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时代

当代中国社会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社会问题也在变化,教育问题成了国人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多的领域在教育.笔者从上小学以来,还没有离开过学校,而且三年中师毕业之后还念了四年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和教育缘分很深.最近阴差阳错地为《教师月刊》写了几期专栏,从而迫使自己更多地思考起教育问题来.

一、文凭时代

(一)从一本小说开始：迈克尔杨的《知识精英的崛起》

社会学家通过写小说,也可以做先知,当预言家.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在1958年出了一本《知识精英的崛起：1870―2033》,该书是以写于2033年的“手稿”的检测设出现的,该书预言在二十一世纪初英国这个贵族统治的社会就要变成知识精英统治的社会了.贵族统治的社会是以继承或者委命为地位获得原则的,而社会的发展将是以教育知识的获得为基础的社会分层原则.社会学家把前者称为“先赋原则”,比如出身家庭的阶级地位；后者叫做“成就原则”或者叫做“自致原则”,比如你学习成绩好,考上了大学,靠自己的能力找到了好工作.在现代社会,这个“成就原则”就发挥了社会分层地位的决定作用,英国就不能再供奉一个没有必需的技术能力的统治阶层了,这个社会的进步速度“取决于权力和智力的结合程度”.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学校教育进行了系列改革,逐步地确立了知识精英原则.根据“智商加努力”的标准,每个人在社会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到1990年左右,如果你的智商在一百二十五分以上,那么你就可以进入到了知识精英的阶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基于教育的精英阶层.

这样的知识精英统治的社会里,所有的天才人物,也就是天分高的人都被层层过滤后留在了精英名流阶层里,下层的人们地位低就只能认命,老天爷没有眷顾,给高的天分,这样给下层人的心理上留下一个被“淘汰”的烙印.于是,2034年爆发了民粹主义者发起的反抗运动,经过半个世纪之久,这种知识精英统治的社会制度宣告结束.

这本书是探讨教育和平等问题的,教育导致的知识精英统治的制度最终被颠覆.我们先不讨论这种颠覆是否可能,因为目前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知识精英统治的社会.但是,迈克尔杨的这一基于教育的“成就原则”的知识精英统治的预言,似乎正在我们的周边社会里预言成真.不愧是社会学家写的小说,本质上还是一本讨论社会分层机制的学术书.

(二)文凭社会：贝尔的预言

“一个社会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找不到语言来表达是可悲的.”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这样说.贝尔无疑是这个大时代的智者,他从技术的角度,预言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后工业社会的最初逻辑中,它也是一个知识精英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差异的根据是是否具有技术能力和是否受过高等教育.这是因为后工业社会是以理论知识为轴心原则的社会,新的社会劳动分工发生了变化,不具有这些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的话,就参与不到这个阶层的分工,没有这些能力,几乎就没有机会达到社会的高位.这样一个社会,本质上是“文凭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说,迈克尔杨的所谓“知识精英社会”就是基于教育的“文凭社会”.

贝尔以当时（1973）的情况看,世界上还只有美国具备了“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中,中轴原理就是“理论知识作为技术创新基础的战略作用,或信息在再创造社会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源于能源在创造制造业或加工业社会中的作用”.相对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而言,后工业社会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决定了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是取得高层地位的前提条件,专业阶层成了社会精英.贝尔在近四十年前就这样说：

大约在七十年前,人们还可以在律师事务所里“读”法律,可以在没有大学学位的情况下参加法律考试.今天,在医学、法律、会计和其他十几个专业工作领域中,人们都必须具有大学学位,需要首先通过考试并得到法律承认的专业委员会的认可,然后才能实际应用自己掌握的技艺.多少年来,投身实业一直是雄心勃勃、勇于进取者出人头地的主要途径.从乞丐变为富翁,更确切地说,从职员变为资本家,需要的是魄力与无情,而不是教育和技能.现在,虽然人们仍然可以开办各种类型的小企业,但扩大这些企业则需要与过去大不一样的能力.在公司内部,由于管理工作已经专业化,因此管理人员很少是从下级部门提拔上来的,而多数是从外部挑选来的具有大学学位的人.

对照一下今天的中国,我们似乎感觉贝尔在直接和我们讲当今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因此,投资教育就是投资自己的“人力资本”.贝尔引用加利贝克尔的研究估算：“一项为期四年的大学教育‘投资’,在男性毕业生的工作年限中,每年可产生百分之十三的收益.毕业于一所名牌学校比毕业于‘公共’即州立学校具有更进一步的差别优势.于是,曾经反映着社会地位的大学,现在成为划分阶级的仲裁人：大学获得了决定未来社会阶层划分的准垄断地位.”

