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变:王造时与国共关系一瞥

蓝衣社的头目对王造时说：“不要在上海哇啦哇啦空发议论,妨害国家大计,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此时的王造时已对国民党失望,他反问朋友：“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1933年,《东方杂志》元旦号以“生活的一页”为题,向社会名流征文.上海的律师王造时也收到约稿函,遂就1923年不惜与梁启超叫板而替国民党辩护、差点被清华学校开除的一段往事作文一篇,即后来发表的《做学生差点被开除》.

这篇文字发表时,删去了原稿中最末一段文字,而王造时恰恰认为,该段文字才是整篇文章的主旨所在.王造时忆述：

这篇文章刚刚写好,有一个朋友来访,看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梁任公曾经说过,不惜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我看你十年前那样热烈地拥护国民党,今天又这样激烈地批评国民党,亦是自相矛盾.我反问说,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说罢哈哈大笑,他也哈哈大笑.（《王造时自述》,见叶永烈编《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东方杂志》删去此段文字,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王造时就此专门向杂志提出,要求在下一期刊登全文并道歉.

看到这段材料,笔者眼前不禁为之一亮.王造时先亲国民党而最终反国民党,这种抉择在那一辈知识分子中间绝非特例.重新爬梳王造时与国民党关系的变化,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一种视角.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做学生差点被开除

1923年10月10日清华学校举行国庆大会,特邀担任清华国学讲师的梁启超发表演讲.梁启超以《我对双十节的感想》为题,对民国前十余年的乱象大加挞伐,并将原因归之于国民党乃至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只知捣乱不知合作,须负一大部分责任.

当时就读清华学校的王造时,正好是这次讲座的听众之一.梁启超对国民党的这种批评,王造时并不能接受,“当时听见梁先生的演讲,不觉义愤填胸,急想站起来质问,但是一来怕扰乱会场秩序,二来心里着实有点害怕发跳,结果还是站起来,又坐下去了.”（王造时《做学生几乎被开除》,见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三十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

王造时强捺怒火回到宿舍后,“满腔义愤,没有发泄,仍然觉得难过”,于是挥笔写就一篇题为《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部分资料中无“先生”二字）的评论,送给《清华周刊》.《清华周刊》于1923年11月第292期发表了这篇文章.

文章酣畅淋漓.作者如此起笔：“我们十二分崇拜学者的梁任公先生,同时我们也十二分怀疑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王造时直陈：

无论任何国家,到了政治腐败,歹人揽权,民不聊生,无可奈何的时候,若要建设良好的政府,若要创立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的政府,就不能不根本推翻现存的腐败政府!若要是根本推翻现存的腐败政府,就不能不起来革命.（转引自何壁辉、赵寿龙《王造时传》,见周天度编《七君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接下来,王造时列举历史事实,指出梁启超原来属于保皇党,后来又成为勾结北洋军阀的进步党和研究系的首领,认为中华民国之所以乱到这个地步,责任不在孙中山和国民党,而在梁启超和他所领导的派系.王造时认为中华民国乱象丛生,梁启超没有一句自责的话,反而利用讲学机会攻击革命领袖,这不是研究学问,而是政治偏见,“最后我要表示我对于梁任公先生的态度：（1）我极崇拜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2）我很怀疑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

当时《清华周刊》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销量和影响.部分国民党员在北京创办的《时言报》也发现了王造时的文章,用特大号标题《研究系包办华北教育的反响》并加了按语在头版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