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召唤与文学应答

摘 要：20世纪40至90年代是美苏两极的冷战时期,双方的意识形态之争也蔓延到文化领域之中.作为文化中最敏锐、最活跃的文学对这一时代特征有认同、抵制、疏离等反应.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俄罗斯第三次侨民文学浪潮看似耐人寻味,实则是文学对冷战的抵制应答而已.

关 键 词 ：文化冷战 第三次侨民文学浪潮 应答

政治作为统治关系,是社会最重要、最广泛、最有影响、最有覆盖性和渗透性的因素,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发出认同性召唤,[1]而文学总是从审美理想的高度来观照和评判政治,对政治的召唤作出应答,或者认同,或者抵制,或者逃逸,或者漠视等.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冷战,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苏联解体近半个世纪内,美国和苏联所代表的两大阵营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所处于的对抗状态.文化冷战是冷战的最主要特征,其实质是两种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争夺,通过对对方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否定来否定对方存在的合法性,进而通过对对方精神空间的控制以颠覆对方存在的合理性.[2]作为意识形态中最敏感最活跃的文学领域,在记录时代和书写生活时或多或少会打上本时代的烙印.俄罗斯第三次侨民文学浪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止于苏联解体的90年代初期,它看似耐人寻味,如果从文化冷战的视角看,实则是文学和政治的一种互渗互动而已.

一、

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出现了急剧的变化,文学也出现了新旧交替局面.由于苏共的文艺政策直接影响和制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第三次侨民文学因此产生在这一政治背景之下.从1953年开始,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很瞩目的事情,一是1954年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会议要求作家更深刻地表现生活,揭示现实生活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反对形式主义和无思想性,反对粉饰现实等；二是1956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议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在文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的发表则是“写真实”、“积极干预生活”、“反对粉饰现实”、“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口号在作家具体创作中的体现,于是,苏联文坛出现了西方称之为的“解冻文学”.

这股思潮出现没多久便遭遇阻碍,原因是一些解冻文学作品中有“不健康的倾向”,“害怕引起洪水泛滥,无法控制等”[3]事实上,西方正是利用这些作品中的阴暗现象攻击苏联体制,并掀起了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反应强烈的苏联决定进行“反修斗争”,所幸这段时间并不太长.1961年,作协又提出了“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人和人是同志、朋友和兄弟”等响亮的口号.从此,人道主义便成为苏联文艺创作和理论的鲜明印记.不久,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又有了变化,理论界提出要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而文学界也是在贯彻“反对粉饰现实,反对抹黑现实”,“描写正面人物”的政策.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转折.1967年苏联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报告中指出“近十年来有人企图暗中修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而1971年作家第五次代表大会就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增加了“以党性和人民性为原则”的内容.20世纪70年代,苏共就文学和艺术问题出台了一系列决议,旨在要求作家善于用明确的阶级立场历史地、哲理地、综合地分析社会现象及全球性重大问题,加强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力度,加强列宁的党性和人民性原则,把思想评价和社会分析深度同美学的严格要求结合起来.这一时期政府有关文艺问题的决议和决定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两个极端”,反对意识领域的和平共处,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号召作家深入生活,写有重大意义的题材,塑造正面人物.总之,为了应付冷战局面,苏联政府把一切的文学形式明目张胆地用作政治目的,可见文化冷战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二、

政治上的条条框框对于大多数诚实的艺术家来说无疑是一副沉重的枷锁,书刊检查机构设置的重重障碍更是堵死了他们通向作者的道路.于是,苏联出现了因作品中的政治倾向问题或不能在国内公开发表的,或作品被禁止的“地下出版物”或“境外出版物”.“地下出版物”,顾名思义是作家秘密地把自己的作品打印、复印、油印出来与文学爱好者们分享.“境外出版物”则是作家们把自己的作品送到西方,发表在那里的期刊上甚至出单行本,不时有一些作家作品在西方国家被资助出版并引起轰动的现象.被惹恼的苏联当局对这些作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迫害.20世纪70年代初形成了侨民文学的第三次浪潮.

