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案与“群体心理学”

查阅、思索近年来关于堪称“拍案惊奇”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各种叙述,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句话：历史的审判也许延宕,但是不会缺席.我们看到,胡风及其友人在政治上被还以清白,案情的细节也在不同当事者的回忆录中得到“互文”式呈现――涉案个人的道德情操也因此自有公论.这段历史似乎尘埃落定,无置喙之处了.不过,仔细检索这些叙述,我发现,胡风及其友人之所以被定位为“反革命集团”,与他们的群体行为关系密切,这一点可以从“群体心理学”视角解释,而在此前的研究中尚未得到揭示.

当我关注胡风案的材料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桑斯坦《极端的人群》封底的一段话：“许多时候,一群人考虑和做的事情是群体的成员在单独的情况下本来绝不会考虑和做的.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信息的交流佐证并加强了彼此的观点,他们尤其可能走极端.”联系到胡风及其友人的举动,我以为胡风案的起源、发展和结果多多少少与群体心理学原理有关,当然,此案主要还是“大势所趋”,但是不能忽视“历史合力”中的任何一条脉络.

作为“卡里斯马”的胡风

哈佛大学教授桑斯坦在《极端的人群》中援引了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来说明权威人士的意见对群体的影响,他用黑体字表明自己的结论：“如果一位权威要求你做某件显然有害或者残酷的事情,你可能会完全照办,要么因为你认为应当这样做,要么因为你不想冒损害自己名誉的危险.”桑斯坦的解释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我以为服从权威也是一种实践中培养出的习惯,但是权威在人群中具有影响力肯定是无可辩驳的.

在心理学上,人格魅力是指某个人因为个性原因具有吸引其他人的力量.领袖型人才的身上往往散发着人格魅力,否则他不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社会学家希尔斯把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研究领域,认为,“在有些时候和情境中,人们寻求与中心接触.他们想为社会确立一个中心,不管他们如何经常反叛这中心.他们需要在集体中超越作为个人的自我”,“他们渴望以这个中心建立一种秩序,并在中心之中寻找一个位置”.(希尔斯：《论传统》)

如此看来,“卡里斯马”不仅是现实中习以为常的现象,其形成也有理论依据.毋庸置疑,胡风是“卡里斯马”.胡风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理论能力超群、个性坚定执着、为人慷慨、曾为文坛巨擘鲁迅门生、乐于奖掖后进,因此,身边围拢了一批朋友和崇拜者.早在1949年之前,胡风就已经是国统区内赫赫有名的文艺界重要领袖了.胡风也因此顾盼自雄.胡风的领袖气质为研究者公认：“鲁迅之后,在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方面,用力那样多,成就那样显著的人,确实不多见.”“正是基于文艺理念的认同度,他周围出现了一个文学群体或文学流派,他则隐然有一种领袖的地位.”（李洁非：《典型文坛》）

从目前的材料看,胡风并未公开宣称自己有建立文学王国的目的和雄心,但是可以看到他着意用自己的理论去影响文坛,孜孜不倦.实际上,作为一个有追求、并且有超强自信的理论家,这样做无可厚非.视理论创见为自己生命的胡风即便在最困难的阶段有所动摇,但是也并未完全屈服.1955年初,他写完并上呈“三十万言书”后,旋即后悔,要回,原因是：“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合实际之处.”很快将大祸临头的胡风还是试图把问题引向“主观”、“情况和例证”等细枝末节.胡风在理论上不肯让步,一看便知,他严厉批示云：“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胡风的“自成一家”,在当年的环境中必然遭到整肃.

就人品而言,胡风有许多令人尊敬之处.胡风待人真诚.眼光极毒的鲁迅评价胡风时就说,相对于其他人“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是在不信任左联的情况下讲这话的,而胡风得到疑心很重的鲁迅的首肯,他的为人处世能力可见一斑.还有一件事可以表明胡风的风骨.周扬是胡风的老对头,三十年代就结怨,自不待言；经过了解放初期的大红大紫之后,周扬在“”初期也遭到批判.本来可以报一箭之仇的胡风却并未落井下石.姚文元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后,有关方面让胡风表态,他说：“我没有什么好揭发的,在理论问题上,我和周扬有不同看法,但是姚文元的文章,是在胡说八道.”胡风把理论争端和个人恩怨能够分开,显出了他性格中实事求是、执拗的一面.

