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作家.女性

摘 要：作为一个女性,丁玲是一位革命者,也是一位作家.纵观丁玲起起落落的一生及其文学创作,我们发现丁玲是带着五四文学精神和革命文学理念的矛盾前行的,政治意识与女性意识贯穿其创作始终.初到陕北根据地的丁玲政治意识异常活跃,随着实践的逐步深入,具有五四文学精神的作家丁玲对根据地延安的眼光由的想象变为理性的审视,其女性意识也从早期情绪化的表达转化为理性的思索,女性意识和政治意识相互交错,不断深化,产生了剧烈的冲撞,二者在斗争中经历了平衡――对立――失衡的变化过程,其创作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态势.

关 键 词 ：丁玲 延安时期 政治意识 女性意识 矛盾

丁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成就卓越的女性作家,纵观其起起落落的一生及其文学创作,我们发现,丁玲是带着五四文学精神和革命文学理念的矛盾前行的,一方面,作为一个关注女性并致力于女性自由和解放的女性作家,丁玲自身及其创作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革命者,她投身政治,忠实于革命事业并为之奋斗终生,在创作中又体现和诠释了某种政治意识.

早期创作中,女性意识表达得最为强烈和自由；左联时期的丁玲迅速完成了从思想到文学实践的一次重大转变,女性意识与阶级解放意识和社会革命意识融合后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初到陕北根据地的丁玲政治意识异常活跃,随着实践的逐步深入,具有五四文学精神的作家丁玲对根据地延安的眼光由的想象变为理性的审视,丁玲的女性意识也从早期情绪化的表达转化为理性的思索,女性意识和政治意识产生了剧烈的冲撞,二者在斗争和冲撞中经历了平衡――对立――失衡的变化过程.考察丁玲政治意识与女性意识之间的矛盾关系,延安时期是最值得研究的重要时期.

一、政治意识的高涨

“左转”后的丁玲怀着对革命的极大热情投入了新的战斗,这一时期丁玲政治意识高涨的表现之一是：她历经坎坷于1936年辗转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表现之二是：到达根据地以后,丁玲就高扬政治革命的大旗深入革命生活,参加抗战活动,先是跟随红政治部到抗敌前线去工作,抗战爆发后她又组织西北战地怎么写作团深入抗敌前线进行宣传演出,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同时,丁玲以阶级斗争、民族解放为主题创作了大量的速写、随笔、通讯、杂文和话剧等.

加入到革命集体中并以战士的身份体验战时军事生活近两年的丁玲,心理和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丁玲渐渐认识到：在抗战的特殊时期,作为一种工具,文学和大炮、一样都要为战争怎么写作.丁玲在为《红色中华副刊》撰写的“代复刊词”中说：“战斗时候,要炮要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使用另一种武器,那帮助着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①显然,丁玲当时的姿态是非常革命的,政治意识十分强烈,个人身份和生活实践的变化使她认同了文艺是夺取战争胜利的一种工具的说法,开始把文学视为革命和政治的演绎载体,功利性和政治性十分明显.

这一时期,丁玲写下了《东村事件》《彭德怀速写》《冀村之夜》《一颗未出膛的弹》《压碎的心》和《重逢》等.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领导下的人民反抗三座大山的斗争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主张,宣传了党的政策,表达了民意,扩大了党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影响力.《东村事件》中,十五岁的童养媳七七为救出深陷牢狱的公公,被穷苦的婆家送到地主家做丫环.为此,七七“奉献”了自己的身体,做出巨大牺牲的她本应得到未婚夫的怜悯和婆家的感激,然而她的未婚夫却以毒打的方式发泄作为一个男人受到的羞辱.显然,七七遭受的不仅有阶级压迫和性奴役,还有关系中男性处于强势的夫权压迫以及贞洁等传统道德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但是,丁玲着力表现的是农民所受到的来自地主阶级的阶级压迫以及为了反抗这种压迫而掀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所遭到的不幸和痛苦都是阶级压迫的结果.《一颗未出膛的弹》写一个十三岁的小红军不幸落入了国民党军官的手中,面对敌人的口,他临危不惧,慷慨陈词：“还是留着一颗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我.”一番话震惊并感动了那位国民党军官,最终他放下了,并激起了人们共同抗日的情绪.小说据此想要说明中国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合乎民意的,作者赋予小红军的光辉的政治选择实际上是丁玲自己政治态度的一种映射,这种文学创作更多地打上了政治功利和革命需要的印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恰好说明了丁玲此时政治意识之强.

