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现象”

陈伯达号称“理论家”、“一支笔”.通观陈伯达85个春秋的人生之旅,可以发现,理论一旦被奴性和媚骨所玷污,只能成为换取官阶的贡品,从此,与真理无缘.“陈伯达现象”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则是因为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秀才”身上.

陈伯达在理论研究工作中,最初是独立存在的.他所发动的新启蒙运动于今日看来仍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陈伯达后来成为“一支笔”的契机,是在讨论孙中山思想的一次座谈会上,他谈了关于孙中山的“两个两重性”的见解,使第一次注意他.当天晚上宴请一位美国记者时,便请陈伯达作陪,与他作了第一次详谈.从此,与陈伯达开始讨论理论问题,有了交往.

那时异常勤奋,而且为人谦逊.延安时代是著作的高峰时期,思想的黄金时代.为了弄清一点“疑点”,会去信询问比他年轻得多的艾思奇“何时有暇,我来看你”.陈伯达写了《墨子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送处请教,不仅仔细看了,而且先后写了3封长信,谈了自己的见解,与“陈同志”“商量”.这时的陈伯达仍按自己的学术见解写文章,只是请予以指教.再三声称“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不过“望文生义地说出来”,仅供“考虑”、“斟酌”.

此后,调陈伯达到身边工作,任“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实际上就是做他的秘书――时任军委主席.最初,陈伯达只是协助收集材料,研究题目是定的,即抗战中的军事、政治、教育和经济.这时,与陈伯达之间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

在批判王实味的运动中,陈伯达领悟到“跟人”的重要性.向王实味开第一炮的是陈伯达.由此,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声名鹊起”.陈伯达总结“经验”,说了句“名言”:“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

从1957年开始,中国向“左”偏航,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斗争”.剖析这一时期陈伯达的文章及其写作经过,可以清楚看到典型的“陈伯达现象”:有野心而无主见,一切为了取悦上级,以求加官晋级.

“陈伯达现象”表现为:

一、察言观色,千方百计地摸动态,诸如主席最近跟谁谈话,看些什么书,注意些什么问题等.陈伯达曾多次向秘书田家英打听在看什么书,田家英对此十分反感.

二、系统总结,即把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零散的讲话,加以系统化、条理化,写成文章.“理论家”所做的是归纳工作,他笔中灌注的思维不是他自己的.

三、演绎诠释,根据领导的某一观点、某一“最新指示”,加以扩大,加以推理,加以说明,加以解释,变成一篇社论、一篇文章.在“”中,每逢发表一项“最新指示”,在陈伯达的主持下,总要演化成一篇社论.有一次,陈伯达在跟笔者聊天时,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我的本事就是把主席的一句话,谈成一篇《人民日报》社论！”

陈伯达在“”中犯下严重罪行,他自己也承认“犯了滔天罪行”.奴性和媚骨,使他失去了理论家的脊梁骨.“陈伯达现象”曾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与他同时代的人之中:

姚文元因为在1957年6月10日《文汇报》上发表杂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批评《文汇报》用“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