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邓演达与关系两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邓演达与的关系中仍然有两个重要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争议.它们分别是：1925年春邓演达出国留学是否因为受了“排挤”?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邓演达是否已经认识到了的反革命真面目?学术界虽然对这两个问题作过不少研究,但因原始资料不足,对它们的研究尚不够深入.本文拟结合新旧材料对这两个问题作点探讨,发表自己肤浅的看法.

一、1925年春邓演达出国留学是否因为受了“排挤”?

多年来不少论者一直认为,黄埔军校校长及其党羽王柏龄等人容不下“有骨气的不愿做奴隶的邓演达”.邓演达因为受了他们的“排挤”,所以1924年冬辞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职务,1925年2月至11月在德国留学.①但笔者认为,此说值得商榷.

首先,从“排挤”说的来源来看.此说的依据主要是周恩来1943年春所撰写的《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中的有关记载.为便于分析,这里特将周恩来此文中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他（指――引者注）的军阀思想在那时也是发展的.他让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负责训育.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对经王柏龄介绍的何应钦,这第二个奴才,他却非常相信.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②

从上面的记载看出,周恩来并没有说1925年邓演达赴德国留学是因为此前受了及其“奴才”王柏龄等人“排挤”.另外,周恩来此文撰于1943年春,换言之,是近20年后的回忆,所以,虽然对今人研究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具有参考价值,但不能作为可靠依据.事实上,周恩来在此文里还继续说道：从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以后,“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 ③再联系周恩来1944年3月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的一段话：“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性多些,是中派,但与地主写办资产阶级有关系.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四一二’这期间,群众起来,他便反共.一九二六年‘三二○’事件时他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其灵魂便是戴季陶.”④按照周恩来的这些观点,1924和1925年还不是国民党或“新”而是中派.如果是这样,那么1924年冬和1925年春时,作为国民党中派人士的不可能“排挤”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显然,“排挤”说的来源站不住脚.

其次,从邓演达1924和1925年所撰的几封信来看.

（一）从邓演达致张难先的信来看.1924年12月24日,邓演达在上海致其好友张难先的信中说：“达之解除校职,系值俄械运到之时,初时以时局危难,负责缺人,以故徇蒋意再为冯妇,迨械到则人脚已齐,个个垂涎做官,达遂可以拔脚去矣.”⑤邓演达这里所说的到了1924年冬黄埔军校里“人脚已齐,个个垂涎做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时任黄埔军校军事顾问的亚伊切列潘诺夫在其回忆录中也说：“事实毕竟是事实：军校的教员大多数都中了升官发财的毒素,这是军阀制度的必然结果.许多人把军校当作是猎取大大小小官职的跳板.”“但是也有的教员并非如此,他们来到军校时就怀着为人民怎么写作的真诚心愿,并且始终保持着这种志向.”⑥既然此时黄埔军校里“人脚已齐,个个垂涎做官”,而邓演达自参加革命后始终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自己、亲戚、朋友的利益”,而是“为着广大的工农群众”,⑦宋庆龄也回忆说邓演达对“地位、权势和财富不屑一顾”,“曾未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⑧；换言之,邓演达与黄埔军校这些同事志向不合,那么,他当然会决定辞职而去.显然,从邓演达致张难先的此信来看,“排挤”说也站不住脚.

邓演达致张难先的上述信中提到此次辞职而去还另有原因,亦即想出国求学,学成后报效国家,“为国尽力”.邓演达在给张难先的此信中继续说：“天下未有不学而闻能成功者.吾党至今漂摇,岂有他故?无真实人材为之也.达自问此行为（即前面所说的“解除校职”――引者注）出于至坚至诚之心志,而愿随求真求美之热诚效其死力.方今扰攘岂遂为极,恐十年之后其困难较昔尤加.然则达学稍有可述之年,即可挺身以出,为国尽力,此又达可举良心以对望达者也.”⑨

（二）从邓演达致其夫人郑立真的信来看.近年所发现的邓演达的家信更有助于揭示邓演达此次辞职出国的原因.1925年4月19日,邓演达在德国柏林致郑立真的信中说：“我此次辞去一切来德国,也就是因为要研究革命的道理,并且研究使百姓明白革命道理的法子.”⑩同年5月17日在柏林致郑立真的另一封信中进一步说：“我此次离开广东革命政府,抛弃了我所担任的职务,一心一意的来德国、俄国,是因为历年来我们的革命党――中国国民党――未有办好,所以革命的事情总是做不出,只有那班虎狼似的军队,以及那班替商家说话的文官讲话,所以百姓的痛苦也是一天增加一天,总得不到解决的法子.我在军队里奋斗,也是因为觉得革命的法子未有做好,屡次觉得非改变法子不能成功,等以后在黄埔觉得还是得不到好法子,并且革命的道理还不十分明白,所以决定到外国来.我现在决定学的,是革命的道理同革命的法子.”在这里,他更明确地阐述了出国的内因是寻求革命真理,学习救国方法.显然,从邓演达致夫人郑立真的信来看,“排挤”说仍然站不住脚.

总之,1925年春邓演达出国留学,并非是因为受等人“排挤”.他前往德国留学,外因是,到了1924年冬,黄埔军校里“人脚已齐”,他没有必要留在此处；而且,黄埔军校的这些同事“个个垂涎做官”,而邓演达却不想升官发财,与他们志向不合.因此,邓演达“可以拔脚去”.内因是邓演达想出国求学,寻求革命真理,学习救国方法,学成后再回国报效国家.邓演达这种爱国精神是可贵的.

