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体育组织方式选择与农村体育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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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信息工程学院体育教学部,四川成都610225)

摘 要:“农村体育组织建设”是“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中一项重要内容.根据自组织理论,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历史状况与农村体育组织方式演化的关系显示,自组织演进是当今农村体育组织方式的历史性必然抉择.政府和体育职能部门在农村体育组织体系中“支持体系主角、组织体系配角”的合理角色定位以及在体育发展不平衡的农村地区实行“分层推进”的体育组织建设方式是实现农村体育自组织演进及农村体育组织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关 键 词:农村体育;体育组织;组织方式;自组织;被组织

中图分类号:G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9)02-0020-03

ChoiceofOrganizingWayofRuralSportsandRuralSportsOrganizationConstruction

――APerspectivebasedonSelfOrganizingTheory

ZHANGHongjian,DUANQianbing

(P.E.Department,ChengduUniversityofInformationTechnology,Chengdu610225,SichuanChina)

Abstract:“Ruralsportsanizationconstruction"isanimportantelementinthe“RuralSportsProject".TherelationofbetweenChina'sruralsportsdevelopmentandruralsportsanizingevolutionshowsthattheevolutionofselfanizingisessentialbasedonthehistoryofpresentruralsportsanization.Fortheevolutionofselfanizing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ruralsportsanizations,thepositionofgovernmentandsportadministrationsasleadingroleinsupportandminorroleinanizingandgradualconstructionofsportanizationconstructioninruralareasofdifferentsportdevelopmentlevelareimportant.

Keywords:ruralsports,sportsanization,wayofanizing,selforganizing,beinganized

1自组织理论对农村体育组织建设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自组织理论创立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是由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论、分形理论和混沌理论所构成的理论群.自组织理论虽然诞生在自然科学领域,但作为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正深化着人们对世界图景的重新认识,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


自组织理论认为,复杂事物或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或从较低级有序到较高级有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组织力来自事物内部的组织过程,这种方式称作“自组织”;另一种是组织力来自事物外部的组织过程,这种方式称作“他组织”或“被组织”.哈肯认为:“如果一个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涉,我们便说该体系是自组织的.这里‘特定’一词是指,那种结构或功能并非外界强加给体系的,而且外界实际是以非特定方式作用于系统的.”[1]南非学者保罗•,西利亚斯认为,“自组织是复杂系统的一种能力,它使得系统可以自发地、适应性地发展或改变其内部结构,以更好地应付或处理它们的环境.”[2]就自组织与他组织对非线性结构系统的组织效果而言,自组织较他组织“具有更强的驾驭复杂性的能力,更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更强的自行趋优的能力”,[3]并且,“人类社会在自己探索的、试错式演化的过程中,也正在证明着自组织演化优于他(被)组织演化方式”.[4]

在社会生活领域,“自组织”和“他组织”始终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始终.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具有“他组织”特征的政府在社会生活领域的管理上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市场、政府(国家)、社会作为三个既相关联又相区别的领域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我国,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加深,学术界也开始借助自组织理论对社会领域的和谐发展展开研究.有学者研究指出:“在市场、国家不占主导的社会生活领域,实际上存在另一种人类关系的协调机制及自组织机制,而且自组织是成本最低和收益最大的一种治理机制.”[5]“社会的自组织机制不等于就是自发性,它意味着一种自主且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组织机制,是一个比自主性内涵更为丰富的概念.”[6]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等善治的基础与其说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民间社会.”[7]“善治”的实质,就是要在国家(政府)、市场不占主导的社会公共怎么写作领域实现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管理,特别是在社会生活微观层面,更需要社会自身的自组织机制来实现社会生活的整合和协调.农村体育作为我国社会公共事业和公共怎么写作的子系统,其本身也是一个具有耗散结构的开放系统.因此,自组织理论对农村体育组织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2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状况与农村体育组织方式演化的关系揭示

建国后,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49-1956年,由旧中国演进而来的体育在继承和发扬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体育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和借鉴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体育工作经验,确立了“以怎么写作于人民健康、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目的”[8]的指导思想,重点解决了新中国体育的管理体制.针对农村,确立了以青年团、妇联和民兵组织为负责机构的管理模式,主要负责组织和吸引农村青少年有计划地进行体育锻炼.1956年,在“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后,开始逐步建立县一级的体育运动委员会,负责开展农村体育工作.

1957-1966年,在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和急功近利的社会思潮中,特别是“大跃进”期间,农村基层组织(包括政府职能部门、青年团、妇联和民兵组织等)通过特殊的行政手段,在“体育工作城市和农村并举”和“一切为了体育大跃进”的口号中,大搞“停产突击”、“挑灯夜战”、“做夜操”、“千人表演”、“万人誓师”等,营造了农村体育的虚检测繁荣.随后在三年自然灾害影响下和对极“左”路线造成危害的反思,“某些部门不得不采取行政手段使体育工作进入了一个低潮.”[8]此后,在总结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通过“根据生产和生活水平,考虑需要和可能两个方面来安排体育工作”,农村体育开始好转.