胡风对朋友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事业上,都鼎力携持,同时,他的权威在朋友圈中也很突出.1950年代初期,山雨欲来,胡风及友人面临骤变.在给朋友们的信中,他经常会告诉对方应该如何应付情况,表达出对朋友的关心,但是也显出类似家长一般的事无巨细.比如他在致路翎的信中如此指挥：“我觉得,关于那篇小评,有人谈到时,应表示正面的意见,甚至不妨以嬉笑的态度否定它,以试攻来,以试攻去.”还有,“见面事,看情形考虑一下.主要的,要得到对剧本的范围可以多少松一点.一要看情形,二要先告廖（即廖承志,时任中国青年剧院院长,引者注）,看他的表情,三要时间愈短愈好,给他一个闪烁的东西,不谈文,少谈文,谈些工厂之类.问到梅事（梅指阿垅,引者注）,似应避开,例如没有细看,觉得问题很多云云.”他对贾植芳说：“你回答得好.要这样对付那种无耻的招降手段.再来信,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这是一个斗争底前哨,大概一两年内要大爆发的.”读到这些信函,我觉得胡风未免过于嗦,甚至有点反感他强势的操控欲.

但是,从朋友们的反应来看,我看不到他们对胡风这种过度关心流露出不满.相反,大家折服于胡风的人格魅力,对他几乎言听计从.胡风去世后,路翎写下了这样的挽联：“沉痛哀悼我的导师胡风同志.良师益友胡风今逝去,心中痛感悲戚与哀伤；旧时感情灯火常闪耀,内心永念督促与奖励.”路翎对胡风的崇敬,溢于言表.对胡风案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李辉亲眼看到过胡风和路翎间的互相关怀,他说：“在朋友心目中,胡风的重要位置永远是他人无法取代的.那些朋友,尽管因他而受难,尽管因他而消磨青春,可是,一旦获得自由,一旦可以重新沐浴阳光,他们对他敬重依旧,情意依旧.”（李辉：《风雨中的雕像――关于胡风的随想》）

胡风是无可争议的“权威”,在朋友们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位置,因此,当在解放初期遭到了“不公”对待的时候,他和友人的反应就可想而知了.

写“三十万言书”的胡风及其友人

群体容易产生极端现象.桑斯坦认为,“如果群体成员认为他们具有一种共同的特征和高度的团结一致,极化的程度就会加强.”另外,在群体中,“人们会修饰自己的立场,以免和群体的其他成员比起来自己显得胆小或谨小慎微”.因此,“群体对明显的不公平行为提出的倾向要大得多”,而且,“讨论之后,小组的结论一般要比人们的个人判断更为偏激”.

1949年之后,胡风虽然也写了《时间开始了》等诗歌来欢呼胜利,但是却得到了意料之中的冷遇.工作迟迟得不到落实,写了文章无处发表,自己和朋友不断被点名批评.在新的秩序面前,胡风的江湖地位岌岌可危.一贯自尊自傲的胡风当然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在随同“三十万言书”（即《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俗称“三十万言书”,下文用此说法）递交给、周恩来的信中,胡风愤愤不平地抱怨：“两年多以来,我自己终于被一些同志正面地全面地当作了文艺发展的惟一的罪人或敌人,不但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还完全被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中间,我曾经尽可能有的真诚做过努力,但一次又一次都失败了.”胡风对“一些同志”的不满和自己所受的委屈充溢于字里行间,而他希望党组织明朝秋毫、辨别忠奸,却是错误判断了局势,显得过于天真了.

