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谏议方式与奏疏写作

作者简介：祖明军（1980．4）,男（汉族）,贵州威宁人,现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宋代奏议与宋代文学和文化的联系与发展.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　威宁　553100）

摘　要：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臣僚上书除了陈情、贺表外,其目的无非是希望皇帝重视并采纳自己的意见,在文中往往避免不了揭露时弊和矛盾,乃至皇帝的得失,作为臣子的上书要做到既揭露社会问题,又不至于冒犯皇上；既充分阐述政见,又不至于有使自己的眼光才智超越圣人之嫌,尽量达到进谏的目的,又最大程度地减少风险,这就要求臣僚不但要在奏本上下功夫,而且要讲究进谏的智慧和技巧.

关 键 词：谏议；奏疏；谏议方式；奏疏写作

中图分类号：K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2-0000-02

一、概念界定

(一)谏议与谏议方式

1.谏议

对于“谏”字的解释,《说文》曰：“谏,证也.从言柬声.”《广雅·释话一》曰：“谏,正也.”《字汇》说：“谏,直言以悟人也.”可见,“谏”的基本内涵就是以直言规劝或建议别人.最初可以是朋友或平辈人之间的劝诫,但后来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谏”字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以卑对长、以下对上的规谏,中国古代则专指臣下对君主的讽喻与劝谏.

谏的目的在于“匡正君主,谏净得失”,以减少君主决策的失误和改正自身的过失,所以“谏总要辨析正误,言明利害,讲一番道理.可见谏与议相通,谏是议的一种形式,议的目的往往是谏.在政治生活中,谏议的内涵比谏要丰富得多,朝堂议事,侍臣讽谏,臣民上书等,都是君主政体重要的运作方式.谏议的政治功能并不局限于听取批评,涉及到君臣互动、政治机制等诸多方面.”①

2.谏议方式

谏议方式,顾名思议,是指谏议所采用的方法和形式,在中国古代,谏议的对象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这种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即使贵为三公,也只不过是皇帝的手臂和奴仆,皇帝也有贤明与昏庸之分,喜怒无常,有时会随心所欲地处置宰相在内的任何人,作为臣僚的谏言要是惹怒了皇帝就会招来轻则贬,重则死,甚至灭族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谏官要做到尽职尽力,辅佐帝王有效治理国家,既要把谏议的风险降到最小,又要让自己的谏议被采纳的最大可能性,除了思考谏议内容之外,还必须思考谏议的方法和形式.

(二)奏疏与奏疏文体

1.奏疏

“奏议亦称奏疏,专指臣下上奏帝王、陈说政事的文书”②可见,奏疏和称奏议是异名同体,它源起于先秦,在不同的朝代,其名称不一,形式有所变化,但其功能和实质并没发生太大变化.“章、表、奏、议”,从宏观上都属于所研究的“奏疏”范围.奏议在我国古代社会的管理中,作为一种下情上达、实行社会管理的手段而存在,而且奏议所关注的事务大都是有关经邦治国的大事,最高统治者通过奏议所反映的情况来了解国家治理状况从而做出有效的决策.因此,奏议是我国古代社会的统治者进行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加强国家统治、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工具.

2.奏疏文体

奏议是中国古代一种文体的总称,在古代总集、选集或文体分类书中,它或被列为上书类,或被列为奏疏或奏议类,或和诏令等列为告语类.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分别属于“笔”、“书牍文”、“上书公文”、“应用文”、“杂文”等文体类别.在写作中,对奏疏这种文体的特点,一般认为：奏疏既然作为一种实用文体,有其自己特定的写作主体和明确的接受主体,要求有明确的上书目的,针对性较强,注重实用与时效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语体、风格等特点.

二、中国古代的谏议方式与奏疏写作

在中国古代,谏议的方式很多,从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方式.从语言形式上,有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之分,口头形式的进谏在国家形成之初盛行,是一种非正式的谏议方式,以后就逐渐以书面形式为主了.从方法上,主要有直谏（明示）法和讽谏（暗示）法之别,但臣子要采用什么样的形式和方法进谏,要以时期,事件,场合,情形而定.同时,还与进谏者（谏官）和受文对象（皇帝）的性格、兴趣、爱好、情绪等等因素有关.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有人又将谏议方式分得更细更具体,是直谏和讽谏更进一层的细分,有“五谏”和“五法”.