1967-1976年,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当农村体育与“革命样板戏”一样被视为“宣传思想”的政治工具时,全国多数社队成立了专门的体育领导机构,并通过“农村记工分要加体育标准”、“一平二调搞表演”、“不做广播操就扣工分”等非常规手段,促进了农村体育超常规“发展”,农村体育再次呈现出虚检测的“繁荣”.

1977-1993年,从总体上看,农村体育回到了与农村社会经济相适应的发展平台.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增强国人凝聚力和提升国家地位,竞技体育在“制”的保驾护航下获得了快速发展,农村体育则有所疏离.

1986年后,随着农村体育专门组织――中国农民体育协会的成立,在“亿万农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和全国体育先进县评选等活动的推动下,农村体育呈现出新的发展势头.

1994-2005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我国体育体制也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提出了“改变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过分依赖国家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自我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运行机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格局.”[8]特别是1995年国务院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之后,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体育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农民参与体育健身的积极性普遍高涨;但在经济落后地区,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不尽人意.

通过对建国后农村体育发展历程的历史回顾,不难发现,农村体育组织演化呈现出客观上的“他组织”特征.农村体育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都是外界以特定方式(国家行政手段)作用于系统的,无论从农村体育外显特征变化的方式与途径,还是从农村体育组织管理模式确立过程和农民体育协会组建流程看,其组织力都是“自上而下”的来自农村体育的外部――国家需要,作为农村体育主体的农民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组织”的“组织力”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如1949-1956年、1976-1993年,被组织力度相对较弱,农村体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1956-1966年、1966-1976年,农村体育被两次强有力的“他组织”,虽然呈现出“兴盛”和“繁荣”的景象,但事实证明,这种“自上而下”的强行推动并不是农村体育真实水平的客观反映,这种脱离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水平的“拔高”和忽视农民客观需求的“超前”行为是不得民心和不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94年以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农村城镇化成效的初步显现,农村体育再次活跃起来.此次“活跃”与前两次“兴盛”有着本质区别,此次“活跃”是“自下而上”的,是农村社会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等环境条件改变所引起的,是农村居民因健身、娱乐等需求而自发形成的,表现在结构和功能上,是非外界所强加、非外界组织和行政干预实现的.当然,这并不抹杀“全民健身工程”的价值和功绩.因为,耗散结构论和协同学认为,一个系统要有可能实现从无序到有序或从较低级有序到较高级有序的结构变迁,必须与外部环境持续地交换物质能量,而且这种交换必须达到并保持在特定阈值之上,也就是说,“全民健身工程”的价值和功绩在于对农村体育交换了足够数量的体育物质、能量和信息,且关键是其作用方式是以非特定方式(行政手段和行政干预)作用于系统的.相对而言,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体育开展状况较差,一方面反映出“全民健身工程”正是以非特定方式作用于系统的;另一方面说明“全民健身工程”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体育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还难以达到因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等不成熟所需的特定阈值.

3农村体育组织方式选择与体育组织建设

3.1选择组织方式:自组织演进是当今农村体育组织方式的历史性必然抉择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农村体育每当出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时,其被组织程度相对较低;每当出现超常规“发展”时,其被组织程度相对较高.这一现象表明,农村体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演进规律,违背农村体育自身进化规律,农村体育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从体育组织结构体系看,我国在学习前苏联体育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行政型体育管理体制,政府在体育管理中始终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即便是共青团、妇联、民兵等非政府组织负责的体育管理,也具有极强的“官办性”和“他组织”性.这种运用国家意志和行政力量的他组织管理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其弊端也充分暴露出来:农村体育非但未能生成具有更强的适应环境、驾驭复杂性、自行趋优的农村体育“自组织”,并且还进一步导致了农村体育对政府及其体育职能部门的强烈依附性.显然,在深化我国体制改革和强调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今天,具有“总体性”和“同质性”管理特征的集权模式很难适应时下新农村体育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改“他组织”方式为“自组织”方式是我国新农村体育组织建设的历史性必然选择.

3.2把握组织性质:农村体育“自组织”演进决定农村体育组织的“自组织”性农村体育“自组织”演进方式的历史抉择必然要求生成与之相适应的农村基层体育组织,以保障农村体育有序和可持续发展.与农村体育自组织演进方式相适应的农村基层体育组织必然是“自组织化”的体育组织,即能尊重农村体育参与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多种需要及其层次和程度差异,客观反映农村体育进化规律,适应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顺应农村居民的劳动生活方式的体育组织.显然,要更好地满足上述条件,其组织建设必然是“自下而上”的,产生于农村日常体育生活之中,如果企图通过“外力(行政手段)”建立一个基层组织实体,那将很难避免运行过程中客观上的“他组织”.

