3个月的青天白日旗被炸落那一刻,国民党在这座城市的统治正式完结了,作为政权支柱的守军被消灭了.但是,昔日麇集在国民党的党、政、警、特组织并没有清理,而隐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工人员,没有一天停止过破坏活动,或,或造谣惑众,或刺探情报,或指示飞机对重要目标轰炸等

硝烟虽散,战斗未熄.新生的人民政府要巩固政权,要保护人民,要建设城市,无可置疑地要全面清除社会垃圾,还石家庄一块净土.

从无序和混乱中走出

要完成全面清理国民党党、政、警、特组织这一艰巨、复杂的任务,需要对敌情有详尽的掌握.入城之初,曾俘获了一些国民党党、政、警、特重要人犯,缴获了大批档案材料、文件.但是,人犯并未及时审理,档案材料并未清理,“活”材料变成了“死”材料,清理工作失去清晰的目标.

要完成这一任务,还要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使入城干部、人民政权和当地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但是入城之初,群众对人民政权不了解,不信任,而进城的干部对石家庄人地两生.

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清理工作出现了混乱和无序状态.《对进了石家庄以后缉捕工作之检讨》指出：“对于缉捕权的确定,如,谁才能有权批准,谁才能有权执行,很长时间内迟迟不能决定.于是贫民团、贫农团、工作组、联合会、学校、工厂、医院、这个处那个站、这个部那个队,以及村、街、区、县都可以捕人.”据不完全统计,到1947年12月底,全市共捕3483人.

必须从无序和混乱中走出来.

对此,刘少奇多次指示,予以纠正.除了1947年11月和12月的几次指示外,又对派往石家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单独作了指示.工委委派了十几名干部,由社会部第一室副主任陈叔亮带队,进石家庄帮助处理抓捕的人犯.刘少奇和陈叔亮谈话时指出：解放城市时,对国民党人员逮捕其组织中的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已逮捕的国民党、三青团一般人员可登记释放.有些一般问题的也可以放出由派出所和群众监督.只有罪大恶极、有民愤的、有血案的人犯,主要是行动特务可以严惩.但应经人民法院审判,报上级政府审批后执行.一定要执行政策,少杀.对邻区、邻县我党、政机关、农民团体到石家庄市逮捕或押解国民党特务或还乡团分子的,市局必须严格掌握,必须有县人民政府和确实罪证材料,经过认真审查,交代政策后手续,方可解走.

根据工委的指示,石家庄市委和市政府加强了领导,利用人民政权的力量,使机关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严格政策界限,发动了声势浩大、深入而广泛的大检查、大登记运动,全面清理国民党党、政、警、特组织和人员.

1947年12月31日市政府发出布告,限令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中统、军统特务人员、情报员、联络员、社会调查员等于1948年1月15日前,向所在区街派出所或所在工厂、学校、机关登记.不久,又制定了《登记审查蒋党人员执行办法》.1948年1月20日石家庄市委又发出了《关于发动群众挖蒋根的指示》,提出深入发动群众,以清理查处国民党组织来带动政权建设,整顿队伍,完善社会保卫工作,并就对国民党人员审查处理作了政策性的规定.根据市委、市政府指示,各区、街结合实际,创造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群众发动起来了,出现了人人控诉、踊跃检举、亲属规劝、互相担保、现身说法的热烈局面.到1948年2月底,登记清查基本结束,共有6211名国民党人员进行了登记.绝大部分国民党人员坦白交代了身份和活动,恢复了公民权.有1557名因有罪恶或身份不明,送局进一步审查.混入干部队伍的,视情况予以清理.

与此同时,依靠机关,进行重点侦察,侦破国民党在石家庄的特务、党政组织.局用了4个月时间,将国民党在石家庄建立的各类特务组织和国民党组织系统基本查清,逮捕了部分首要分子,并收缴了大量武器、电台及文件.

在登记、清理的同时,对已捕获的人犯进行了及时的审查处理,到1948年4月14日,共收审结案1920名人犯,其中特务分子和国民党党、政首要分子178人.除少数移交法院判处、移送外地和有关部门外,大部分予以释放.

时间过去了仅仅半年,蒋家王朝在石家庄苦心经营的反共堡垒,随着军事上的败北,在组织上也被彻底摧毁了.一场特殊的攻坚战,胜利结束了.

