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对汉赋的影响

点赞:32787 浏览:155017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14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今文经学从其产生就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传承着儒家经典浓厚的人文气息,一方面他又将经典大义与当下政治生活密切其串联在了一起,促进汉代社会的文化繁荣.而这些繁荣却又无疑不是通过汉赋传达出来的,可以说,汉赋在经典和时政的关系中起到了一种桥梁的作用,并最终在今文经学的影响下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大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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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今文经学汉赋

自春秋有孔子托古改制,编订六经,创制了儒术,战国就一直沸沸扬扬,风雨沉浮,百家争鸣,到西汉的董仲舒时代,更是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家经学便一支独秀,引领汉朝的文化意识,而作为文化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必然也将打上经学的深刻烙印,文学也将担起传承经学理念,开辟新的文学时代的使命.

一、今文经学与汉赋共镶大汉盛世旌旗

《汉书儒林传》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平帝年号),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枝)叶繁滋.”《汉书艺文志》于“六艺”、“诸子”之外,昭然别立“诗赋”一门,可看出汉人对辞赋的特予重视;《汉书艺文志》收列“歌诗”314首(包括“乐府”),而赋为900余篇,后者数量约为前者两倍之多,更表明了汉人作赋的热情和踊跃.《文心雕龙诠赋》篇称:赋之于汉“蔚成大国”;又说:“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大赋的崛起,无疑得益于前期文学经验的积累,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今文经学的时代精神.

汉赋作为成长在独尊儒术,大一统意识形态下的文学意识形态,其必然受到来自儒家经学的影响,因此汉赋也必然与政治教化联系起来,由此,赋就成了今文经学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任何文学体裁的产生,他都不是历史的偶然,它必然经过历史的影响和选择,因此,赋体的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也必然受到儒家立德立言立功,经世致用的主流意识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他把汉赋略分为两类,一类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鸿裁”“雅文”,另一类则是“触物致情,因变取会”的“奇巧”“小制”.大一统今文经学影响下的汉赋则必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鸿裁”“雅文”,这种“雅文”铺陈写物,“不歌而诵”,吸收楚辞的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丰富自己的体制.

汉赋在宏大的汉式建筑里不断生根发芽,以至于它也在这盛世里面铺排扬立.汉赋讲求气势与铺排,不论是最先写下著名《子虚上林赋》的司马相如,还是追迹而起的扬雄班固、张衡,他们创作中对于客观事物完全作为独立对象的精确描摹,那种宏观的审视能力,恢弘的气度,以及夸张的笔力,铺陈的手段,显然都标志着一种纯粹文学意义的表现能力的提高.当然这些表现力都来自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围绕着大汉经世致用的奋进步伐,挺立于浩荡的盛汉意识.汉赋作为今文经学最忠实的意识载体,它也正适应了今文经学的这种霸力和占据主力的气场.因此汉赋自有《七发》,便一发不可收拾.刘勰称:“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作为汉大赋的标志性人物,司马相如对于汉赋的写作更是炉火纯青,其作品不仅气势恢弘,思想力更是深刻要紧.至有司马迁称赞司马相如的赋说“此与诗之讽谏何异?”在历史上第一次将诗经与汉赋联系在了一起.后来的汉宣帝更是认为辞赋“大者与古经同义.”直接把赋看成是诗经的余绪,诗经的继承,宣帝在将汉赋纳入经学轨道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推断,经过武帝时期今文经学的大发展,赋学的弥盛,汉赋在今文经学的指引下获得了强劲的生命力,同时也成为今文经学门下得意的创造者,并得与今文经学共镶大汉盛世的旌旗.


二、今文经学指引着汉赋强烈的现实诉求

今文经学的歌功颂德与汉赋思想密切相关,汉赋歌颂与讽谏的主观意图调和了盛世王权与儒家的政治诉求.汉赋铺张扬厉的表现手法以及对至美的追求显然与经学定一尊、大一统的思想观念,也与汉人疆域的拓展和活动范围的扩大有着密切的关联.今文经学深广普达的意识形态响了汉赋题材和艺术风格的发展衍化.比如说,如果没有谶纬神学的渗入以及神话和仙话、时空文化、音乐舞蹈和衣食文化等对汉赋的影响,汉赋的思想性就不会完全的被激发,汉赋感性思维的大肆渲染就会泯灭,奇光异彩就将会大打折扣.所以汉赋需要今文经学拓宽经学的门径和内容.只做前代继承人的经学也满足不了新兴文学体裁现实需要.以此,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不得不说是给了经学一个的巨大发展的好时机,汉赋也乘着经文经学的东风,自觉于“通讽谕”、“尽忠孝”的结果,主动向儒术、经学靠拢,于是也迅速腾飞于文学史的顶端,历久不灭,生机盎然.

此外,汉赋腾飞与以公孙弘、董仲舒等今文经学家的的贡献密不可分.这是公孙弘、董仲舒等今文经学家以《公羊春秋》学为基本内容的今文经学,它适应了汉武帝的政治需要,适应了社会学要的必然结果,从而高处一尊.自司马相如起,在大赋作家笔下,不仅充满儒家仁政、德化等一般说教,而且还不同程度地触及或反映了诸如“天人应合”、“大一统”、尊君抑臣、倡言改制以至侈谈祥瑞之类的内容,具体表现了所受今文经学的实际影响.以此,今文经学事实上还铸造了一种正统的赋观.这就是,把大赋的作用比拟于《诗》教,按照《诗》的“美刺”价值要求大赋同样具有“劝”与“讽”的政治职能.汉宣帝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汉书王褒传》)班固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都是对这种赋观的明确表述.这些都是汉赋深入人心,汉赋在今文经学的指引下得为正统,文学意识形态归流盛世文学的实现也才能成为可能.同时,今文经学指引下的辞赋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到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汉赋审时度势地传承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主流意识,达到了与之相对应学术地位,并最终运用这种主流意识,渲染了汉代文学,使今文经学历久不衰,传之不竭.这种传承,是今文经与时俱进的发展眼光,也是意识形态归流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