基于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历史实际,全盘否定过去而重新建立农民体育“自组织”是不妥的,这就要求目前农村体育组织――农民体育协会转型和转轨.按理,农民体育协会是农民自己的组织,但是,从我国各级农民体育协会建立的过程及其运行机制来看,显而易见是“自上而下”的;从农民体育协会的宗旨来看,“贯彻执行国家的体育法律法规,宣传党和政府有关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广泛团结农民体育积极分子和农村体育工作者,推动农民体育运动的发展,为促进广大农村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怎么写作.”深刻反映出其“官办性”和“他组织”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官办性质的农民体育协会由于“他组织”先天的局限性导致其在社会生活领域难以有效并长效发挥其作用,难以满足农村体育多样化发展需求,难以适应农村社会体育的复杂性环境.事实也证明各级农民体育协会在开展农村基层体育工作中的“无助”和“心有余而力不足”.为此,在农村体育逐渐兴起的过程中,要逐步实现“自下而上”的农民体育“自组织”与基层农民体育协会的接轨,或逐步消除各级农民体育协会的“官办性”,使之向“自组织”方向转型和转轨,使农民体育协会真正成为“自我怎么写作、自我管理、自谋发展、自我维权”的农民自己的体育组织.

事实上,农民体育协会转型和转轨是可行的.自组织理论在社会领域研究发现,“一些事物在其起点通过被组织方式被组织起来,而后通过一定的调节改造改变为以自组织方式运行是可能的,而且似乎只有这样组织才能维护下去、运行下去.”[9]可见,在条件基本成熟的农村地区采用先通过“他组织”组织起来,然后向“自组织”过渡的做法是可行的.当然,这就要求建立“他组织”退出机制,完善农村体育“自组织”建设与运行的相关立法,以确保农村体育“自组织”生成之后有一个良好的运行生态环境.

3.3厘清组织关系:“支持体系主角、组织体系配角”是目前政府及其体育职能部门在农村体育组织体系中合理的角色定位农村体育“自组织”演进,不是说政府及其体育职能部门应袖手旁观,也不是说要放任或放弃农村体育,任其自生自灭.从“自组织”的本源意义上看,“自组织”并不是纯粹的、完全的内部演化,它离不开基本的动力驱动,离不开与各社会共同体间的交往,最重要的是离不开政府及其体育职能部门的支持.因为,“自组织”系统进化的动力是来自外界持续的物质、能量、信息流的输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农村体育的物质、能量、信息流输入只能以政府及其体育职能部门为主体,辅以其它形式的社会支持,才能聚集足够的、引发农村体育系统突变的“控制参量”.就管理层面而言,政府及其体育职能部门就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为”,就是要求政府及其体育职能部门在农村体育管理的宏观层面上必须到位,做好政策的“掌舵人”.所谓“有所不为”,就是要求政府及其体育职能部门在农村体育管理的微观层面上不能越位,不能做“划船人”,即在农村体育基层组织体系中当好配角,为农村体育“自组织”更好地实现“自我怎么写作、自我管理、自谋发展、自我维权”提供优质怎么写作.

3.4推进组织建设:“分层推进”是农村体育发展不平衡对农村体育组织建设的客观要求自组织理论研究认为,系统从无序到有序包含三种过程演化:一是由非组织到组织的过程演化;二是由组织程度低到组织程度高的过程演化;三是在相同组织层次上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演化.[9]我国省情、区情、社情、民情的差异,特别是东、中、西部区域经济的巨大落差,造成了我国农村体育发展水平的严重不平衡:一是东部沿海地区农村体育发展水平与中西部地区农村体育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差距;二是城市近郊农村体育发展水平与城市远郊农村体育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差距;三是农村镇、乡、村之间的体育发展水平存在差距.“差距”的核心表现为农村体育需求的层次差异.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或农村居民已有了强烈的体育需求,一些经济相对贫困地区农民或农村居民还谈不上有体育需求.正是因为我国农村体育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特别是体育需求程度和层次上的差距,使目前我国农村体育从无序到有序的三种过程演化同时并存.耗散结构理论认为,“系统充分开放、远离平衡,是系统发生自组织演化的必要条件.”[10]农村体育作为一个开放性系统,只有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生活方式发展相对成熟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农村体育远离平衡态的前提,才能获得从低级有序向较高级有序跃迁的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讲,农村体育自组织建设只有根据农村体育发展不平衡特征,针对农民或农村居民体育需求的程度和层次上的差距,树立“分层推进”的建设思路,才符合农村体育自组织演进规律.为此,在条件相对成熟地区,应立足于农村体育自组织体系的完善和纵深推进,使之进入更高级有序.在条件欠成熟地区,应加大支持力度,促进农村体育自组织生成,使之由低级有序向较高级有序演化.在条件不成熟的地区,应着力改善农村体育落后条件,放缓“自组织”的实体建设,把对农村的体育支持自觉纳入农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体系,服从农村经济建设大局、怎么写作农村文化建设大局.农村体育组织建设切不可单兵作战和直线推进,否则,既难以取得农村体育的良好效益,又不可持续发展,甚至加重农民负担而失去民心.

农村体育组织方式选择与农村体育组织建设参考属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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