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与方法:新语言之

提要本文从三个方面考察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文学语言研究状况：一是宏观扫描文学语言研究的整体现状,二是中观考察语言学界和文学界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的深度研究,三是聚焦文学语言的三个基本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大致设想.

关 键 词文学语言研究宏观扫描深度观照焦点

本文试图对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文学语言的研究状况做宏观扫描、深度观照和焦点.

本文的取材范围是2000年至2010年国内发表、出版的有关文学语言的研究成果,以论文为主,兼顾论著.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标准,一是因为论文具有广覆盖性,学术期刊网可以从作者、题目、关 键 词、全文、相关文献等各个方面检索出上万篇论文,而论著却不具有这种搜索与阅读的全面性和即时性.二是因为就中国的学术惯例而言,大多数论著中代表作者重要观点的主要内容都以论文形式先行发表,所以说选取论文基本上可以涵盖论著.

一、宏观扫描：文学语言研究的多维视野

我们曾在《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中对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语言研究状况进行总结,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论争,到20世纪末《语文建设》的“文学语言规范问题”讨论；从60年代王力、老舍等极少的文学语言论文,到世纪末的大量论文、论著,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尤其对20世纪后20年郑颐寿、谭学纯、冯广艺、冯学锋、王蒙、汪曾祺、高万云等的研究成果,都作了或详细或概括的评介.概而言之,20世纪的文学语言研究已经进入多视野、多层次的研究阶段.这一特点在21世纪初已经达到了纯熟的境界,学者们从语言学、修辞学、文艺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风格学、文化学、符号学、认知学、叙事学、哲学等各个角度来文学语言,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收获.当然,从语言学和文艺美学两个主要角度探讨的成果最多也最有新意.

1．语言学、修辞学视野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表现在反映文学语言本质特征的“规范问题”上.

文学语言的规范问题是国内外的一个老问题,其探讨与争鸣一直延续至今.21世纪初的研究其实仍然还是两大派,即可规范派和反规范派.如刘福根《“文学语言不能规范说”献疑》就是对1992-1993年《语文建设》开展的“文学语言规范问题”讨论中一些反规范观点的批评,依次反驳了“因为语言的局限不足以表达作家丰富的思想、复杂的情感”所以要超越规范、“要扭断语法的脖子,打破‘人们的审美心理已经产生了长期阅读疲劳的汉语语法结构’”、“文学语言从本质上说是反规范的”和“语言本身是不可能规范的”等观点,最后得出结论：“从根本上说,语言是可以规范的.至少我们所读到的有关论述‘文学语言不能规范’的文章,在我们看来,还没有充分证明‘文学语言不能规范’这一点.”（刘福根,2000）与此观点相同,杨爱娇的《文学语言规范化的若干思考》从文学语言的特质和文学语言规范的层次两个方面进行论证,作者认同冯广艺、冯学锋《文学语言学》中的观点,认为文学语言的特质是“变异”,因此,规范要分语言规范、言语规范和文学语言规范,虽然这个分类有违逻辑划分规则,但其对文学语言规范的论述还是值得肯定的,她认为：“文学语言要规范,文学语言能规范,文学语言也有规范.这个规范应该包括语言的规范和文学语言自身形成的规范.首先,语言的规范是言语规范化、文学言语规范化的基础.文学语言的规范必须建立在语言规范基础上,否则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等再者,从文学的本性来说,创造不是个人的,如不讲规则,各人说各人的话语,作者与社会无法沟通,与读者无法交流.”（杨爱娇,2002）持此观点的还有张黎、张常信的《文学语言就不要规范吗?》,该文主要证明所谓文学语言的“陌生化”其实也是符合规范的.他们指出,“回顾文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文学语言的陌生化以及语言表现形式的改革,恰恰是回归某种规范化”,他们还认为,创新与陌生化只能在大的规范框架内实现,根本不存在绝对的陌生化,并指出：“语言规范化的程度,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文明水平的重大标志之一.新世纪伊始,文学语言该如何规范与发展,这是摆在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和人文学者、专家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字语言需要标新立异的突破,但如果认定这种突破是没有底线的,那么陌生的恐怕不仅仅是文学语言,文学、作家都会成为彻底的陌生,倘若永远陌生下去,明摆着就只有――死路一条!”（张黎、张常信,2006）与此观点相近的还有于根元、李润新、高万云等,不再赘述.

