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大洋两岸的中国留学潮

16岁的赵伟波和他的父亲赵军坐飞机跨越重洋来到了美国的东海岸,不过他们并没有像普通游客一样去参观自由女神像和华盛顿纪念馆等名胜,而是到新英格兰地区（美国东北部六州的总称）历史悠久的村庄和富裕的郊区小镇逛了很久.他们每到一个地方,既不拍照留念也没有寻找纪念品商店,而是去参观和考察那里的高中.因为正在中国国内读初三的赵伟波想到美国就读私立高中.他告诉我：“我在中国听到了一些关于美国私立高中的情况,我很向往,也很喜欢他们的教育方式,觉得对我的未来会有所帮助.”

在过去的几年里,很多中国学生选择前往美国就读他们心仪的学校,以期接受更好的教育,获得更多的机会并提高自己的竞争力.2011年,在美读书的中国籍大学生已达157588人,较2010年增长了23%.如今,中国学生到美国读高中的人数也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而赵伟波就是这股留学热潮中的一个.留学生人数的增长速度甚至已然超过中国GDP的增长速度.根据美国国土的数据,在2005—2006学年,美国私立高中的中国学生仅有65人.而到2010—2011学年,这个数字已经攀升了100倍,达到6725人.

就在几年前,美国私立高中对中国家庭而言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赵伟波申请的是迪尔菲尔德中学,这也是我2005—2007年就读过的学校.当初我在申请学校的过程中,要从北京坐3个小时的飞机到香港参加规定的面试.这所仅有600名学生、位于马萨诸塞州乡村的寄宿学校也懒得去中国大陆做宣传,所以也就没引起多少中国学生的注意.后来我决定申请这个学校的时候,同学们都不太赞同.父母的朋友们也劝我好好想想.他们都问我,为什么放弃一个令人称羡的国内重点高中,而去一个几千里外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学校?

如今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开始改变旧有观念,送自己的孩子去就读美国高中就读成为了富裕阶级的一个热门选择,而几千里外的美国私立高中也对此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迪尔菲尔德中学及其他几所知名的美国私立高中开始在中国大陆举办一年一度的招生巡讲会,巡讲会所到之处无不吸引大批中国学生的到来.寄宿中学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Boarding Schools）——一个约有300所会员学校的组织——已经与中国一家教育咨询机构展开合作,并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大型宣讲会.六年来,迪尔菲尔德中学、康涅狄格州的霍奇克斯中学等寄宿学校收到的中国学生申请数增长了十倍还多.在2005—2006学年,这些学校的中国学生平均申请人数还不到20个,而在2010—2012学年这一数字超过了200个.如果这些申请都获得通过,那么这些高中将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中国人.迪尔菲尔德中学招生负责人帕特里夏·金伯（Patricia Gimbel）表示,这种爆炸性增长让人难以置信.

接受四年的美国私立高中教育大约需要花费20万美元,这对于普通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对平均财富仅是美国家庭五分之一的中国家庭更是如此.然而,很多的中国新生百万富翁们却视其为一项值得的教育投资和一条让自己的孩子通往常青藤高校这个更高目标的可靠之路.事实上,这个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中产阶层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复杂矛盾的心理：随着野心的膨胀和对外部世界的深入了解,他们既精明世故又有点天真幼稚.他们一面对中国的未来怀抱信心,一面又对中国的现状充满疑虑；他们觉得在国外接受教育有助于在国内取得成功,便是这种想法最后成了留学美国私立中学的动机.然而,他们对于现实的状况其实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只是一心渴望追随可能给他们带来长久保障的趋势和潮流,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他们终有一天会发现,有时得到的与自己期望的相去甚远.

每年3月份,启德教育咨询机构20多个分部的办公室里都会挤满了中国富裕家庭的父母和孩子们.此时距离美国私立高中的申请截止期限只有九到十个月.接待处摆放着几张小圆桌,十几岁的孩子和父母们坐在椅子里,身体前倾,目不转睛地盯着顾问翻看他们带来的成绩单和简历.一台电视机悬挂在房间的墙壁上,播放的画面是西方高中和大学绿树成荫的校园和哥特式建筑.

