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术随笔的放心与不放心

本人自述,亲朋回忆,还有学者们旧事新说的学术随笔,这些读物越来越多了,已成当下出版界一道躲不过的风景.其中良莠不齐是可以想知的,这就引出杨小洲的批评文章《让人不放心的“风雅”》(2008年9月24日《中华读书报》).文章点了几本书名,具体专在批评张昌华所著《曾经风雅》,分析了几则例证,指其“多猜测与想当然的描述”,判定《曾经风雅》等著述“以拔高传主为义务”,并为他们“信手给历史人物事件下结论感到可悲”.后来有路见不平旁观者又撰写文章替张昌华申辩,说明那几例事实并非猜测和想当然(2008年10月22日《中华读书报》姚宏越的《如此“风雅”或可接受》).孰是孰非,我没有读过张昌华大著不便置喙,却知道,杨先生文章一点而过的拙著《旧痕新影说文人》并不如他说的怎样在“拔高”.或许是杨先生与著者有过一面之缘,于是笔下留情未曾多加指责；或许是他没有仔细通读全书,只能虚晃一无法多说.想来多半属于后者,因为《旧痕新影说文人》与杨先生批评的“以拔高传主为义务”恰恰相反,它的“说文人”,毫不避讳一些颇具声望大作家的弱点短处,时见微词,如谈及茅盾、冰心、朱自清的几篇皆是.这些具体的是是非非不去一一厘清了,值得提出的是,杨先生批评所持的出发点,委实似是而非,涉及此类文章的一般性话题,不妨讨论讨论.

杨先生把《曾经风雅》中“拔高传主”的原因归咎作者“杂人自我情绪”,很是反对这类文章的“自我情绪”.这里好像不大合乎因果逻辑,文章中的情绪,既可导致拔高传主,又何尝不能用来压低他呢高低两个相反方向都存在着可能.根本上说,拔高也好,贬低也好,无不来自作者对传主的整体了解和基本评价,情绪仅仅是评价传主时附着的情感色彩,仅仅使评价愈加鲜明而已,即使情绪再怎么强烈,断不能因此改变他评价的高与低、对与错.如果文章错了,则错在对传主的了解和评价上,非关作者对他的情绪.读者倒是喜爱有情绪的文章,何况传主又是感情丰富的作家、文化人.那种理性很强不动声色的谈古论今,虽颇有可观的内容,但往往令读者望而生畏.当下不避“自我情绪”的文章越来越多,正是读者厌弃作者板板正正面孑L的反证.文章真要完全掩藏情绪殊不容易,无非是有的深藏有的浅露,表现得或浓或淡罢了.杨先生赞赏的李辉著《与老人聊天》,那里面老人追述往事,都不乏情绪色彩.即如反对情绪的杨先生自身,他这篇批评,似乎并没有贯彻自己的主张,其情绪就不算太浅.文章一再出现情绪化的表述：“很让人担心”,“深感可惜”,“感到可悲”,甚至嘲讽《曾经风雅》著者“显得滑稽”、“五十步笑一百步”,连《让人不放心的‘风雅’》这个标题,不也隐隐透着情绪么我们大不必反对文章“杂人自我情绪”,若非要一概消除情绪,恐怕将扼杀学术随笔,失去许多好文章.

出于反对“旧事新说”文章的情绪化,杨先生说：“我比较赞同李辉《与老人聊天》和李怀宇《访问历史》那类录音式的问答,由受访者自己回忆,作者只做真实记录,尽量在书中少些作者个人的影子,目的只在给历史留下档案,以供别人研究.”以为录音式问答绝对真实可靠,把访谈看得如同档案,这想法过于简单而近乎天真.岂不知,当事人的口述,并不能完全摆脱他感情倾斜,读过不少拔高或贬低的笔录,其情绪程度有甚于学者的旧事新说.一旦涉及个人利害、人事纠葛、政治环境这诸多因素,其说什么不说什么,这么说那么说,说出的往事距真相难保叫人不有走形的担忧.即如诚实君子,因事隔久远,或者潜意识记忆选择的作怪,回忆中的误记实难杜绝.冰心为胡适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在《新文学史料》上写纪念文章,提及与胡适往来,她说虽曾有不浅的过从,但一生没有写过信给胡适.老太太彻底忘记了,她分别于1931年和1947年两次致信胡适,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往来书信选》已赫然印了信的全文.由于当事人的“权威性”,他们有意无意的误记,给读者讹传的负面影响丝毫不在学术随笔中的失误之下.难怪钱锺书在文章里,在书信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回忆是最不可靠的.他甚至偏激声言：“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前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薄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当然不必如此因噎废食,回忆、自述、访谈等等,读者还是需要的,于研究者尤不可少,它终究提供了他人不能提供的信息.如果有信息走形,甚至虚检测,那么在研究者眼里,仍不失可供分析的另一种侧面信息.研究者不妨换一个思路来接受,看它何以走形、何以作检测,从中或许能考察出别具含义的相关内容.人无完人,文章也难得十全十美,所以即使有瑕疵的回忆、自述、访谈,均不应回避,更不应排斥,如杨先生不应该排斥“旧事新识”的学术随笔一样.面对众多回忆、自述、访谈,势必要求研究者具备相当的眼力和视野,不去迷信当事人的一面之词,不以它一锤定音.哪怕看似十分可靠的档案材料,读它也不是那么直接、简单的,不能随它写了什么便是什么,就轻率下了结论.譬如,北洋政府档案里的“三一八惨案”和目击者的记述便很有差异.还有反右、“”这类运动中的档案,不实之词比比皆是,亦需研究后才能作出合理的读解.真是俗话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不然学问是太容易做了.可惜,这样做学问的人不时会碰到一位两位,杨先生批评《曾经风雅》,多少也有点儿知其一未知其二吧.

我是喜欢读学术随笔的,并且很放心地阅读.专家写他专业范围里的精彩随笔,既活泼又睿智,既予同行学者启迪,又增长外行读者知识,雅人俗人都饱受文采的愉悦.我国自古有诗话、词话传统,这一国粹如今要得以发扬大概就在学术随笔里了.尽管它们颇多情绪,但比之杨先生偏重的访谈,情绪背后的理性和客观要更多一些.联想到当下学者们多沉溺在高楼深院里造车,冷面学术拒百姓于门外,我想,对于刚刚兴起的学术随笔,与其排斥,不如鼓励.见到它们失误的话,有指正的责任,但最好是就事论事,切勿迁怒文体,不要嚼到碗里一粒砂子便从此不肯吃饭.

我也写点随笔的,碍于杨先生的反对,这一篇竭力抑制自己的情绪.文章自然呆板了许多,讨得杨先生认可,则要对读者说声抱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