反规范派强调文学语言的“变异”、“偏离”、“陌生化”、“超常搭配”.其实,变异、偏离、超常、陌生化不过是异名同指罢了,它们都是建立在一个已存在或已设定的“正常态”或“熟悉态”的基础之上,如果某种文学表述背离这两种状态,就被认定为是定规之变异、正途之偏离、常态之超越、熟构之陌生化处理.于是有人便认为这样的存在方式是反规范的.我们曾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语言规范问题讨论”和其他文章中指出,学者们之所以争论不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规范”的理解不大相同甚至大不相同,语言规范和道德规范、显性规范和隐性规范、静态规范和动态规范等的单面认知,构成了这场无休止的“金银盾”之争.（高万云,1993、1998）对此,石一宁的《文学语言还有标准吗?》（《文艺报》2003年7月24日）也认为“文学语言在评判标准上出现混乱”,在石氏对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四位学者进行的调查中,就描绘出了对文学语言规范的不同认知“图式”.其中争议最大的是所谓“反语法”现象,如毕苓蔷的《文学语言的“反语法”特征》就认为文学语言的本质是“反语法”的,“文学语言组合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反语法’,或者说不受既定语法的约束,这就是文学语言的‘语法’.反语法,反叛的是约定的规则寻求的是语言的创新,因此,文学语言的‘反语法性’,可以说是作者顺应语言发展规律、发掘语言艺术潜能的必然趋势,也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它以持久性为旨归,变异性为手段,临时性为外显.持久性意味着艺术功能的强劲生命力,变异性意味着通常规则的,临时性意味着出现频率的单一,直言之,文学语言反语法就意味着变革与创新.”（毕苓蔷,2005）这个结论有点自相矛盾,既说文学语言“反语法”,又说文学语言“是作者顺应语言发展规律”,这似乎在说语法不是顺应语言发展规律的.与此相近的还有李君玲的《试析当代文学语言的变异》,认为当代新潮作家“大胆地冲破语言的常规和藩篱”,（李君玲,2006）而王燕的《文学语言是隐喻的N次幂》更是认为文学语言是对日常语言的疏离与改变,是隐喻或N次幂的隐喻.（王燕,2007）

学者们不仅揭示所谓文学语言的“变异”现象,更重要的,还探讨这些现象的深层机制；不仅从文学语言本身求解其变异规律,而且还在与其他文体的比较中凸显其本质特征.在这些方面,冯广艺、刘欣、李世英、张守海、张春泉、刘来春、汪艳华、李满端、谢英、王英、雷瑞莲、李科、唐莹等也做了大量工作.

2．美学、哲学视野

对文学语言的各个层面、各种技巧作美学分析,也是21世纪初期的一大特点,这方面的论文和论著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如高万云《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王汶成《文学语言相似度检测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朱玲《文学符号的审美文化阐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雷淑娟《文学语言美学修辞》（学林出版社2004）、祝敏青《文学言语的多维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李荣启《文学语言学》（人民出版社2005）、李国正《网络文学的语言审美》（台湾学生书局2007）和王培基《文学语言专题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等论著,或专论或辟有专章研论文学语言的美学问题.自然,这方面的论文更是丰富多彩,其中成果较为突出的是田,他的《关于文学语言的节奏美》（《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12期）对语音层的音响节奏美、意象层的画面节奏美和情感运动的节奏美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而《文学语言的表现性审美特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文学语言陌生化的审美特征》（《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和《语言陌生化与文学语言形式审美》（《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3）则又对文学语言陌生化的审美特征作了细微的剖析.其他作者的成果还有很多,从网络搜索情况看,这方面的论文足有上百篇,概括起来,大致分为三个类型,一是论述文学语言审美特征的,如雷淑娟《由数量词词义偏离看文学语言的模糊美》（《修辞学习》2005年第3期）；二是论述文学语言的形式美质的,如雒海宁《文学语言的色彩美》（《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三是对具体文学门类、文学作者、文学文本和文学技巧的审美物质的探讨,如黄小平《戏剧文学语言的诗性表达》（《四川戏剧》2009年第1期）等.