“你应该把钱投在哪里?投在孩子的教育上.”这不过是卜静所说的“一条龙”怎么写作的开始,她是北京启德教育咨询机构的首席顾问.初期阶段的咨询过后,该机构会帮助每个申请留学怎么写作的家庭拟定申请步骤、挑选合适的学校.有些学生为了准备托福之类的标准考试以及很多美国私立高中入学要求的SSAT考试,会去参加相应的辅导班.如果你同意启德教育咨询机构全权负责,那就要与其签订一份合同,并提供它需要的任何信息.几周以后,你便会收到已填写工整的申请表,上面有精心打造的个人简介、高度评价申请人品行和学业成绩的推荐信.所有前期需 要的繁琐程序都准备得妥妥当当,就等直接寄往海外了.

当3月份录取结果公布的时候,出国顾问们会再次介入并发挥作用,他们为客户的入学考试提供建议,为签证面试提供指导,代订飞往美国的机票,甚至在客户下飞机时安排专人接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会在客户和学校之间充当协调冲突的中间人. “像我们这种正规的教育咨询机构,跟很多的美国高中都有密切的联系,”卜静对我说,“我们合作过的所有学生都顺利地被国外学校录取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像启德这样有经验的教育相似度检测机构,其负责高中留学申请的部门所创造的利润都在快速地增长.而他们的怎么写作却给美国私立高中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美国私立高中无法从中国学生提交的申请表中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

宾夕法尼亚州怀俄明中学的招生主管大卫·达明哥（Did Damico）说,他认为大多数中国学生的入学申请都是相似度检测机构伪造的.“这使得招生人员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学生,从而不能正确评估学生的能力.”他不仅提到了查重,还提到了语言和文化差异对他和这些学生之间造成的沟通障碍.“我无法像了解美国学生那样透彻地了解中国学生的心理.”

迪尔菲尔德中学的招生主管帕特里夏·金伯称,他们也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随着中国学生的入学申请量的增加,查重行为也有所增加,而这个问题对于校方来说“相当棘手”,“很多家庭被相似度检测机构告知,如果不通过写作技巧,他们的申请根本不可能通过.事实并非如此.”金伯说.

但美国高中与提交申请的中国学生及其父母们相隔万里且语言不通,如何才能将信息直接传达给他们呢?迪尔菲尔德中学和怀俄明中学的招生办公室均表示,他们正努力争取与提交申请的中国学生取得直接的联系,如组织面试和非正式的私人邮件联络等.

然而,问题远非沟通不畅这么简单.中国学生在申请美国高中之前,已经在中国繁重僵化的教育体制下生活了多年——考试成绩是此教育体制衡量学生水平的唯一标准.美国的入学申请,所设置的问题都是开放式的行为问题,所需要的个人简历也重在随意真实,所有这些都让中国学生感到陌生,甚至无所适从.推荐信和论文样稿都是强制性要求的申请材料,但它们在中国的教育体制里并不存在.各大教育相似度检测机构不过是把美式申请规则“转译”成了中国教育体制里熟悉的概念而已——应试课程和申请指导：比如“帮助你每日熟记100个新单词”和“把你自己写成一个勤奋努力、潜力无限的人”.繁复无比的申请程序,经过他们的再解读,变成了简单的指令和清晰的应对方法,就像中国学生期末考试的考前辅导.

事实上,一些实力不济的美国私立高中的确需要教育相似度检测机构来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帮助他们赢得中国生源——时下美国经济不景气,此举是获得经济收益的重要来源.也正因如此,很多机构可以信誓旦旦地对中国客户们做出肯定有学校可上的承诺.然而,很多中国学生还是表示了对一些教育相似度检测机构水平差强人意、费用太高等问题的不满,他们经常在一些热门的网络论坛上分享经验、讨论各个教育相似度检测机构的优劣.

