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唐前传记文学综述

摘 要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唐前传记文学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重点之一.产生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论著.学者们从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现状、研究趋势等方面对近30年唐前传记文学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整理和综述.旨在为后来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帮助.

关 键 词 ：唐前；传记文学；研究；综述

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唐前传记文学大体上经历了先秦的萌芽期、两汉史传辉煌期以及魏晋南北朝各体史籍杂传蜂出并见的发展过程,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正史’以外的野史人物传记如灌木丛生.各种杂传和散传.如野草闲花,在兵荒马乱的原野上自由生长.”可见,唐前传记文学不仅承接了史传对传记基本功能以及表现手法的认识.也肇始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创作新时代的来临,对中国传记文学向着独立的文学门类的发展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学者受当时社会政治氛围的影响,对唐前传记文学的探讨处于沉寂状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研究逐渐兴盛.唐前传记文学研究也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长足发展,其间个人研究论著断续问世,也有大量的单篇论文在诸多方面就唐前传记文学展开讨论,产生了许多颇有创见的学术观点,丰富和拓展了当代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本文试就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以史为线索考察唐前传记文学地位

众多研究者从通史或者断代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如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版)、陈兰村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1版)、陈兰村、张新科合著的《中国古典传记论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这些学者首先对传记文学加以界定,并能从通史的角度来考察唐前传记文学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贡献.发展线索分析清晰,对传记类别的分类也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通史的角度妨碍了对特定时期传记文学做深入细致的考察.

在单篇论文方面,很多研究者能从宏观角度审视唐前传记文学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地位,或梳理出某类型传记文学的发展线索,或思考某类型传记在特定时代兴盛的文化因素,代表性的如陈兰村的《略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起源》(《人文杂志》1984年第3期)、张新科《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杨正润的《中国传记的文化考察》(《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其中,杨正润的《中国传记的文化考察》从文化的角度考察传记,并得到启示：“传记与其说是文学或历史学中的文类,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的形式和载体,无论中国传记还是西方传记,其发生和发展的轨迹,其长短优劣和各自特色,都是一定的社会结构的产物,反映了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这些思考对以后的研究思路都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其次就是断代史性质的研究.一些研究者选取某一时代的传记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发展历史和艺术特点,如张新科的《唐前史传文学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作者致力于唐前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人物形象的建立、作家创作个性以及唐前史传文学对其他文类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其中作者借用西方理论如挫折心理学等对作家个性进行分析,深入探讨了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传作家,揭示出对今人的启发意义,这在唐前传记文学研究论著中是比较新颖的.李祥年的《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以史的线索梳理了这一时期传记文学的发展概貌,但全书侧重于史传的论述,对史传以外的传记类型论述简略,引用材料也比较零散.朱东润的《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以文献辑佚为依据,用西方的传叙文学眼光审视中国汉魏六朝时期的作品,并且评述了大量作品.就唐前传记文学作品的保存看,魏晋以后更替频繁的政局,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保存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今天保存完整的唐前传记文学作品并不是很多,在这方面,朱东润从史书、类书、方志等各方面搜检出大量的唐前传记文学作品,对唐前传记文学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

二、唐前传记文学体裁研究

研究者关注唐前传记文学有代表性的类别,对传记作家及代表性作品加以详细论证,或者就传记文学与其它体裁的创作状况,不同文体之间加以比较.传记类别研究中史传、杂传是研究重点,如郭丹的《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从史官文化着手,专注于史传文学赖以生成之机制、内涵、特征及流变的探讨.熊明的《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辽海出版社2004年第1版)探讨了杂传的概念、分类、兴起、发展、文体特征及小说倾向等问题.建构起先唐杂传的理论体系,并对大量杂传从文体学和叙事学角度进行了个案分析.其它如俞樟华、许菁频等的《古代杂传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1版)、丁琴海的《中国史传叙事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1版)都是唐前传记文学研究中的力作.