文化冷战具有一个庞大的武器库,所藏的武器是刊物、图书、会议、音乐会、授奖等.[4]英国前首相迪斯雷利有一句名言：一本书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一场战役.西方媒体利用一些作家小说中揭露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阴暗面的内容,煽动性地攻击苏联.美国情报局也是暗中支持那些被苏联政府大加鞭笞的文艺作品和被冷藏的作家.苏联当局自然迁怒于此,那些在国外发表作品的作家们遭遇点名批评、迫害甚至被驱出国的命运.这个群体数量庞大,本文仅以第三次侨民文学浪潮中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两位作家为例,说明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以及对具体作家命运走向的牵引.

从1962年起,索尔仁尼琴得益于“解冻”后的宽松氛围,发表了系列大胆暴露斯大林时代集中营黑暗内幕的作品：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长篇小说《癌病房》、《第一圈》.在这些作品中,作家把苏联社会描写得如同地狱,仿佛癌病房般不堪.惊世骇俗的内容震撼了苏联和西方,引起了巨大轰动.强烈的政治倾向正中西方国家的下怀,他们资助索尔仁尼琴出版遭禁的作品,并公开抨击社会主义制度,炫耀西方文明.索尔仁尼琴1967年5月又发表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要求政府“取消对文艺创作中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 他俨然成了西方人眼中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首领.西方报刊对他的反共言论如获至宝,很快发表了这封信.最敏感的神经被再三触痛,苏联政府当然也做出了强悍地反应.1969年末,作协开除了索尔仁尼琴,该决定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 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得瑞典文学院授予的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本是授予“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5]偏偏瑞典文学院认可的获奖作品正是苏联禁止出版的小说.苏联新闻媒体一直认为,西方此举是“冷战性的政治挑衅”.面对国内这种局势,索尔仁尼琴只好放弃领奖,但同时他又对外发表了振聋发聩的答谢词《为人类而艺术》.之后,在法国问世的《古拉格群岛》更像一枚炸弹在东西方掀起了巨大的政治波澜.西方世界津津乐道,苏联政府气急败坏,塔斯社、《真理报》等媒体共同发表声明谴责作家捏造事实,对作家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口诛笔伐.在这场东西方的文化冷战交锋中,索尔仁尼琴成了最大的牺牲者,他遭遇被剥夺苏联公民资格、驱逐出境之辱.

布罗茨基的经历也让人感慨万端.15岁辍学后,他便浪迹人世间.干过十几种工作,最终选择与诗歌为伴.由于经常在地下刊物上发表诗歌,与外国人多有接触,并在国外发表作品,布罗茨基因此遭遇不测.1963年11月29日,《列宁格勒晚报》第281期发表署名文章《文学寄生虫》,点名批评当时并不出名的年轻诗人布罗茨基.次年2月18日受审后被关进疯人院.3月13日,布罗茨基再次受审,并以“不劳而获罪”被判五年流放,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布罗茨基案件”.这一事件也正好发生在东西方激烈的冷战时期,西方媒体大肆渲染“布罗茨基案件”,使得他名扬天下.[6]但对于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如此遭遇,无疑是一场灾难.众多的作家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并为他奔走呼告,一年半后他得以从流放地回来.当局对他并不宽容,1972年,32岁的布罗茨基被告知成了苏联社会不需要的人,他被强制送出国门,被迫开始了流亡西方的生活.令人欣慰的是,他受到了一些西方同行作家的热情帮助,之后辗转美国并迅速地融入到那里的主流文化圈.1987年,他因“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或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三、

上述两位作家的命运在第三次侨民文学浪潮作家中无疑具有代表性.他们生逢东西方冷战时期,不幸或者幸,见仁见智.作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和诗人,他们无时不关怀着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并以自己天才的笔触与超凡的勇气反映了自己时代的生活与历史.毋庸置疑,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涉及了政治.尤其索尔仁尼琴,在自己系列的作品中毫不留情地抨击了斯大林时代的痼疾,强烈的政治倾向已经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标识和价值所在.应该看到,在文化冷战的背景下,国家政治总欲将自己强大的影响力施于文学,文学通过审美理想的高度又对政治进行观照与评判.它们互渗互动的关系使得第三次侨民文学或隐或现地携带了或淡或浓的政治色彩,也制造了作家及其作品令人唏嘘的命运.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世纪俄罗斯第三次侨民文学浪潮研究”（吉教科文合字[2012]第160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