当然,也有一些从整体上探讨文学语言美学特征的文章,如李贞、陈童《基于文本的汉语文学语言审美》则从文学文本出发,对文学语言的审美特质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一是“不同层次的文学语言审美”,既从语词、语句、语篇三个方面分析文学语言的显性审美,又从意象、形象、意境三个方面分析文学语言的隐性审美.二是“不同性能的文学语言审美”,对描写语言、叙述语言、抒情语言和议论语言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三是“不同文体的文学语言审美”,对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各种文体的文学语言审美异同进行了深入考察.四是“不同创作主体的文学语言审美”,又探讨了具有不同个性不同风格创作者的不同审美表现.而冯宪光的《文学语言呈现的审美意识形态意义》（《文化与诗学》2009年第2期）则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切入,认为文学语言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符号,作家创造一种具有审美意味的语言结构来显现审美意识形态,读者则通过这种语言结构来体验感受审美意识形态,而这种语言就是内指性的语言.可以说,以上两种认识都是较有新意的.

也有一些学者对文学语言进行哲学思辨,如高万云《文学语言的哲学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盛光希《文学语言的二元对立与统一》（《文艺报》2006年9月7日）、曹卫东《文学语言与文学本质――从哈贝马斯对德里达的批判说起》（《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谭学纯的《“存在编码”：米兰昆德拉文学语言观阐释》（《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或吸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或借鉴国外新潮哲学理念,都对文学语言的根本问题作出回答并有所深化.

从其他视角文学语言的论文还有很多,有从心理学角度切入的,如田《表现性:文学语言的审美心理机制》（《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有从认知学视角分析的,如谭学纯《修辞场、语象系统、修辞认知和文学阅读》（《福建论坛》》2006年第2期）；有从叙述学层面探讨的,如朱玲《叙述长度和语义――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一个修辞诗学问题》（《文艺研究》2010年第9期）；有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的,如刘安海《赋予文学语言以人文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等等.所有这些,共同构筑了文学语言研究的繁荣景象.

二、深度观照：文学语言研究的百家争鸣

以上是从文学语言研究的“面”上扫描的,大致勾勒其研究广度.如果从研究深度考察,有四位学者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他们是语言学界的谭学纯、王培基和文学界的泓峻和张卫中.

1．谭学纯的文学修辞学

早在20世纪末,谭学纯就对文学语言有着深入研究,他与唐跃联名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等20余家报刊发表探讨文学话语和建构文学语言学的学术文章,并于1995年出版了《小说语言美学》.到了21世纪,他不但独著与合著了《接受修辞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人与人的对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和《广义修辞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而且发表了重要的文学修辞学学术文章20余篇,对文学语言及文学语言的修辞建构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在21世纪出版的三部著作中,虽然从书名看似乎属于一般修辞学或修辞哲学,但就其思考对象和取例来源看,则主要还是文学文本和文学修辞行为及其修辞成果.我们在《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中曾对三部书有所评价,对《接受修辞学》,我们指出：“谭学纯等的接受修辞理论借鉴西方接受美学和阐释学理论,对汉语修辞的接受机制和规律、特征和方法做了建设性的理论探讨,它不但扭转了过去只注意表达修辞的‘一头沉’研究套路,而且完善了修辞学的科学内涵,他认为,‘修辞信息等于语义信息+审美信息’,修辞活动‘是言语交际双方共同创造最佳交际效果的审美活动’,而‘修辞过程’则是‘修辞信息从表达到接受的运动序列’,仅此一点,就为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完善作出了重大贡献.”（高万云,2008：613-614）对《人与人的对话》,我们认为这是一部为修辞提供哲学基础的著作,“构筑了一个人与人对话的修辞哲学体系”,特别强调,“最后,《人与人的对话》又回到了对文学话语的‘倾听’――文学阅读.把艺术对话――修辞定格在双向互相建构的本体设计上,完成了他的哲学旅程.从而为他的广义修辞学的建立铺好了最后一块基石.正是因为《人与人的对话》深刻地揭示了对话的语言性、修辞性、文学性和哲学性,所以,此书在语言学界、修辞学界、文学批评界和哲学界都受到欢迎,成了多学科与之‘对话’的特殊文本.”（高万云,2008：615）而对《广义修辞学》,我们认为这是一部“广义的文学修辞学（或曰艺术修辞学）”,是谭氏关于文学传达、文学接受、文学互动系统修辞学思想的集中表现.（高万云,2008：615-617）而在他的文学修辞学系列论文中,他更是延伸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我们分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文学语言和文学修辞理论,二是文学作品语言和修辞的个案分析.

