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市镇的桥梁建设

摘 要:清代江南地区,各种商业、手工业市镇大量涌现.这些市镇经济发达,繁荣富庶,已形成当时最发达的商品经济体系之一,但在行政管理方面,却始终未能在清王朝的行政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市镇桥梁建设事业本应是政府重点关注的公共事务之一.通过对这一事业的考察,可以对清代江南市镇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官民互动有所认识,并进一步对市镇的公共事务处理及其影响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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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地区地势低洼,河汊纵横.这一方面便利了水运交通,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也严重影响了陆路交通.有时仅仅相隔数步,却也只能隔河相望.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便利陆路交通,加强居民联系,桥梁建设就变得极其重要.从乡镇志中关于桥梁建设的大量记载也能看出本地百姓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桥梁建设本应是政府及其相关机构重点关注的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呢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对清代江南市镇行政管理模式在这一领域的作为和效果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评价.

朱泾镇在清初本属华亭县,“顺治十三年,分华亭置娄县,朱属娄.雍正二年,分娄县置金山,朱属金山,建太平仓署.乾隆二十五年,奏移金山县治于此.”此后朱泾镇就由一座普通市镇一跃而成县级政区的治所.

清代本镇有记录的桥梁共三十六座,但有修建记录的只有十一座,分别是“卖柴湾桥、沈浦泾桥、罗星桥、凤翔桥、青龙桥、众安桥、文庙前小桥、丰乐桥、广福桥、永福桥、万安桥”等等.对这十一所桥梁的具体修建过程进行分析可知,广福桥、卖柴湾桥分别于康熙、乾隆年间修建,但具体的修建过程缺乏记载.

沈浦泾桥、罗星桥跨市河,曾于“嘉庆十一年”由本地百姓“丁繁衍修”.而永福桥则是于“嘉庆十四年,张中翰铭新昆季奉母命重修”.可以说这几座桥梁都是由本地百姓进行建设、修缮的.

而地跨秀州塘的万安桥,在清代其修缮过程相对较为复杂,本地百姓、官员都对其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缮.据载本桥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至清“顺治三年三月圮,即广生庵前桥基也.康熙十九年,里人张仲玉、顾俊生以渡船不便,募建木桥于文昌阁前,水口狭,舟触桥柱辄覆.癸亥,程中翰白山独建大木桥于旧址之前,未几复塌.雍正元年,杨九皋等仍建木桥于文昌阁前,坏舟如故,旋复圮.乾隆四十三年,程邑侯名程以水急桥易坏,与董事张扶摇、周涵、徐溶、张同庐诸君议,别浚支流以杀其势,乃于桥之西岸开池泾,东西三里通泖漕,并建木桥及池泾庙,修积骨塔.费千金,随疏随塞,功迄勿成”.由此可见,清代万安桥屡修屡毁有其特殊的原因.此桥如果建于秀州塘狭窄的地方,不管什么结构,都会妨碍行舟,加之水流速度相对较高,于是船撞桥梁之事屡见不鲜,几次修建的桥梁都很快被过路船只撞坏,而如果修建于水面平阔之地,又因桥梁跨度过大,容易发生倾覆.于是清代万安桥的建设相对比较复杂.据载,万安桥在清代共修建四次,前三次都是由本地百姓修建的,而最后一次则是由金山县令与本地乡绅商议,通过别浚支流以杀水势,再建桥梁的办法修建的.姑且不论此次桥梁修建的具体效果,纵观万安桥的修建过程,可以看出,万安桥修建的主要承担者还是本地的百姓,即使县令在此过程中有所作为,也需与本地乡绅进行商议,集合诸乡绅之力才能成事.