胡风决定上书,在一定程度上说,与朋友们的打抱不平有很大关系.胡风在解放后郁郁不得志,难免牢骚满腹,而他的朋友们,更是怒气冲冲.他们不断讨论,把问题归结为周扬等人的挟嫌报复.按照群体心理学的观点,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极化”的现象.我看胡风与朋友们的来往书信,极少冷静,多是怒不可遏,摩拳擦掌.联系越紧密,越互相认同和鼓励,越容易做出极端的反应.1952年,卢甸致胡风：“不必为那个卑劣的灵魂伤脑筋,考虑今后的做法要紧.‘按’是一个政策,因为无力打阵地战.这是他们的得意杰作.我以为,应当再向上面表示态度,要求公开讨论,要求面谈,如果上面也肯定那个判决词,那,就是‘历史问题’了.过去吃亏在不摸底,对于一切情况的估计不够,做法还是太善良了.等说老实话,我因为太气愤,说的语无伦次,望你慎重考虑一下.”阿垅1952年5月给路翎的信中,在讲了他对形势的判断后,说：“刚发一信给谷兄,建议他再去信给上面,要求见面,并提出问题.等他来信,我打算即行动,麻烦是会多.勇敢的兄弟,握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讨还公道!一种与检测想敌作战的情绪如同瘟疫,在胡风和朋友们中间交叉传染.群体心理学的“极化”现象发生了.

几乎是共同的决定和共同的行动,胡风和朋友们开始准备和书写“三十万言书”.据胡风夫人梅志的《胡风传》,在北京的路翎、徐放、谢韬、绿原,都参与了“三十万言书”的讨论和写作.天津的卢甸参与了《三十万言书》的起草工作,而且还把稿子拿回家让妻子李嘉陵抄写,致使李嘉陵后来也被定为“胡风分子”,入狱一年.另外,外地的朋友也不同程度参与了这次活动.胡风致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工作的罗洛、张中晓,“我在着手弄材料”,“你们社成立以来,出了哪些坏书,出之前后,受了什么波折和打击.得开列一简单的表告诉我”.胡风致浙江的方然：“林、何二文有暇再看一看,把你认为要害之点告诉我.我在进行解剖中.”李辉这样描述“三十万言书”写作的状况,“一封封信穿梭于各个城市之间”,“他们一起讨论提纲,然后,还将要点寄往各地,征求意见,以求内容更充实,材料更确切”,“他们觉得在干一件庄严的大事,在干一件关系到胡风前途的大事”.（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从胡风往来信函中,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一种只有群体力量才能焕发出的气场,他们彼此鼓励,互相打气：“胡风的情绪影响着他们,正像当年他的文艺思想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一样.胡风也受着他们的影响.”李辉在不经意间,描述出了胡风及其友人群策群力,而这一状态与群体心理学的考察不谋而合.我想,如果仅是胡风一人,恐怕是没有勇气以布衣的身份,试图说服最高领袖的,而且,他也不可能在短短三个月,就写出近三十万字的报告,正是朋友们的鼓励和帮助,才使他有信心去做这一大事件并且期待最终的胜利.

我想单独提一下路翎.路翎是胡风最器重的朋友和弟子,才气逼人,18岁就完成了洋洋八十万言的《财主底儿女们》,但是,建国后却屡遭批判.尽管胡风不断对他教导建言,但是执着于文学的路翎始终不能找到写作的感觉.愤懑、压抑、委屈,他的心态与胡风几乎别无二致.在胡风“三十万言书”递上之后不久,路翎也写了态度和措辞都很激烈的三万多字的长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开头列举了一些批评自己的文章,谈到,“解放以来,我的描写工厂生活的小说和剧本,以及我解放前的一些作品,都受到了类似的批评.我曾就那些批评中的主要的两篇写过我的意见和对作品的初步检查投寄《文艺报》,希望能从事讨论,但当时《文艺报》却简单地拒绝发表,连任何具体意见都没有”,“批评家们的态度更是十分横暴的”,“我认为,这种批评直接地违反了党的思想原则和道德原则,因而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不用细加分析便可看出,路翎的情绪和观点受到了胡风很大影响,几乎是胡风的翻版――或者二人互相影响.我曾在《当年对路翎的批评及路翎的反批评》（载《粤海风》2008年第1期））中详尽讨论过路翎的反批评,并且认为双方都是把文艺问题政治化了.现在我更想说的是,路翎的奋起反击是自己表示与胡风共战斗、同进退的一种姿态.

某种意义上说,“三十万言书”成为考验胡风及其友人的试金石,他们因为胡风的原因而相聚,也因此罹难,历时二十余载,活画了一幅人生沧桑的友情图.胡风应该因此而骄傲的.

