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话与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摘 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发表的谈话,是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思考,是对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积极、有益又分外艰苦执着的探索.这些口头谈话虽带有一定的随机性、不完整性,认识上也存在局限和不足,但比较集中、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认识程度.这些思想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关 键 词]社会主义建设《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后,对经济建设的论述比较集中的有两次：一次是1956年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报告《论十大关系》,谈怎样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有一次就是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期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这两篇文献,特别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比较集中、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认识程度、思考的线索及着眼点.

一、为什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迫切要求.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伴随着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不断思考着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1956年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报告《论十大关系》,以及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是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然而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共产风”等“左”的倾向后,也意识到“一些做法难以为继”,陷入理论思考的困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提供参考的也只有苏联的经验和理论,因为除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自己没有成系统的东西,甚至还没有深入研究过.因此虽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缺点、有问题,“过去看不感兴趣”,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本书不但最有“兴趣”,而且及时、有用.

2.统一思想、提高各级干部经济建设能力的现实需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使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混乱,对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等问题产生了很多疑问甚至错误的认识.感到“现在必须作战”,从经济学入手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有必要“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做说服工作”.怎么做说服的工作最有效呢?提倡读书、推荐经典是一贯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早在延安时期,就提议设立了书记处读书室,读书学习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形式和途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他列出的12本马列经典成为“干部必读”.对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感到我们党的领导和干部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太懂,知识还非常不够.他认为不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懂经济发展规律,就容易像热锅上的蚂蚁,陷入只埋头琐碎工作,没有计划、不讲方法,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事务主义”.

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建议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1959年11月至1960年初,在的提议下,党和国家领导人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认为“它基本上是一本好书”,并指出“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这一时期读的最多、逢会必讲的著作主要就是这两本书.如此专注阅读并推荐两本书,在的阅读史上还未曾有过[1].

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的特色

1.独立思考,理性对待苏联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们没有经验,社会主义建设只能照搬苏联的做法.1956年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报告《论十大关系》,标志着他已经有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观自觉.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虽然是边读边议论,带有一定的即兴色彩,但流露出的却是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理性思考.始终以辩证分析的态度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常常用“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2]这类字眼表明自己的态度.比如《教科书》认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帮助落后国家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认为这个提法不妥,他说：中国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固然有苏联的帮助,但国内因素是主要的.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教科书》存在的不足,比如：这本书还没有形成体系,有些内容较空洞,没有碰触到实质,对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讲清楚,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关于产品分配问题写得最不好,这本书的写法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等等.

2.立足实践,从理论高度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无论讲话还是写文章,总是针对革命或建设中的某些具体问题.谈话中他总能做到一语中的,始终站在中国发展实际的立场上看问题,把书中阐述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思考.比如针对《教科书》中工业发展要快于农业的提法,就以辽宁省的工业发展为例,指出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就容易出现问题.他还很注意把中国和苏联的情况进行区别对比,比如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就宣布实现工业化,但认为尽管我们1959年计划完成后工业总产值会超过百分之七十,也还可以不宣布实现工业化,因为“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而且可能由此产生松劲情绪”[3]P125.

三、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思想精要

1.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的深化.1954年6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开始采用“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国家”相区分的提法,但只是把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建成看作一个过程,是“过程论”的思想.到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表明开始有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细分的思想.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则作了更加明确的说明：“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3]P116对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划分,是“建立、建成说”的深化和发展,反映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的认识,是后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依据和思想渊源.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定位是对社会历史发展方位的把握,关系到对特定阶段社会发展任务和方向的判断,而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探索是从开始的.2.从破除对苏联迷信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转变.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不得不照搬苏联的做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三大改造完成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后,提出了“以苏为鉴”,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谈话》中,对《教科书》中提到的“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表示出极大认同,他认为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把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结合起来.针对苏联模式中的片面发展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分配制度方面的重积累、轻消费,在《谈话》中态度明确地阐述了这些做法的问题和消极影响.他指出：“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3]P121并对这个方针作了比较全面的说明,即“并举”并非平均使用力量,工业发展要快于农业但不要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他主张经济建设应该立足国内,尽可能独立地搞,国内因素是主因,不能受控于别的国家.工农业并举的思想,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的原则,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重要的方针.

3.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鉴于《教科书》论述中的弊端,在《谈话》中重申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提出：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上,一直比较重视强调第二性因素的反作用,注重从生产关系和制度层面上来把握社会主义本质,这在《讲话》中有比较鲜明的体现.比如他认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也就是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对推进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直接影响.《教科书》中提出的物质利益原则,即社会主义阶段应重视对劳动者的物质鼓励以促进生产发展的观点,基本持否定态度.他更注重精神鼓励,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用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首创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认识的深化,为当时中国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更为成为的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理论依据.

4.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建设领域随之出现冒进现象,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对国家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出了“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掀起了“共产风”,有人提出消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消除按劳分配制度的错误主张,认为发展商品生产就是搞资本主义.为了纠正人们在思想上的混乱和疑问,多次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帮助大家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在这次《谈话》中重申了这一重要观点：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3]P137.并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些经济范畴都是历史范畴,不会永久存在.虽然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认识也有局限,其中不少正确的认识也没有得到坚持和贯彻,但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前提下,他对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问题确实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特别是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与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颇为相似,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和实践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四、对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左”倾观点的评价

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正值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关键时期.在《谈话》中针对经济建设问题发表的意见和评论,既讲了许多正确的观点,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左”倾观点,对社会主义经济法则存有误解,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认识和实践不断在正确与错误之间摇摆.

第一,在唯物史观上强调第二性的反作用.一直非常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有特色的唯物史观形成于中国革命战争年代,而革命阶段正是第二性因素发挥反作用的时期.开始和平建设之后,在理念和认识上没有做调整,而是依然延续了这个思路.在《谈话》中他认为：先把上层建筑改变,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3]P131.在谈到产品分配问题时他又表示：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3]P136.这反映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注重从生产关系和制度层面来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忽视生产力发展要求,而片面追求社会主义制度对公平、公正的要求.他强调整体利益、集体利益,反对物质刺激,注重精神鼓励.在《谈话》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公平问题的态度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试图寻找平衡点.但这种“公平、公正”并不是构建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带有浓厚的道义色彩,实际上还是走向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

第二,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认识上的误解.虽然对社会主义社会作了两个阶段的划分,但他认为1957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即为马克思的经典社会主义,而后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实施,包括单一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无不是以此为基础的,因为在他看来离开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公有制就不是社会主义.定位不准确,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就不可能对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发展的学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坚持某种具体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也是一种预测,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的是方向而不是模式.

第三,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局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一直反对教条主义,号召全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他在《谈话》中也讲道：任何国家的,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怎么写作,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3]P109.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思考充满了曲折起伏,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出现了僵化,犯了教条化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认识上,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则和苏联模式为依据”[4].一直试图突破斯大林模式,但最终并没有突破,他有很多正确的思想,却没有得到一以贯之的坚持,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不完备、有误解,却认为自己坚持的观点和方向就是正确的.加之当时党和的理论权威,“绝大多数党员乃至跟着党走的非党员不会说别的话”[5]P105.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大多数人的理论认识长期停留在较低水平上,即便有疑问也没有真正思考研究过.

回顾1959年底到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发表的谈话,实际上已不仅限于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更是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思考,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积极、有益又分外艰苦、执着的探索,不时有闪光的思想迸发.提出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有创造性的观点,为我们留下珍贵的理论财富.而他的局限与不足也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积累了经验和教训,指导后人用中国的发展实际,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实践的科学,是发展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