再看本地由县令主持修建的凤翔桥.据载:“王君宗闵署县事,以民之请详宪司,将易木以石,报可.余适视事,其敢不底乃绩厥工颇巨,乃偕王君各捐俸以倡之.邑绅士耆民咸踊跃乐输,邑上舍顾成式、张德润、郑炳、金德明董其事,经承吏钱卓云、周南林、陈天间、胡式先、奚端揆、凌鉴文司简牍,伐石鸠工,始事于乾隆十八年,六月而工成.”由此可见,凤翔桥的修建,首先起于百姓呈请,接着本地县令将此事申报宪司,几经周折,获得政府认可.但政府只是认可,却并未给予实质上的帮助.于是本地官员首先捐俸以劝捐.经过面向全县的劝募,终于募集到足够资金进行桥梁建设.最终这座桥梁交付到本地“上舍、经承吏”等乡绅、生员、吏胥手中,由这些人主持修建.也就是说,在凤翔桥的修建过程中,政府一般只起核准、劝捐的作用,其资金筹集还需向本地百姓进行劝募,其具体修建过程还需本地生员、吏胥主持.可以说,在凤翔桥的修建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还相当有限.与凤翔桥的建设相类似的还有本镇的众安桥.由此可见,这种大型桥梁建设的方式在清代本镇上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

另外几座桥梁,如青龙桥、丰乐桥等,虽然也都是由本地官员修建,却略有不同.据载,青龙桥于“乾隆年太仓金吏部烈贡建”,丰乐桥为“泖桥巡检崔干、刘玉(钞本作‘王’)捐俸重修”.据这几条记载可见,这几座桥梁应该是由本地官员以私人身份,而不是以官府代表的身份进行修建的,这还不能完全归于政府的作为.

此外,本镇还有一座“文庙前小桥”.据载此桥“建于元,因水涸误呼旱桥.自建文庙,邑侯行香不便,命舁其石改建庙前小桥”.可见文中所称的这所“文庙前小桥”是由本地县令出于便于去文庙行香的目的拆毁安桥改建的.其具体拆修过程已不得而知,不过县令确实在此桥拆修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视为政府修建桥梁的特例.

通过对清代朱泾镇上各座桥梁建设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像“文庙前小桥”这种由官府出面拆修的桥梁仅有一例.其他由官府参与建设的桥梁还有五座,不过这些桥梁有些虽需政府核准、官员捐俸倡捐,但其资金募集、具体修建过程都掌握在本地乡绅、生员、吏胥手中,有些甚至就是本地官员由私人身份捐款修建的.这其中政府的作用显得非常有限.其余的市镇桥梁,要么其建设缺乏记载,要么就是由本地百姓自行修建.通过分析可见,清代朱泾镇的桥梁建设事业,还主要控制在本地乡绅、生员、吏胥甚至是普通百姓手中.

当然这还只是朱泾镇的特例.其实相对清代本地众多市镇来说,在朱泾镇的桥梁建设事业中,官府发挥作用的比例还是很高的.其他市镇的桥梁建设事业,一般都是由本地百姓自发修建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主要是因为朱泾镇在清代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金山县的县治驻所.作为县级政区的统治中心,其受县政府的控制较强是很自然的事.

一般清代本地市镇桥梁的建设,据载都“不烦惠政之施”,不用政府过多插手,本地百姓就会自行建设、修缮.于是其修建的效果就参差不齐了.清代嘉定县的钱门塘镇,就有记载说:“我乡修建桥梁,向推姚、徐两家,独力捐资,为他处所罕有.兵难后,里无富室.一有倾圮,小则就近醵钱,大则出外鸠资.任事者不辞劳苦,功有足多,后人能踵而行之,亦地方之幸福也.”可以说清代钱门塘镇的桥梁建设事业还比较好.本地姚、徐两大家族都乐于修桥补路,于是市镇上的桥梁建设情况相对较好.但同时也应看到,像钱门塘镇这样的特例还比较少,据乡镇志说就是“为他处所罕有”.而且自太平天国乱后,本地宗族势力遭到削弱,于是每次修缮桥梁都需向本地甚至到外地劝捐,以筹措足够的资金.

由此可见,在清代江南地区的市镇上,其桥梁建设事业的主要承担者是本地的乡绅、生员、吏胥和普通百姓,而不是官府.这种不确定性的桥梁建设承担者,导致了市镇桥梁建设模式的复杂.法定体制的缺乏,桥梁建设模式的复杂,对本地市镇的桥梁建设事业显然是不利的,市镇桥梁的残破也在所难免,其最终还是会影响到市镇的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