二、女性意识的深化

丁玲是一个革命者,但她更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具有五四文学精神的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思考,是丁玲创作中一根最为敏锐的神经,一旦遇到适宜的条件和气候,潜藏于体内的女性意识就会不自觉地展露出来,这就可能与丁玲具有的强烈的政治意识产生激烈的冲撞,二者必将充满力量上的斗争和角逐,这种复杂的关系对丁玲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延安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丁玲在根据地的地位也逐渐得到确立和巩固,于1940年１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委、副主任.但在中国党内,一直存在关于她被禁于南京的三年中曾经“自首”的传言,特别是党的领导人康生在公开场合说丁玲在南京“自首”过,苦痛中的丁玲亲自找申诉,终于,组织部于1940年10月4日下发了《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员.虽然保住了名誉,但丁玲内心的苦恼和屈辱是不言自明的.在丁玲看来,万人竞相投奔的光辉圣地延安,对广大女性来说,理应是一片自由和幸福的天地,然而,丁玲却看到了和感到了女性生存境况的不容乐观.

几年的生活积淀和思考观察也促使丁玲对延安的眼光开始发生变化,由的想象变为理性的审视,她又开始用小说来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从1940至1942年先后创作出《在医院中》（1940）、《我在霞村的时候》（1940）、《夜》（1941）、《“三八”节有感》（1942）、《风雨中忆萧红》（1942）等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发现：丁玲的内心是充满疑惑与矛盾的,政治意识与女性意识的交锋一直持续不停,《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夜》突出地表现了丁玲的女性意识和政治意识.那些在革命事业中受到压抑、伤害和屈辱而又保持着倔强和自尊的女性遇到了很多问题,但在小说的最后,保持着政治热情的她们都抱着要在革命的大熔炉中继续磨练自己的姿态走了下去.这说明此时的丁玲,尽管自己内心对现状充满了疑问和不满,但是她努力说服自己要紧靠主流意识形态,女性意识与政治意识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等到了那篇“真正富有革命意义的女性主义宣言”②《“三八”节有感》（1942）发表时,丁玲的女性意识占了上风,政治意识处于弱势,它标志着丁玲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革命的功利层面而直接切入了女性解放的要害.

小说《在医院中》的女主人公陆萍,满怀革命热情,希望通过主观努力改变一个工作和生活环境都十分糟糕的解放区的后方医院,但没有成功.小说体现出了丁玲对政治和女性问题的思考：虽然陆萍是一个年轻的员,但是她的党性很强,尽管自己不想做一个医务工作者,然而,她还是欣然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并希望为党和革命工作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作为一个女人,陆萍没有莎菲式的爱与欲的渴求,她渴望在抗战的后方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试图以与男性平等的地位、按照她的人生理想来建设规划医院,然而,带她去医院的那位李科长和在办公室里见到的那位不懂医务工作的老革命院长对陆萍连一丝应有的尊重和重视都没有,更不要说对她提出的关于医院建设等方面的要求了.这向我们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在革命的大环境下,延安女性的地位不容乐观.陆萍对“革命”的理想主义想象与实现女性自我价值的,类似初到陕北时的丁玲,陆萍与医院“环境”的磨擦与冲突,也象征性地显示了具有自由精神的革命知识分子丁玲来到革命根据地几年后内心的困惑和矛盾.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丁玲是以自己对现实的深切感受为基础,以自己的人生哲学为指导塑造出陆萍形象的.”③尽管陆萍没有解决现有的问题,还遭到了流言蜚语的伤害,但是,她并没有绝望,在所谓“导师”的劝说下,陆萍带着要经受艰苦考验和不断自我改造的思想离开医院投入了新的战斗.