所以,大学教育之所以如此受人们重视,是因为：“后工业社会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明显的恐惧：蹬不上教育这座自动楼梯,就意味着被排斥在社会的特权地位（privilegedplace）之外.”“在这个社会中,大学学位、专业考试证书、许可证等是高级就业的一个条件.”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教育就成了一种必需的护身符.贝尔这里引用了莱斯特瑟罗（LesterThurow）的《教育与社会政策》一文中的话,非常精彩地描述了教育在这个文凭社会里的真正作用是什么.瑟罗说：

人们发现,随着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增加,仅是为了保护住目前的收入状况,他们必须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别人就会这么做,从而他们会发现,他们目前的职位将不再属于他们.教育变成了一项有益的投资,不是因为当他人都不提高教育水平的情况下,这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是因为要保住他们的收入,如果别人都提高了教育水平,而自己不投资,就将保不住现有的收入.实际上,教育变成了保护某人“市场份额”所必需的防卫性支出.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阶级越庞大、发展速度越快,这种防卫性支出就越必不可少.

(三)柯林斯看“文凭社会”

相比较贝尔,美国社会学家科林斯对“知识精英统治”的文凭社会持更多的批评态度.1979年,科林斯出版了《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这本书专门研究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科林斯的研究发现,并不像知识精英统治论者所说的,真的是因为教育带来的知识和技能的差别而划分的社会阶层.虽然在特殊的专业领域,教育确实可以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是,这种高文凭、高报酬的教育与分层体系还只是一种神话.实际上,不少工作是不需要这么高的学历的,而且好多的知识和技能是在工作实践中获得的.那么留在学校受到高等层次的教育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要学习上层文化.难怪我们通常说,上了四年大学,即使什么也不学习,四年熏陶之后,和不上大学还是不一样,无形中影响到了思维和行为方式.

现代社会,专家系统成了一个重要系统.按照郑也夫的信任论研究,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是两大系统信任之一（另一个是货币）.为什么要信任专家?他们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因为他们受到了专门的职业教育,获得了文凭和执照,就是这些文凭和执照,把专家和外行隔开了.科林斯认为,文凭就是设置特权阶层的保护门槛.比如我们说传统上,父亲是医生,教给了儿子,儿子就可以子承父业行医了.现在,没有文凭和执照能有资格当医生吗?即使实际上有能力,没有这个认可,可以吗?文凭和证书,其实就是一个标签,告诉别人,我受过这些职能的专门训练,合格了.不管事实上能力如何,他人不了解你的实际能力,没有办法,就只好利用文凭和证书来获得能力的信息.

科林斯因之认为学历就是保护利益团体（比如医生,不是谁都可以当的）和中产阶级的利益的屏障,教育提供了社会阶层合法化的理由,从而掩盖了社会分层本质的不合理性,这是一种高级的“骗术”.但是,科林斯没有看到,如果不用文凭区隔的话,社会又有什么标准呢?比如中国曾经取消高考,按家庭出身来安排职位,还不如学历社会有效和公平.

总之,科林斯就是告诉我们,教育基础上的文凭社会是一个不合理的分层机制.但是还没有更好的办法,至今距科林斯的著作出版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而文凭社会的势力却越来越强了.这就是我们“文凭社会”的宿命,只能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我们的诸多教育问题.

二、文凭、出身与阶层地位

教育文凭为社会地位根据的社会,也就是只是精英统治社会具有合法性吗?因为地位分层涉及到的是一个平等和不平等的问题.在贝尔看来,只要我们的社会机会平等,尤其是受教育的机会是平等的,那么人们的收入、财富和地位的差异只是他们基于个人努力的教育成就回报,这就是合理的.贝尔还谈到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问题,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矛盾,不是错误与正确的矛盾,而是正确与正确的矛盾.比如机会平等了,产生了结果的差异巨大,这样的社会理想吗?贝尔认为机会平等之后,可以有差异,但是在一定意义上的,也就是有了基本的保障之后,可以有差别.他举了一个例子：尊重和表扬.这个区别是英国社会学家朗西曼做出的,每个人都必须受到尊重,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受到赞扬.贝尔认为知识精英就是那些值得赞扬的人,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人杰.

在贝尔理想型的后工业社会里,“机会平等否认按照出身、裙带关系、庇护关系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标准来划分地位,它只承认对天赋和抱负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用帕森斯的话来说,机会平等主张普遍主义甚于主张特殊主义,强调成就甚于强调先赋”.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就是建立在这个原则基础之上的,“现代性意味着从开放、变革和社会流动的原则出发,根除那种等级秩序等原则上,这些新的岗位是面向所有有才能的人的”.因此,“后工业社会在权力的基础和获取途径的定义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标准：技术能力成为掌握权力的条件,高等教育成为获得技术能力的手段”.