谭学纯的文学语言理论研究有着浓烈的时代气息,这在概念范畴和思想资源方面都有体现.（谭学纯,2006）如同是研究文学语言的陌生化,谭氏的研究则运用的是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他在宏观上作辩证考察,中观上作认知阐释,微观上作修辞分析.他认为文学的修辞话语构建是两个认知系统的双重运作,通过修辞认知,变熟悉为陌生；通过逻辑认知,变陌生为熟悉.前者体现的是修辞配价关系,以话语主体的感觉系统为基础；后者体现的是语法配价关系,以话语主体的理性系统为基础.从而完成了文学建构的全过程.（谭学纯,2004）可以说,谭氏的研究不仅有新意,而且有深度.正是有了这样的视角和方法,所以,谭氏主张解读文学话语要“超越文化宿命”,（谭学纯,2001）主张对小说语言研究,采用本自语言学但又超越语言学的双重阐释空间（谭学纯,2004）.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视角和方法,谭氏更主张既要重视文学语言的修辞技巧研究,也要重视文学语言的修辞诗学研究；既要立足当代学术语境诠释传统资源,也要以民族思维审视域外理论及其可操作性.（谭学纯,2009）于是,在把修辞学引入文学批评的前提下,谭学纯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理论误导进行了重新审视,指出“吾手写吾口”的语体误认与逻辑悖谬,（谭学纯,2004）进而作出颇具示范性的修辞学批评.

谭学纯对文学作品语言和修辞的个案分析,正是对其上述理论的实践和论证.他评价莫言的《红高梁》,认为这是一种对战争的另类书写：非宏大、非高调叙事,对个体强悍生命的修辞书写,时间修辞,超感觉的修辞话语.（谭学纯,2002）这种评价方式与谭氏的广义修辞学思想是紧密相关的.与此相类的是关于文学建构的修辞策略的探讨,如《文学修辞策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和《想象爱情：文学修辞的意识形态介入――修辞策略和20世纪中国文学类型史之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前者分析了文学以工农兵为话语主体、以集体言说为修辞策略的文本建构,后者论证了爱情想象、意识形态和修辞策略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应属《身份符号：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李准<李双双小传>叙述结构和修辞策略》,谭氏以李双双的21个身份符号为切入点,解析它们的分布及其修辞功能和与此相关联的深层文化内涵,进而探讨其修辞策略,并延伸到对文学修辞研究方法的探讨.（谭学纯,2008）谭氏还有一些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式批评,如《巴金〈小狗包弟〉：关 键 词修辞义素分析和文本解读――兼谈文学修辞研究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9期）就是借鉴语言学中的义素分析法对《小狗包弟》进行修辞批评的,请看该文的内容提要：

从《小狗包弟》中选择对文本整体有解释力的几组关 键 词,运用修辞义素分析方法解读文本,亦即分析:“人”与“狗”互为镜像的修辞叙事,“包弟”向“包袱”转换的修辞情境,“包袱”自身的修辞语义暗转,同位短语“小狗包弟”被人为拆解的修辞化分离,“我”变成“包弟”的修辞推理依据,以及《小狗包弟》道德自责和道德追问主题.由此可以评价全文成功的修辞和不太成功的修辞,同时评析不同学科背景文学修辞研究方法的得失.由此可以看出,谭氏对文学作品的个案分析,也都具有理论深度,这是当今语言学和文学两界的文学语言研究少见的.