二、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邓演达是否认识到的反革命真面目?

学术界不少论者认为,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邓演达已经认识到反共反苏的反革命真面目或察悟到的反革命野心.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从上述说法的来源来看.上述说法的依据主要是毛思诚所撰、亲自审定修改的《年谱初稿》一书的有关记载.为便于分析,这里特将其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4月2日）下午,邓演达谓：三月二十日镇压中山舰及缴俄顾问卫队械事,疑近于反革命行动.公正色厉声曰：革命党应事事以革命行动出之,总理之主张废除约法与余之主张修正党代表制,如他人为之,则为反革命,而以总理与余为之,则无论何人,应认为革命应取之态度,以可由余手创者,即有由余废除之权. ”

从上面的记载看出,1926年4月2日,邓演达的确在面前说过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疑近于反革命行动”之类的话.正因此,听了极不高兴,当面对邓演达横加训斥.但笔者认为,邓演达此时虽然说了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疑近于反革命行动”这句话,但还不能因此而认为邓演达已经认识到了反共反苏的反革命真面目或察悟到了的反革命野心.如果这样理解,那么太简单化.

其次,从4月2日开始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及其效果来看.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此时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还不敢和革命势力完全破裂.所以,在驱逐员出第一军和解聘军事顾问季山嘉的初步目的达到之后,出于各种压力,向国民政府呈文“自请从严处分”,向汪精卫负荆请罪,亲自到苏联顾问团承认擅自行动错误,并表示对肇事者从严处理.于是从4月2日开始,“首先便囚了欧阳格,再又囚了广州的局长吴铁城,接连又迫走广州市长伍梯云,并且限他即日离粤,而以孙哲生兼任广州市长”.

当时所采取的上述这些行动对来说很奏效,尤其是在当时模糊了包括邓演达在内的一些人对的认识.4月16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党部联席会议上,竟然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就邓演达而言,他同样认为“事情已解决了”,仍然“努力”革命,所以中山舰事件平息后他继续与保持合作关系.这一点可从以下记载里看得出来：

（一）稍后邓演达的言行.如1926年11月26日,邓演达在国民革命司令部欢宴会上的答词里说：“我们要求国民革命成功,个个党员,个个武装同志,都要如蒋总司令努力,亲爱团结,前途才有希望.”

（二）张治中的记载.邓演达当时的同事张治中回忆说：中山舰事件平息后,张治中和邓演达去黄埔长洲要塞谒见,张治中当时激昂地说：“校长这种做法,是否顾虑到一般革命同志的信仰和一般革命青年的同情?”却很温和地说：“事情已解决了,没有什么,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没有问题.大家好好地做吧!”出来后,邓演达对张治中说：“你真冒失,真胆大!”

（三）季方的记载.邓演达当时的同事季方也回忆说,中山舰事件平息后,“蒋始重来黄埔军校视事,并分别听取汇报,神色很难过似的.”“邓氏那时太天真了,还和我私相告语说：‘恐怕校长要,须当心.’”

（四）包惠僧的记载.邓演达当时的同事包惠僧同样回忆说：当时邓演达“总以为中国的革命需要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还是居中向双方（指和方面――引者注）解释和拉拢”.邓演达当时的同事陈公博甚至回忆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对进行打击,之后还让邓演达和陈公博等人“组织一个左派的核心”,“因为一面要防备,一面要限制共党,因此不能不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这个组织很短命,只在何香凝家内开过一次会.”“以后便无声无息地夭折了.”

显然,由于在中山舰事件后向国民政府“自请从严处分”,向汪精卫负荆请罪,向苏联顾问团承认错误,并对肇事者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邓演达认为“一切都过去了”,仍然还是“努力”革命的,所以事件平息后他继续与保持合作关系.由此可见,所谓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邓演达认识到的反革命真面目或察悟到的反革命野心等等说法均站不住脚.

注释：

①丘挺：《邓演达年谱》,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叶洪添：《邓演达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美国）贺钦贤（J. Kenh Olenik）：《邓演达1923-1928年间理论与实践中的国际性一面》,梅日新、邓演超、丘挺主编：《邓演达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56页；杨资元、冯永宁：《北伐骁将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等等.

②③④《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121、165-166页.

⑤⑨邓演达：《致张难先信》,《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⑥（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

⑦邓演达：《对第四军第十一军官长的讲话》,《邓演达文集》,第50页.

⑧宋庆龄：《纪念邓演达》,梅日新、邓演超主编：《回忆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⑩邓演达：《1925年4月19日致郑立真的信》,梅日新、黄济福、黄振位主编：《邓演达研究与资料》,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页.

邓演达：《1925年5月17日致郑立真的信》,梅日新、黄济福、黄振位主编：《邓演达研究与资料》,第323-324页.

卢宁：《邓演达与黄埔军校》,梅日新、邓演超、丘挺主编：《邓演达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51-252页；杨资元、冯永宁：《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等等.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53页.

陈公博著：《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邓演达：《在总司令部欢宴会上的答词》,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上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季方：《回忆邓演达氏的一生》,梅日新、邓演超主编：《回忆邓演达》,第41页.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5-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