有些学校则本着求人不如求己的原则,自己主动出击,比如马萨诸塞州北部的布鲁克斯中学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韦伯中学.以“您的中国招生伙伴”为口号的威利坎特（Vericant）成立于2010年,是帮助美国私立学校核实中国学生身份的第三方机构.要想通过美国学校的录取,中国申请人必须会走进位于北京的威利坎特办公室,录制一个长10分钟视频面试并当场进行写作测试,之后这两样都将被上传至一个网站,以供美国的学校查阅.该公司创始人克里斯·博纳（Chris Boehner）称,他的工作在现在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仅一年时间内,就有12所学校成为他的合作伙伴.他说：“中国的教育相似度检测和查重申请催生了这一行业.”

少年留洋学生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远在1872年,当时的清朝政府便曾把120名少年送往美国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 的很多早期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和等,都有过少年出国留洋的经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政府意识到使得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严重断层,于是多次公派年轻学生到美国留学,期望这些学生能掌握外国的商业和科学技术,为快速实现祖国的现代化做出贡献.

一百多年以来,聪明的中国学生源源不断的来到西方求学,希望学有所成之后可以报效祖国.而如今中国年轻学生的留学热潮似乎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人对西方教育的崇拜,二是对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逃避.

16岁的赵伟波与父亲参观了多所美国私立高中后,说已下定决心到美国读高中了.作为国内重点中学的优秀生,爸爸又是当地教育局的官员,伟波知道自己的决定让人费解.尽管他在中国教育体制内的前途非常光明,但他并不满足于此.“我总觉得自己生错了地方,”他说.他对国内初中人文课程的教授方式颇有微词,“很多人文学科的教授方法跟数学课差不多,会做大量有着标准答案的练习题”.他认为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答案,但他的英语老师却拒绝与他辩论与此相关的话题（“她认为我让她很没面子”）.虽然他对常青藤覆盖的墙内世界还不甚了解,但他相信,美国私立高中有助于培养他的学习兴趣和独立思考能力.伟波的爸爸赵军非常支持儿子,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他促成儿子做出去美国就读私立高中的决定.作为当地教育局发行刊物的主编,爱人又是高中教师,人们的第一直觉是他应该是一个中国教育制度的维护者.但恰恰相反,他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将自己的儿子尽早送到国外读书.在被问到原因时,他一针见血地回答道：“中国的课程设计太死板,教学方法过于机械,衡量人才的标准也过于单一.”

中国的教育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西方,因为二者要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1950年,中国人的识字率只有20%,而到2001年,这一比率上升到85%,今天已经达到了92%.赵军说,中国教育体制确实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了国民的受教育水平,但在培养学生的个性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它无法像西方教育体系那样满足每个学生的个性成长要求.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成了大部分家庭的全部希望.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在模式化的教育体制下失去活力,对他们的父母而言也是一种煎熬.或者,借用赵军的一句话,“一个孩子对整个社会而言也许微不足道,但对一个家庭来说就是全部.”

他承认将儿子送到美国留学并不容易,但他坚信这最终会让整个家庭和孩子都受益.留学所需的高昂学费,对中国家庭来说是个巨大的数字（加上人民币的低汇率,无疑是雪上加霜）.他说：“对我来说,学费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但儿子要在中国的话,将来我也得给他写房子和车子（中国父母在孩子结婚时都会给他们写房写车）,我倒更希望把这些钱早点投资在教育上,让他掌握更多的技能.”

有时候,这种信任不单单是对美国教育的信任.张明芳说在她儿子出生时,她就开始考虑以后把他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当儿子三岁时,她送他上了一所私立双语幼儿园,五岁时就让他开始接受正式的英语课程.她还趁着儿子放暑检测,带他到美国旅游,让儿子对美国文化有进一步切身的了解,而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让她的孩子有一天能去美国留学.这一天很快就要到了：她的孩子今年已经16岁,在国内一所知名中学上学,今年冬天她将再次到美国旅游,目的就是去参观新罕布什尔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的私立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