处理逃亡地主

石家庄解放之初,造成乱捕乱抄混乱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正进行土地改革的周围各县农民进城抓抄逃亡地主.逃亡地主,这是石家庄特殊地理位置和政治因素形成的独特现象.

1945年国民党劫收石家庄后,周围新、老解放区的地主纷纷逃入石家庄,以逃避解放区群众的清算斗争.石家庄解放后,四乡农民纷纷入城,将逃亡进市的地主恶霸抓回原籍,将其隐匿在市的财产抄回原籍,有的将工商业也抄没.

这又是一个新问题.必须有明确的政策.为此,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于1948年1月1日成立了处理逃亡地主登记处,负责对逃亡地主的处理工作.1月4日,市政府发出《对处理本市逃亡地主的指示》,要求各区动员逃亡地主登记,并将名单及材料送交登记处,各县进市人员由登记处编组,协助调查,财产由各街政府登记管理.指示还对处理逃亡地主的方针作了明确规定.同时,市政府还向周围有关县政府发函,请派员进市商讨处理逃亡地主事宜.依据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土地法大纲》和石家庄实际情况,制定了划定逃亡地主的标准,组成工作队,逐区逐街设点登记.加强调查,掌握底数,耐心讲解党的政策,登记进度大大加快,到1948年3月10日全市登记结束,共登记逃亡地主828户、3414人,逃亡户541户、1766人.

登记基本结束后,即转入处理阶段.对这些人的妥善处理,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在对逃亡地主分类区别的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处理政策和具体的处理程序.从1948年2月3日始,至3月22日,全部处理完毕.市内各区共遣返逃亡地主516户、1755人,留市217户、986人；遣返逃亡户226户、685人,留市218户、734人.

同时,市政府又下大力治理从日伪统治始,至国民党政府时形成的以妓院为最,赌场、烟馆相随泛滥的三大公害,净化了社会、安定了秩序,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改造石门这块被严重污染了的土地时,又一次显出了神威.

城市工作经验的总结推广

和方针政策的确立完善

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促使和在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同时,把注意力转向思考和研究城市工作,制定正确的城市工作路线和方针、政策.1948年2月25日,向各局、分局、前委发出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要求,“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责成各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本人则在1947年12月会议后,把主要精力放到对中国的重要政策的研究上,既包括土地改革、整党、新区工作、统一战线,自然也包括城市工作.

在这种背景下,石家庄的城市工作就不是石家庄一个城市的问题了,正如刘少奇所说的,“石家庄的问题,是党进入大城市遇到的新问题”,要“创造出一套石家庄的东西”.就是在接管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城市中,摸索出有别于农村工作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石家庄在解放之初的工作实践中,在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中国全面制定正确的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为有效接管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城市,提供了样本.石家庄1947―1949年的历史贡献,其基本意义就在这里.正因为如此,从领导,到地方党组织和政府,都非常注重对石家庄经验的总结和应用.

工委从一开始就往石家庄派驻工作组和干部,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工委领导更是亲自到石家庄调查研究.当石家庄城市接管和管理工作告一段落后,鉴于今后要陆续收复城市,而“如何去收复城市,收复后又如何管理,这在党内一般是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工委于1948年2月19日形成了《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的正式文件,发给有关地区和领导同志,作为“现在及将来进行城市工作的参考”,并报.

石家庄市委、市政府也高度重视对工作的总结.1947年底作出了《石家庄市入城工作经验初步总结》.总结分3个方面：一、入城的准备工作,包括干部的准备、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二、接收工作,总结了3条经验、3点不足；三、保护与恢复私营工商业,分析了存在的困难和障碍,总结了5条经验.此外,还有《石家庄解放后全面工作总结》、《关于保石战备工作总结》以及接收衣粮厂使用旧职员、对处理等专项工作的经验总结.在石家庄解放一周年时,各级领导在集会上、纪念文章中,也都对解放一年来的工作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