史传、杂传也是单篇论文写作中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如熊明的《虚构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一一从<雷焕别传>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指出虚构性已是汉魏六朝杂传的重要特征,并且虚构性使得汉魏六朝杂传渐离史传,并在不知不觉中趋进了小说.仇鹿鸣的《略谈魏晋的杂传》(《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主要通过分析郡书、家传、别传三种类型的杂传,来探讨杂传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尤其是士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另外有代表性的还有赵华的《略论别传与史传之异同》(《黑河学刊》2003年第6期)、刘湘兰的《两晋史官制度与杂传的兴盛》(《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2期)、朱文华的《传记文学作品的史学性质与文学手法的度》(《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3期).

研究中,学者往往把某种传记类型的代表作家一并论及,从作家角度审视传记的发展及特征.研究较多的作家中史传文学的传承人物司马迁、班固、陈寿、范哗、沈约是研究重点,其中专著如郭双成的《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李少雍的《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单篇论文如张新科的《<三国志注>所引杂传述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也有大量论文对傅玄、皇甫谧加以研究,如王记录的《傅玄史学思想钩沉》(《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三、唐前传记文学的史料研究成果

80年代以来出版了许多学者的古代传记文学作品的选注与校勘之书,唐前传记文学代表作品如汤用彤校注的《高僧传》、刘晓东校点的《列女传高士传》等,这些成果丰富了唐前传记文学作品的研究资料,对更加深入地认识唐前传记文学具有重要意义.王锦贵的《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对纪传体的历史源流、组织工作、体例等方面有系 统论证,其中对唐前史传的演进、撰修论述详尽,其中引用了大量史料并加以归纳总结.

四、传记文学理论的探讨

传记的定义、传记的真实性与文学性依然是学界探讨的焦点问题,朱文华的《传记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一次从传记学的角度详述了传记理论与实践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其中的理论篇,对传记释义、传记作品的分类、传记作品的基本要素和功用、传记作品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等问题都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唐前传记文学的大体状况在该书中也有反映.赵白生的《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把传记文学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进行研究.并探讨了传记文学真实性与虚构的关系,认为传记文学虚构性客观存在,强调“虚构是传记的灵性所在”.而俞樟华的《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则是对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理论的批评专著.

港台地区和国外研究者对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研究也倾注了一定的心血.(美)汪荣祖《史传通说》(中华书局2003年第1版)旁征博引,会通中西,但书中所说的“史传”.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散文,论述中也多是从史学的角度看待“史传”的特征、内涵.虽然对传记文学的概念还没有涉及,但其中涉及的唐前传记文学资料及相关评价可以为后人研究提供借鉴.

纵观唐前传记文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相应的研究逐渐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其中既有宏观探讨,也有具体传记类型及传记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以及传记文学理论的探讨,不乏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这些为唐前传记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拓展奠定了基础.

从总体看,唐前传记文学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对传记文学类型的划分还处于各抒己见的阶段,一些名称类型的不确定使得唐前传记文学作品的研究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理解偏差.这是唐前传记文学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其次,虽然论著较多,但学者们较多关注于某一类型传记文学作品,并以代表作品为例分析其艺术特色,探寻其发展的艺术规律,但对相应的材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还较缺乏,这样在分析唐前传记文学整体的演进以及特征时缺乏系统的史料的充分证明.这一点也是以后唐前传记文学发展状况研究中应该努力的方向.第三,研究中虽然能从纵向角度梳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发展线索.并且对唐前传记文学在其中所处位置和发展状况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但对唐前传记文学发展演变与所依存的外部文化环境关系的探讨则相对薄弱.笔者认为以唐前传记文学纵向发展为纲,以代表性作家、作品为目,纲目结合进行研究,研究中结合文学与政治社会环境、思想文化、史学等关系的探讨,这对我们全面认识唐前传记文学发展的特征,以及进一步探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杨正润在《传记文学史纲》中评价：“现代意义上的传记研究等不是史料的铺陈,而是把理性的规律探索同感悟的文学鉴赏结合.歌德把自己的传记取名《诗与真》；鲁迅称中国最伟大的古典传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钱钟书要求传记作‘史蕴诗心’.他们道出了传记的真谛――传记是历史的和真实的,又是文学的和诗的.”在当代传记文学视野下结合传记的文学性与史传特点,善于甄别真实性与虚构性的关系,探讨唐前传记文学的总体特征、史学价值、文学价值及文化功能等方面的内容,对唐前传记文学的研究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