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现代文学的起点

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界有过两个相映成趣的学术现象：一是２００１年以来陈思和教授在《复旦学报》主持了“关于现代文学史分期的讨论”,较多作者主张将现代文学的起点上推至近代历史的各个时段.一时间现代文学的起讫时间一度成为学界热门话题；二是近几年以来出版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中,有几个版本一直被现代文学研究界普遍重视和认可：郭志刚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版）,钱理群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程光炜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些教材也有一个突出之处,即不约而同将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视为现代文学的起点.这两方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的起点问题上,观点完全相左,这实际上是两种学术立场的表现,确实值得深思.

关于现代文学分期的讨论,５０年代和８０年代也曾有过,主要由历史学界对近、现代史的分期引起.近年来关于现代文学分期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建立在当代学术界对于国家现代化与民族化问题的深入讨论与近代文学深入研究的学术背景之上.笔者认为,尽管如此,从目前讨论的实质与区间看,仍然可以看作一个老问题,即关于现代文学对近代文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主张将起点上推的,更强调继承,如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坚持以五四文学革命为起点的则充分考虑到近、现代文学之间质的迥异性,现代文学初始被称为“新文学”以区别古代文学就是这个道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以“继承和创新”这个老问题视角来考察现代文学的起点,除了能给历史以更多的尊重外,也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廓清研究思路.

文学历史是一条流动不息的河,后者对前者内在的继承是必然,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所凝聚成的强大辐射力,如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以文治国等文学观念在近、现代乃至当代并没有被中断,“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爱国思想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文学精神的绵延不息,并不能仅仅看作哪个断代文学史的问题.如果说现代文学对于近代文化有继承,较重要的是在中国近代特殊历史情境下,知识分子为救亡兴国、被动走向现代化的启蒙立场以及手段.陈独秀提出打倒旧文学建立新文学、以文学唤醒民众确与梁启超“欲救亡兴国,必先新其政治,欲新其政治必先新其道德,欲先新其道德必先新其文学”的思路接近；而胡适的白话文学说晚清的裘廷梁也在１８９７年呼吁过；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念则可与１９０７年的《摩罗诗力说》曲径通幽；等等.然而,这种立场和手段的沿革之作用,正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中的所评价的：“近代文学变革总体上仍囿于传统文学内部的结构调整变通.因为在晚清和民初,毕竟还没有出现那种足以造成整个民族思想文化向现代突变的契机,社会转型仍未达到临界点.”就文学本身而言,“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为能取得新文化运动之成功,大力推介现代西方异质文学,习得的结果是中国产生了真正新质的文学,从现代的文学观念到现代的思想内容和现代的艺术形式,与近代以往完全不同,这就是“五四”文学,这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

就创新而言,多年来由于现代文学研究格局的逐渐定势,许多研究者在现有的研究格局为了学术出新,不免对几成定论的“五四”文学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着熟视无睹的倾向.事实上,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这一场彻底而深刻的文学运动不同于我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包括近代）的文学改良,它所带来的文学观念、内容形式等全方位的大革新、大解放是空前的.从此时起作为封建制度与思想体系产物的“载道”文学与消遣文学被彻底否定,、个性、进步的思想充溢着觉醒的时代精神,白话获得文学正宗地位,对文学本体的认识已能与世界文学接轨,文学创作也达到很高的高度.从当下文学的风貌来反观其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同质同文性,是极具说服力的一种方式.比如我们同时读庐隐与张洁的小说,能感受到精神与言语的述说是这样的相同；而鲁迅的小说在现在仍有许多的追随者；等等.因此将“五四”文学运动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界碑”是较符合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的.梁启超曾说：“凡‘思’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昔日梁任公欲新政新民新文学,奈何新学之主张不合时宜以至思不能潮,而“五四”文学革命在新时代所蓄成的巨大规模和声势、产生的广泛社会效应却远远不是一个“潮”字所能充分体现的.

具体到倡导者,陈独秀虽然也和梁启超一样主张借助文学进行思想启蒙以实现新政的目的,但陈氏以凌厉之势倡导了全面移植西方近代的文学观念,使个性主义、理性主义和进步观成为了五四及其后的文学思想主流；而且,他对于“文学自主”的认识也有助于文学革命更有意识地实现文学意义上的革命.对胡适而言,其白话文运动已是站在了平民立场进行价值判断；周作人则首次集中明确地将个人主义为本位的文学内容的革命落到了实处.而这些崭新的文学质素都是近代文学所缺乏的.由此看来,从现代文学对近代的关系考察现代文学的起点,仍如王瑶先生所说：“五四革命是在晚清文学改革运动偃旗息鼓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为激进和彻底的姿态,要求文学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都进行现代化的一次文学运动.严复、林纾他们最终作为文学革命的对立面,还不足以说明现代文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揭开新的一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