1.“五谏”之说：

《孔子家语·辩政》：“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不直谏而诡谲其辞,启发主上自悟）；二曰赣谏（愚直地谏,不注意措辞不看时机是否合适）；三曰降谏（卑下地谏）；四曰直谏（直言规劝）；五曰风谏（讽谏）.唯度主而行之.”

唐太子李贤等注曰：“五谏谓讽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也.讽谏者,知患祸之萌而讽告也.顺谏者,出辞逊顺,不逆君心也.窥谏者,视君颜色而谏也.指谏者,质指其事而谏也.陷谏者,言国之灾忘生为君也.”

刘向《说苑·正谏》说：“故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赣谏；五曰讽谏.”

班固《白虎通德论·谏诤》则把谏诤分为讽谏、顺谏、窥谏、指谏和伯谏五种.

可见,讽谏就是指以委婉的言辞进谏；顺谏或降谏就是指顺着君王的意愿进谏；窥谏就是以君主的情绪、脸色适合才进谏；指谏就是在适当的时机、场合就事进谏；伯谏或陷谏就是发现问题,不顾利害,实话直说.除此外,还有死谏,也叫尸谏,这是谏者自身性格和事件重要性决定的,是直谏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以死来谏诤皇帝,催其猛醒.如《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记载,高帝多次谋划以戚夫人子刘如意太子刘盈,叔孙通以死谏诤,说：“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劲血污地.”此外比干、五子胥、虞诩、长孙无忌等等都是以死来谏诤的例子.

2.“五法”之用：在封建社会,如要达到预期的进谏目的,不但要忠诚,有胆识,还要有方法技巧,苏洵在《谏论上》说：“理喻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

要将“五法”用得妙还得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进谏要选准角度,拉近与对象的心理距离.皇帝平时日理万机,对治国安邦的大道理早已听厌了,他需要的是娱乐和休息,以放松紧绷的神经.因此只有知己知彼,因势利导,投其所好,方能达到目的.如司马相如谏武帝游猎之毛病,谏议并没有直说武帝耽于游猎,践踏民田,荒于治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危害,而是委婉在劝谏武帝不要贪一时之乐,忘记防范意外之事,冒险易使自己爱到伤害,要珍视自己,注意生命安全.文章不长,但时时处处替君着想,如果皇帝听从了劝谏,对国家对人民之利就在其中.这种拉近心理距离,关心皇帝个人生活的角度来写,显然比谈空洞大道理更易接受.第二隐喻明理,旁敲侧击.在谏议中使用比喻、寓言说理,更加形象生动,易于接受.如枚乘的《谏吴王书》,文章尽管以谏吴王谋反立论,反复渲染逆必遭灭亡,但却无一语道破,只是隐约其词,旁敲侧击.虽吴王最终没听劝谏,但这篇文章的艺术性很高.第三侧面迂回,借古讽今.表现在大量的引用古代史实、典故,然后和当世进行对比,以达到否定现实,谏君的目的,如王嘉的《因日食举直言复奏封事》等.第四借题发挥,绵里藏针.这类谏议表现最突出的是借灾异、天象、术数等具有神秘感、令皇上生畏的力量来警戒皇上,促使其处理、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第五反弹琵琶,计高一筹.也就是要善于用新论证新观点,人们认识事物、看待问题往往按照传统习惯按一定的思维护去思考,这样常常囿于成见,很难得出新见解.所以,要发人之所未发,得出意料的新结论,功效会更显著.

在封建时代,奏议写作的主体是臣僚,而受文对象却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其写作的最终目的在于其效能的实现.如何真正实现奏议的效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奏议的写作主体是诸多原因中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写作主体善于为文,便能够顺利实现奏议的效能,这个“善”就是对写作主体要求的一种概括.刘勰曾在其《文心雕龙》中推崇擅长公文的“鸿笔”大约有数十人.自南北朝以来,也不断地涌现出草拟公文的“鸿笔”,这些“鸿笔”的奏议往往能够在效能上收到预期的结果.作为奏议的撰写者,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奏议的写作内容要具有实用性

奏议的产生,是在阶级和文字出现后,有了部落或国家的萌芽,出于交流信息、管理国家的需要而产生的.《文心雕龙·书记》说：“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等及七国献书,诡丽幅辏；汉来笔札,辞气纷纭.”可见,奏议作为公牍文的一部分,其产生和兴起,都出于社会政治管理的需要或实用,因此奏议的写作内容也必然具有实用性.