“小集团”,又怎样?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小团体意识或者说朋党意识其实无可厚非；君子群而不党,孤芳自赏,暂时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

按照群体心理学的观点,小团体的形成要有许多条件,其中团体中个人对团体的认同和强化是重要方面.桑斯坦提出“同嗜性”的概念,认为“相似性助长彼此联系”,而且,“在小团体中,由于年龄、受教育程度、种族、宗教和民族等人口统计特征而聚拢到一起的人们显示出自我隔离的明显倾向”.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它们与单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根据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清晰认识到,“同嗜性”的人群往往会集中在一起,并且还会因此产生向心力和排外现象.

胡风及其友人算不算一个小集团?我以为应当算.“胡风派”在文坛上成名,是四十年代.在各种文学史对现代文学的描述中,我们都不难找到“七月派”的身影,但是,为什么其他艺术流派可以在1949年之后安然无恙,而“七月派”成员却遭到不测?此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胡风与文艺思想的分歧,很少关注小集团在胡风成名过程中的作用.胡风的江湖地位日隆,是借小集团之力；而小集团逐渐皈依胡风,也形成了内部资源交换的共同体.

连来自批评一方的林默涵都承认,胡风及其友人是建立在思想倾向上的志同道合者,但是也因此带有排外倾向.他在1953年1月30日的《文艺报》上发表的《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中说：“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严密的组织,不,这只是一种思想倾向上的结合.他们的小集团作风的表现,是在于他们的强烈的排外性,凡是跟他们不同的意见,不论来自何方,都加以排斥和打击.自我批评对他们根本是不适用的.把自己一小伙人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不过,林默涵并未意识到,这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咄咄怪事,而是群体心理的正常表现.

胡风的问题根本上说不在小集团,而在“反党”,当然,组成小集团“反党”就罪加一等了.但是由于所谓“宗派主义”的历史恩怨,再加上胡风自恃对党忠诚,他一直把两者混淆,这是胡风思想中的一个无法绕过的障碍.当年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中言之凿凿,“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查资料可知,胡风案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止反省73人,而最后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骨干分子23人.而1980年、最高检和最高法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确认：“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实际上还是纠缠在“反革命”,并且最终在这一点上还了胡风清白.

今天我们重新打量胡风案,可以转换视角,回溯“小集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样就可以理解胡风集团被整肃的其他意义.相对于“集团”和“群体”,我更倾向使用更为贴切的“圈子”.现在可以说,胡风及其友人形成过一个兴趣接近、感情亲密、联系密切的交往“圈子”.实际上,在1949年之前,这样的圈子比比皆是,而且是文人生态的主要表现形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派、新月社、学衡派等等,都以松散、有影响的文人集团名世.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在被定性为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大抵的人都跳不出个人崇拜或行帮意识的那个圈子.所谓文化人――其实是尤其厉害的：因为文化便是意识的表现也.”一群有共同志趣的朋友结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胡风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胡风通过办《七月》和《希望》,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者基本公认,“五四”之后文学社团的蜂起是造成现代文学三十年空前繁荣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是,1949年后,文学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同仁刊物和商业刊物逐渐被取消,自由撰稿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以致面临绝境.丁玲在《为加强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坦言,“过去一小伙人掌握了一个刊物”的办刊方法“已经过时了”.“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崭新的时代了.我们已经是主人,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的刊物能担当起领导思想领域里的问题,一切生活中新思想和旧观念的交战的问题.”据此而言,胡风以前的在文坛的“出场”方式必须随之发生改变,但是悲剧就在这里,胡风的气质和他的影响力使他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因此,只能作为“一小伙人”的代表,成为时代洪流中的溺水者.当然,沉没前的胡风做了一次挣扎.他在“三十万言书”的前面批评了文艺界的现状后,更是提出了“作为参考的建议”,其中就包括允许文人集团和同仁刊物的存在,而这,已经不过是他最后无望的呐喊了.

小结

非常环境有时迫使人做出非常选择.胡风案中,未尝没有面子、嫉妒、血性乃至血型等因素,而“圈子”恰使这些发挥得淋漓尽致.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群体心理学的作用：“掌握了这门科学,就会对大量的历史和经济现象做出最为真切的说明；而离了这门学问,它们就会变得完全不可思议.”有些言重了.但是,群体心理学的确可以提供一个视角,让我们的眼光不再紧盯是非黑白,而是看到历史事件背后更多的匪夷所思的微妙、偶然和吊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