2．王培基的文学语言专题研究

王培基自2000年以来,共发表有关文学语言的论文十余篇,并于2008年10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文学语言专题研究》,全书39万字.王培基的文学语言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语言研究误区及文学语言特征的阐释,二是对文学语言方法论的探讨.

王培基认为,文学语言研究存在三大误区,一是观念误区,主要表现在“变异是文学语言的实质”和“文学语言在本质上是反规范的”两大误认.王氏认为,变异论是不科学的,因为所谓变异在各种语体中都是存在的.“文学语言的本质应该是语言的、文学审美的,是语言型和审美型的双向融合.”王培基也不同意文学语言是反规范的观点,他认为规范是基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变异过度,就会影响文学语言的审美效果.二是语体误区,他通过对以群、童庆炳、冯广艺、高万云等文学语言研究的用例统计,发现学者们对诗歌、小说多有侧重,而对散文、戏剧则用力偏少,“这不利于文学语言材料的广泛积累和全面整理,不利于对文学语言的总体把握和系统建构.”三是方法误区,王氏指出,现有的文学语言研究方法单一,多为归纳例证法和简单分析法,而这与丰富复杂的文学语言是不契合、不对应的,因此必须体现方法的多样性.（王培基,2005）在此基础上,王氏归纳出文学语言的五大特征,即形象性特征、情意性特征、音乐性特征、独创性特征和丰富性特征.这“五性”“都跟文学的内容直接相联系,甚至可以说有些本来就是文学内容的组成部分,如形象、情意、音乐,有些本来就是文学内容须臾不可分离的属性,如丰富性、独特性.”“‘五性’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形成互补互衬关系等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王培基,2001）这一认识虽不新潮,但它符合文学语言的本质特征.

关于文学语言研究方法,王培基也有着不少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文学语言研究应该坚持“一个精神,四条原则”,即“批判的、革新的精神”和“从文学语言研究方法的实践出发的原则”、“从广阔的学术互动视野出发的原则”、“多样性、多层面的原则”、“从指导文学语言创造出发的原则”.在此基础上,王培基特别具体阐述了“细读感悟法”、“结构功能解析法”、“考察统计实证法”、“意蕴探求法”、“多维比较法”、“理论升华法”.（王培基,2008：239-352）这些认识不仅比先前的零散论述系统,而且也比先前的大部分论述深入；不仅对滞后的文学语言研究方法作出了理论概括,而且为今后的文学语言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

3．泓峻（张红军）关于文学与语言关系的研究

泓峻的治学方向是文艺理论,所以,他并不是对具体文学语言进行研究,而是侧重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文学的修辞批评等理论问题.21世纪以来,他不仅出版了《文学修辞批评》（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和《共生与互动――20世纪前期的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两部论著,而且在《当代文坛》、《文史哲》、《四川大学学报》和《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

关于文学的修辞批评,泓峻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中阐述得最为系统和深入的学者之一.他不仅对文学修辞批评的特征、意义和应遵循的原则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而且对西方和中国修辞批评作了历时的描写.特别是对中国古代诗话、小说评点、白话文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修辞批评复萌等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科学的评价.在此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借鉴国外新知,对修辞批评的途径和手段,诸如对词语与辞格分析、语篇分析、叙事学分析等方面都有深透的阐发.还需指出的是,泓峻并不像某些研究者那样,过分夸大所研对象的价值,而是给修辞批评应有的地位,他指出：文学修辞批评只是文学批评的一个维度,是社会学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文化批评得以展开的基础.纯粹的文学修辞批评只能解决它视野内的问题,而不能解决所有的文学问题.（泓峻,2003）可以说,这一认识是非常客观和科学的.