当登记清理国民党党、政、警、特人员基本结束后,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局、社会部工作组,都进行了认真地总结.石家庄市委书记毛铎向工委书记刘少奇写了书面报告.市委在《石家庄市挖蒋根运动的几点基本经验》中,就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可能性、具体方法,针对国民党的抹灰政策,如何争取、分化国民党阵营,争夺群众；在运动中,发动群众与提高群众相结合；执行正确的政策,排除来自“左”的、右的,特别是“左”的干扰等,作了客观的总结.社会部工作组在《关于审理石家庄蒋匪党特人员的工作报告》中,针对石家庄一度滥捕、错捕的问题,提出了城市解放后缉捕问题的几条具体意见,供今后解放的城市参考借鉴.门作了《对进了石家庄以后缉捕工作之检讨》、《入城以后对地下关系处理》、《对登记审查蒋党人员的初步认识》等,就如何发挥机关的职能、打击少数、保护多数、严格掌握政策等方面总结了经验教训.这种从实践出发上升到理性高度的科学总结,为人民政权更好地行使职能开辟了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使之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石家庄经验的精髓

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涉及到从思想、政策、工作方针,甚至包括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等一系列的转变,而尤为重要的是确立正确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是多方面的,其精髓,还是在于从城市工作的基本问题入手,在工作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出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与政策.对于进城之初的广大干部来说,由于长期以来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大部分干部对城市是生疏的,对城市工作基本是门外汉,往往容易照搬农村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所以,确立正确的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是城市工作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石家庄的经验,其历史意义也正在这里.

1．用实践回答了城市工作依靠谁的问题

城市工作依靠谁,在今天看来,这是常识,而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城市居民成分非常复杂,如果不从城市实际出发,仍然沿用农村的阶级路线,提出依靠城市贫民,就必然出现偏差.石家庄入城之初的弯路,就是这样造成的.这是进城后,遇到的比干部作风问题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对每一个进城干部、对于刚刚建立的城市政权更为严峻的考验.

2．解决了城市政权的性质问题

显然,“一切权力归贫民会”只能把城市引向混乱.而单一的工人阶级的政权形式,也不利于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恢复生产,建设新城市.必须是由工农兵学商各界组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地方性的联合政府.而在1949年7月召开石家庄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方针不仅得到了坚决贯彻,而且更加趋于完善,无论是代表的选举产生,还是市政府委员的选举产生,以及市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的任用,都包括了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体现了、联合的政权性质,建成了“地方性的人民的政权”.

3．抓住了城市工作的中心

入城之初,工作千头万绪,中心是什么?石家庄从弯路中找到了方向,即,入城之后,要不失时机地恢复生产,恢复城市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把发展生产作为城市工作的中心.为此,石家庄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到1949年初,不仅使石家庄很快扭转了国民党统治下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而且使石家庄由消费城市转为生产城市.这为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能在极短的时间得到群众拥护,打牢基础,站稳脚跟,起了决定作用.

4．探索实行正确的城市经济政策

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不仅是关系到入城之初救市、救人,尽快恢复城市正常经济生活的燃眉之急,而且关系到城市发展的长久之计.因而,也是石家庄不断探索、认真加以解决的城市工作问题.在实践中,比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发展城市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关系和问题,很好地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出现了公营、私营和合作经济“三驾马车”活石门的局面.

5．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石家庄城市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是,要确立、实行正确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就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石家庄的实践经验是,一要克服极“左”的思想和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二是克服照搬农村土改的那一套方法,也就是刘少奇曾提出的“创造出一套石家庄的东西”.

多形式的推广

丰富的实践,科学的总结,给以后接管城市提供了经验,为制定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引起了的高度重视,用不同形式予以推广、应用.

收到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的总结后,迅速于1948年2月25日向各局、分局、前委发出了《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指出“像石家庄这样重要的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要求“各局分局前委必须讨论”工委的总结,并“当作党内文件印发至地方地委一级,军队团委一级”,并要求今后“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攻占石家庄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方针及方法”.

1949年4月15和16日,《人民日报》连续两天报道了石家庄职工运动和增产运动的经验,17日,又以《一年来石家庄市工运告诉了我们些什么?》为题,发表了短论,进一步总结了石家庄依靠工人阶级的经验,“希望各地注意研究石家庄所实际走过的具体道路”.

石家庄的经验,也陆续推介到新解放的城市.1948年10月,市长柯庆施为华北数千名南下干部作报告,详细介绍了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和城市工作政策.另据时任石家庄市委研究室主任的王文克回忆,1948年11月济南解放时,他应邀去济南介绍入城经验.

从石家庄解放的1947年底,到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一年多时间,是中国城市工作基本方针和政策确立的时期.正是从总结石家庄的经验开始,经悉心研究、总结,使中国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逐步形成和完善,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奠定了基础,为中国顺利执掌全国政权创造了条件.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