可是,贝尔代表的这个传统基于的是一个教育机会平等的检测设前提,家庭出身实际上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在影响着一个人的教育水平,同样和教育一起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获得.按照哈耶克代表的欧洲自由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是贝尔认为的,按照基于教育的文凭来划分社会阶层,而是家庭出身发挥了作用,比如雇主雇佣了一个家庭背景好的员工,可以带来社会关系、权力网络、提升单位品位等等,利用这些打开市场,扩大销售等等,可以为公司带来利益.Erzse’betBukodiandJohnH.Goldthorpe2010年在《欧洲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以从共产主义体制的计划经济转型到资本主义的匈牙利为例子,检验了贝尔与哈耶克二者的理论,结果发现是,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贝尔的“基于教育的文凭获得者得到高职位”的“文凭社会”得以很好的实现；而在转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市场来说话,教育文凭与社会地位的关系则不是那么紧密了,而家庭出身更加重要了.

三、中国的现状：后文凭时代的到来

那么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呢?自高考恢复之后,一直到实行市场经济,同时伴随着的高校扩招,中国经历了异常复杂的“文凭社会”.恢复高考之前的中国,是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特殊年代”,不是一个文凭社会.改革开放后恢复了高考,文凭的重要作用是经历的人难以忘却的.那个时代,现代化需要的知识技能人才非常缺乏,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一下子从一个几乎农业社会时代很快跳跃到了迈向后工业社会的大门.当然,庞大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地方还是非常原始的农业社会,“靠天吃饭”是其主要特征；有的地方工业已经很发达,是工业社会了；特别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已经在迈向后工业社会,以社会怎么写作业为主.这个时候的知识技能人才的需求之急,和供应之缺,加上国家计划体制分配的制度,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有个文凭就是体面工作的饭碗,还是“铁饭碗”,某种意义上很符合贝尔的“知识精英统治”社会型.但是,这里边依然有着关系在找工作中的幕后大手,比如边燕杰通过对中国八十年代天津的实证研究,展示了“强关系”对找工作的重要性.这个研究是针对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的美国人找工作中“弱关系”的重要性而作的.实行市场经济后的中国,关系是越来越重要了呢,还是相反?DouglasGuthrie在1998年的《中国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中国转型经济中,关系的重要性在降低.针对这个观点,边燕杰用中国几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展示了一个相反的图像,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关系的作用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更重要了.实际上,所谓的理想型的“知识精英统治”的社会在现实中是很难发生的.哈耶克的市场取向理论更符合现代社会的事实.当然,Erzse’betBukodiandJohnH.Goldthorpe也有所保留,在文章的结尾之处指出,也许在未来的发展,贝尔的理想型“文凭社会”会实现.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同时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量扩招,中国的文凭社会走向了一个超越“文凭社会”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特征是：1,文凭不再是高层体面职位的保证；2,家庭出身越来越重要,这两个特征决定了中国现在的社会的诸多矛盾的地方.比如两个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大家非常重视教育；另一方面,一部分人认为教育读书无用,因为没有背景的孩子,家里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培养了大学生或者研究生,毕业了找不到工作.于是,这些例子带动了一部分人放弃通过教育改变身份.另一个矛盾是,一方面我们大声呼吁,我们的教育要如何地“生命化教育”,如何地“素质教育”,另一方面,老师和家长们还是不遗余力地“考什么,学什么”,随着高考指挥棒转.一方面孩子负担很重,很辛苦,另一方面,家长和老师还在加码.

可以理解,大部分人们还是希望通过教育来获得文凭,得到认可,得到通往高层职位的一个前提条件.因为文凭的大量颁发,犹如货币一样,贬值了,但是虽然贬值了,还是比没有强.就像贝尔说的,教育水平就是个人“市场份额”的护身符.这是相对的,别人文凭提高了,自己不动,则是“不进则退”.一不小心,在这个“断裂”的社会（孙立平语）,就有被甩出去的危险.对于没有家庭背景,也就是家庭出身低下者来说,获得文凭只是有个可能摆脱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尽管机会越来越小.比如,一个朋友在一所大专院校当老师,一次谈起求职招聘的事情,说五花八门.他学校招聘一个老师,公开招聘,一个职位数百上千的简历来了,不仅有硕士生,而且名牌大学的硕士,可是学校面试一关通过考政治课都给淘汰了,最后招聘的是本校教职工的子弟,一个大专生.明白了这个例子的含义了,职位已经垄断,地盘已经画牢,想进来,没有门子,免谈.这个例子还说明,学历虽然贬值了,还是有价值的,这家教工子弟毕竟还是“大专学历”,不管这个学历背后是什么吧.所以,我说这个时代,对于中国而言,就是“后文凭时代”,文凭不是那么灵光了,但是没有文凭,更不好办.为什么那么多权贵、富豪争相弄个或真或检测的书呢?大概,我们的“文凭社会”对所谓的“知识精英统治”的合法性来源的观念在起着作用.在一个清明的社会里,能力是个说不太清楚地东西,“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这个逻辑似乎不错.而文凭是个“硬指标”,是个很容易看到的“信息符号”,它告诉别人,你是“知识精英”俱乐部的一员.