《我在霞村的时候》塑造了一个屈辱、坚强、英勇、善良、自尊而光明的农村女性贞贞.此作揭示了在革命进程中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和伤害,揭露了解放区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实,对当局提出了温婉的批评.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女人,作为一个为革命立过功的女人,贞贞的苦难与屈辱是最为隐秘而又无法言说的.她逃避包办的婚姻,反抗封建道德的压迫；她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身体,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她遭受日军的蹂躏,承受着生理的痛苦和精神的屈辱；她受尽痛苦之后却得不到政府应有的照顾和大家的同情等但她同陆萍一样,是一个有着较强政治自觉的女性,尽管受到了很不公平的待遇,但她仍然对党对革命充满了信心.小说结尾处贞贞离开了家乡,希望到延安“再重新做一个人”.

1942年3月发表的散文《“三八”节有感》是丁玲对女性问题思索的集中体现,它以一种“宣战”的方式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作者的女性意识.《“三八”节有感》切入了延安一个特殊的层面――革命集体内部的性别压迫,从这个角度对革命政权内部实际存在的男女不平等和男权中心主义问题,做了分析、审视与批判.那时,延安的妇女确实比中国别的地方的妇女幸福,但这个政权下的新天地并非处处完美,虽然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但男女间的不平等以及女性受到的无声的压迫并没有因妇女参加革命而消失.女性是以“男女都一样”的身份形态处在革命舞台之上,处在一种“无性别”的生存状态之中.文章一开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候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地被提出呢?”接着列举了延安存在的一些妇女问题,不结婚是问题,会成为各种谣言攻击的对象,结婚后为了孩子和家务呆在家中,时间一长就会被爱人嫌斥为“落后”,并以此成为离婚的借口等女人是很难自由地去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最后,丁玲指出：“所有的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在丁玲看来,如果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第二性受到歧视,那就根本谈不上妇女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可以说,丁玲是唯一从性别角度反对妇女只有夺取了政权才能谈个人要求的批评者,她拒绝“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这样的大话.④

《“三八”节有感》尖锐地指出革命集体内部女性所受的无声压迫以及男权主义无处不在的事实,它所指涉的,不仅仅是个别现象或几个具体的人,而是暴露出执政阶层在用集权方式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内在的男性霸权主义对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所构成的损害,其问题的尖锐性和破坏性是超乎寻常的.至此,丁玲的政治天平彻底倾斜了.

作为一个革命作家,丁玲在保持着对革命事业高度热情的同时,又保留着作为女性追求个性自由和独立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并尽力把自己的理念付诸创作,特殊历史时期对女性问题的思索,使丁玲敏感地意识到民族战争固然重要,但人的精神解放同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同样重要,战争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平等吗?

丁玲是一个作家,是一个关注女性并致力于女性自由和解放的女性作家,她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中表现女性意识觉醒的先行者,她为女性解放运动所做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对于人所共知的“女人的痛苦”、女人处于“第二性”等问题,她终其一生都在进行不懈的探索和努力,她创作出了很多闪烁着人性光芒的女性形象；同时,丁玲又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丁玲深刻地认识到,在阶级社会中,特别是在男性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中,女性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获得一定的政治话语权,女性的解放必须与社会变革、阶级革命结合在一起才可能实现,于是,丁玲又成了一个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革命家,她试图探索出一条建构中国女性价值的光辉道路.女性意识和政治意识在延安时期的历史语境下相互交错而不断深化,二者产生了剧烈的冲撞,并在斗争和冲撞中经历了平衡――对立――失衡的变化过程,使其创作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态势.

① 丁玲：《丁玲文集》（6卷）,长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杜霞：《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丁玲创作对女性解放的探求》,《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

③ 张永泉：《解放区文学的开拓者与超越者――丁玲与解放区文学》,《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第16卷第2期.

④ 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调研课题《女性 自由 革命――论丁玲创作的女性意识与政治意识》（编号：SKL-2010-617）成果之一

作者：曹慕源,文学硕士,黄河科技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对外汉语教学.

编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