关于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泓峻重点考察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之间的共生与互动关系,对其演变过程、发展规律、经验教训都有深入分析.在十余篇论文和专著《共生与互动――20世纪前期的文学观念变革与语言变革》中,泓峻对19世纪和20世纪交汇时期语言与文学变革的共同语境、文学观与语言观的共同价值取向、文学变革与语言变革的相互渗透等内在关联,现代汉语的写实性追求与写实主义文学观念的相互支撑,“个性主义”文学观的语言追求与现代汉语形成期的修辞观、现代汉语口语崇拜观念的语言学依据及其影响,形式审美主义文学观的展开与现代汉语的审美建构、“文学大众化”转向与现代汉语发展方向的调整等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进而得出如下结论：现代文学语言在现代汉语形成中常常会成为语言发展与变化的诱因与最重要的动力,现代文学观念对现代文学语言有着重要影响,同时,现代汉语对现代文学观念也有着突出的制约作用.（泓峻,2010：185-198）可以肯定地说,这一认识不仅符合文学与语言的共生与互动关系,而且也符合语言与文学语言、文学与文学语言的共生与互动关系,这无疑对中外已有的相关认识有所深化和发展.

4．张卫中的汉语文学语言研究

张卫中对汉语与汉语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有骄人的成绩,2000年至今,不仅出版《汉语与汉语文学》等论著,而且发表相关论文30余篇.张氏主要从两个方面探讨文学语言问题：一是汉语变革与文学变革的关系,二是20世纪汉语文学语言的发展状况.

关于汉语变革与文学变革的关系,张卫中从多个方面进行审视,在《五四语言转型与文学的变革》中,作者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汉语书面语由文言到白话的转变,阻断了中国作家在历史上形成的追求语言美的强烈冲动,使内容更多地被凸显出来”；二是“审美理想由‘虚’转‘实’、由推崇‘言外之意’、‘文外之旨’转向追求真实客观地再现生活”；三是“从文言到白话的切换,使中国文学从‘诗’的时代转向‘散文’的时代,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也发生了位次的转换,小说成为主流文体”.（张卫中,2004）在《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与文学的变革》中,张卫中还认为,五四以来的汉语的欧化倾向对中国文学的变革有着重要影响,表现在欧化汉语“对新文学作家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产生了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导致了作家价值观的变化”和“导致了文学语言隐喻和象征系统的变化”.（张卫中,2006）这些认识虽有夸大或曲解语言功能之处,但整体上看还是比较到位的,相关认识也见他的《20世纪“语言论转向”与新时期创作》（《文艺评论》2002年第1期）、《从新旧白话的差异看现代小说的语言基础》（《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汉语的变革与“五四”文学转型》（《华文文学》2010年第3期）、《“语言规范化”对当代文学语言的影响》（《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等文.

关于20世纪汉语文学语言的变迁轨迹,张卫中也有较全面的探讨.张氏认为,20世纪汉语文学语言的发展演变分三个时期,“五四”至新中国成立为现代文学语言草创期,建国后至“”结束为现代文学语言巩固期,“”结束到当前为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变异期,张氏特别指出百年来汉语文学语言变革的主要成就：“20世纪汉语文学语言的主要成就是借鉴各种资源,大大开拓了汉语的表现空间,提高了汉语的逻辑性、严密性,使这种语言能够表达复杂的、精密的文意,以适应急剧变化的现代生活的需要；而与此同时,汉语也没有舍弃它原有的简洁、灵动、朦胧和神秘,以及长于暗示、隐喻的特点.使汉语既具有现代性特点,又保持了本土传统,成为一种包容性很强的语言.在汉语整体变化中,语言表现能力的提高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张卫中,2009）可以说,这一认识也是很有见地的.与此相同的认识还在《“五四”与新时期文学语言比较论》（《兰州学刊》2010年3期）、《新时期30年文学语言的变革与特点》（《福建论坛》2008年第6期）、《新时期文学语言变迁寻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9期）等.

三、焦点：文学语言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

从上面的描述看,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学界对文学语言的研究确实成果丰硕,成就巨大,然而,任何学问都是时代的,不少方面还须进一步深化,这主要表现在几个基本问题上.