文凭和文凭也不一样,硕士毕竟比本科强,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和地方院校不一样,“２１１”大学和其他大学不一样,海归又不一样.找工作的时候就很明显了.我的一个亲友,当年念的中师,工作数年后,念了硕士研究生,硕士论文得到学界一流学者的称赞,求职省城一家大专院校的时候面试成绩最好,系主任和老师们极力推荐,就在最后的校党委会议上,一个领导提出他的第一学历是中师,而予以否决.所以,这些文凭的区别,让每个考生都在尽努力高攀之.这样,即使高等教育扩招了,考生们并不轻松,上不了好大学,在一些人的眼里,等于白上.

四、美国：虎妈的赞歌

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看看美国这个后工业社会里的人们对教育的态度.不久前,耶鲁大学蔡美儿教授的教育观念以及引发的全球性讨论,似乎可以为我们展示一些美国人面对教育的图景.

“虎妈（TigerMother）”的教育战歌曾在美国掀起巨大波澜,引起中美及其他诸多人士关于子女教育的大讨论,中国媒体也多方报道.这场大讨论源自《虎妈的战歌》,一本刚出版不久、轰动美国的畅销书,作者“虎妈”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华裔教授.该书是以个人回忆和反思的方式来介绍作者自己是如何以“中国式教育”管教她的两个女儿的.虎妈的高标准、严要求到了不可置信的地步,比如,要求女儿每科成绩都要拿Ａ,不准看电视,不准同学间串门,不许参加学校戏剧活动,不许自己挑选课外活动等等,甚至强迫七岁大的小女儿从晚饭后到睡觉前要连续练习弹奏一首钢琴曲,在此期间不能喝水,连洗手间也不能去,直到能够熟练地弹奏这首曲子,达不到满意,她会骂女儿“垃圾”.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世界各地各族裔的人都有.“美国梦”本身就是要获得成功,对于华裔移民来说,更是要努力出人头地.据社会学家们的研究,移民也出现了“富不过三代”的现象.也就是第一代移民具有拼搏精神,加上本身的优秀,才能够打出来这片天.第二代还可以在第一代的影响下,有这种精神,可是第三代就不行了,就几乎继承不到祖辈的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了,这也正是蔡美儿这样的第二代移民对自己的子女所忧虑的.就像有些媒体报道所说,为什么蔡美儿的“中国式教育”在美国如此轰动,是因为美国人的敏感神经被触动了,也就是他们放任自由的教育在遭遇到了“中国式教育”后,他们的子弟在竞争上受到了挑战.华裔子弟的高成绩使得他们进入名校的越来越多,这样就使得其他族裔的子弟进入名校的机会减小.

不久前,虎妈驯养出来的“虎女”、长女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录取,上了《纽约时报》,成了大新闻.名校名额有限,竞争激烈是必然的,所以有资源的富人也让子女参加类似于我们的高考补习班,以,便获得更好的分数,进入一个好的大学.

行文至此,我们明白了我们社会的结构特点,我们时代的特点,再来看我们的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中国有着“学而优则仕”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在又是独生子女社会,万千疼爱在一身,同时孩子也寄托着“万千期望”；人均资源较少,竞争更惨烈,因而让“应试教育”横行无忌,所向披靡.一方面,我们痛恨“高考指挥棒下的教育”,一方面还不敢不跟着它的指挥走；一方面,孩子学习压力太大,另一方面,还不敢放松；一方面我们要做“生命化教育”,另一方面,则无视孩子的健康成长.即使家庭背景很好,也必须在文凭这个关上不敢小觑.韩寒无疑是这个时代的另类,有多少学生可以效法他呢?敢吗?在歌坛和体坛等领域大概文凭不是重要的,但是能够成功的有几个人?不如学点技术,弄个文凭,找个比较“四平八稳”的工作更可靠.

这是个什么样的时代?这是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是一个个体理性造成了集体非理性的“军备竞赛”时代.文凭呀,真是“让我欢喜让我忧!”教育呀,“你如何承受得住如此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