2.奏议的写作要有较强的时效性

奏议中有一部分内容是针对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方案或策略,因此,奏议必须要能及时反映情况,不能耽搁,否则就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国家的治乱.尤其是当发生了各类重大的敌情或灾害性事故等,奏议写作者就应在最短的时间里,及时并如实地反映情况.一旦反映延迟,皇帝就不能及时了解下情,更谈不上及时做出决策或反应,往往会影响国家的正常管理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奏议又具有较强的时效性.特别是那些灾异奏疏,其内容皆是针对当时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沌局面所提的建议,如果奏议不能及时反映这些情况,那么受灾的百姓得不到及时的赈济,就有可能出现混乱状况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阻碍经济的发展.

3.奏议的内容要求简明而有逻辑性

奏议要有效发挥治理国家的作用时,除讲求内容的实用和上奏的时效性之外,其内容必须要简明,行文格式也作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此外,严密的逻辑性也是谏议的一个共同的特色,严密的逻辑恰是提高说服力的最佳手段.谏议作为一段规劝的话语,有自己规谏的中心,而要充足的证明自己所说的中心是正确的,还需讲究一些结构技巧.经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些谏辞大都经过进谏者精心构思后的,谏辞的逻辑结构十分严密.

4.奏疏写作内容要具有高超的文学艺术性和规范性

奏议的受文对象决定了奏本不能枯燥无味的论述,还要有文学艺术性,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建安时期重要作家作品包括应用文体进行了扼要而中肯的评价.例如称：“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我们可以与他的《与吴质书》相参照,其中论陈琳为“章表殊健,微为繁富”,谈阮瑀为“书记翩翩,至足乐也”③.翩翩形容文采优美,所以“足乐”.可见曹丕充分肯定了应用文章应有文采,要有较高的文学欣赏价值.

陆机在《文赋》中也提到应用文的写作规律.如：突出主旨是非常重要的,陆机对此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立片言要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目的不为了使奏疏主旨突出；方法是以简要的语句揭示奏疏主旨,全文都要围绕这个主旨,这样才中心突出,有条有理.此外陆机在《文赋》中还讲了谋篇布局,提出了精辟见解：“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指谋篇之始,要选择义理、构思适当的结构布局,考虑确切的词句,安排在恰当的位置.这就是应用文写作中的重要规律.像“片言居要”这种突出主旨的方法,在历代应用文名篇中都可以见到,奏议是很讲究章法的,一般都有相对固定的格式.

论述应用文体最为深入、全面、系统的莫过于刘勰,因为《文心雕龙》首创以明确、系统的理论来指导对体裁个体的研究.《序志》中提出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就概括了文体特点,提出了文体规范.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谈到了附辞会义,即情意与文辞的密切配合,并举两了两例说明.一是汉武帝时,廷尉张汤有疑案上奏,却两次被退回,属员不知如何是好,请倪宽重新起草.结果,武帝深为赞赏.二是魏司马师命中书令虞松作表,但两次都不满意.虞松用尽心思也想不出怎样修改,钟会替他改了五个字,司马师就十分满意.刘勰就此评价：“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辞当.”即说理恰当,叙事明白,心思灵敏,措辞得当.这说明,奏议也要考虑命意谋篇,又要考虑言辞合于主旨.

综上所述,从整个中国古代上书看,凡聪明能干的臣子都很善于根据所奏的的内容,针对皇帝的特点,确定不同的写法和进谏方式.首先,应先根据所奏内容选择恰当的文种和表达方式,即“随事立体”（文心雕龙·书记）,章、表功用不同,语言风格也不一样,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章表》说：“章表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策,风采宜耀.”其次,要揣测受文对象的特点和心理来确定进谏的方式和方法,顺情入机,因势利导.在封建社会里,臣子凭借一支笔打动高高在上的皇帝,其中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把情感揉进文章,借助恰当的修辞表达（即要有高超的文学性）,用真情感染皇帝,刘勰《文心雕龙·体性》说：“夫情动而言行,理发而文现.”这正如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狄德罗所说：“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能打动人心.”古人曾说过,读《出师表》不流泪者不算忠臣,读陈情表不流泪者不算孝子,这就是感情力量的作用.可见,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优秀的臣子,不但要有相当高的公文写作水平,而且要有丰富的进谏方式.

注解：

①　张分田、萧延中：《政治学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页.

②　庄涛、胡敦骅,《梁冠群新版写作大辞典》,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杜,2003年版,第306页.

③　（三国魏）曹丕．《与吴质书》,《文选》卷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