首要的问题自然还是文学语言观问题.虽然现在已经有不少定义或阐释,诸如俄国形式主义的“诗意用法”说、欧美“新批评”学派的“拟陈述”说、海德格尔的“本原语言”说,诸如中国学者的变异语言说、语言变体说、语言说,但我们认为仍然有深化的余地和拓展的空间.我们曾在《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中从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修辞学、风格学、文化学等各个视角考察文学语言,最后升华到哲学层面对文学语言进行概括,认为“文学语言应是以审美为目的、以情趣想象为构建策略、以二度规约为主要手法的话语形式,是情理美三维、意义意思两面的话语形式.”（高万云,2001：382-397）现在看来,这个概括还需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如审美是不是文学语言的唯一目的?情趣想象是不是文学语言的唯一构成策略?二度规约是不是文学语言的唯一主要手法?如虽然“情理美三维”和“意义”“意思”两面都是文学语言的必要条件,但这“三维”和“两面”各占多大比例才是文学语言,是不是还有其他存在条件?同样,文学和语言、语体和风格、作者和社会对文学语言特质的影响仍然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其次是文学语言的构成手段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延伸,因为文学语言观与文学语言构成手段互为前提：文学语言观决定了对文学语言构成手段的认识,构成手段的认识又支持、修正或深化了文学语言观.如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语言是“诗意的用法”,那么自然认为其构成手段是“陌生化”配置；中国学者认为文学语言是语言变异,自然认为其构成手段是对常规表述的偏离.我们认为文学语言既然是情理美三维、意义意思两面的话语形式,那么就并不仅仅强调变异和诗意的一端.虽然我们也重视“以二度规约为主要手法”,这与变异说是一致的,但我们并不排除遵循语言初始约定的表达方式,如散文、报告文学等叙事性作品.由此看来,我们在《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中的绝对化表述是值得商榷的.自然,这方面也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其三是文学语言的研究方法问题.这一问题与文学本体问题也是紧密相关的,因为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途径、研究手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语言的不同属性.上面提到,以往对文学语言研究方法的认识已有不少成果,比如王培基的“一个精神、四种原则、六种方法”等.然而,我们多次指出,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与研究内容高度契合的方法,既然文学语言本是高度复杂和多样的,那么其研究方法自然也应该与之相匹配.虽然从方法的目的性上考察文学语言也分为描写和阐释两种,从层次性上考察,文学语言研究方法也可分为哲学思辨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如逻辑方法、历史方法、数学方法等）,一类科学方法（如自然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等）,一门学科方法（如语言学的义素分析法、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法等）,具体操作方法（如风格比较法、用词统计法等）,然而,由于文学语言的特殊品质：它既是语言的,也是文学的；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既是物理的,也是心理的；既是实用的,也是审美的等所以我们认为,文学语言的研究方法除了最高层次的哲学方法和最低层次的具体操作方法外,它最常用到的方法就是交叉科学方法,即从社会、人文乃至自然科学等多个角度,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考察文学语言,然后整合出一个科学的结论.从上文的综述看,学者们已经在多角度、多方法研究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如从文艺学、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个视角去进行探究,然后进行哲学整合.而这也正是目前文学语言研究之所以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前,已有人追问：文学语言研究到底有没有自己独具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如果一定要找出这个“独具”的方法,那就称作“多维考察、哲学整合研究法”,这也正是我们在《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中所尝试的.不过,遗憾的是,由于笔者学养所限,只从语言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文艺学、文化学、符号学、修辞学、风格学、哲学等方面切入,视野还是不够广阔,更重要的,笔者对这各个方面的知识大多仅为入门功夫,所以往往停留在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的“表现处理”上,研究不够深入透彻.于是就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设想：文学语言研究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发动各个学科的学者“分而治之”,然后进行科学整合.虽然现在有不少学者已在进行这样的工作,但是大多数研究者也如笔者一样,是语言学者或文艺学者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不是其他学科的学者自觉介入文学或文学语言研究.我们认为,文学是人文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所有人都应追求的学养和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倡议,文学和语言学以外所有相邻学科的学者也应该自觉思考文学和文学语言问题,只有这样,文学语言研究才会有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