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卢格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构

[摘 要]卢格的政治哲学研究对青年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在是否将理论批判与实际斗争相结合,是否依靠无产阶级,以及是否转向共产主义这三个层层递进且互相关联的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导致了曾是革命同路人的马克思与卢格最终决裂,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这三个原则性的分歧,在《德法年鉴》所收录的马克思致卢格的3封书信中已有所体现.

[关 键 词 ]马克思；卢格；德法年鉴；书信；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10—0020—05

1843年1月19日,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主持下,内阁通过决定,于4月1日起查封让他们日益感到威胁的《莱茵报》.在数千人签名无效的情况下,马克思决定一人承担报纸的全部政治责任,辞去总编职务,于3月17日声明退出编辑部.此后,《莱茵报》不再是反抗专制制度的战场,马克思将目光转向新的领地.1843年10月,他应卢格邀请,移居当时出版相对自由的巴黎,与卢格合办《德法年鉴》,为此他充满了革命的希望和热情：“《德法年鉴》,这才是原则,是能够产生后果的事件,是能够唤起热情的事业”[1].这本刊物被恩格斯称为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刊物”,其创办宗旨是“为真正思维着的独立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结地点”[2].由于当时卢格患病,《德法年鉴》主要由马克思编辑.尽管这本刊物只出版了一期,但其中收录的文章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影响深远.值得提及的是,这期刊物还收录了写于1843年的8封通信,包括马克思致卢格的3封、卢格致马克思的2封、卢格致巴枯宁的1封、巴枯宁致卢格的1封和费尔巴哈致卢格的1封.其中,马克思写给卢格的3封书信表明了他们在政治哲学上的观点分歧.

一、从革命同路人到走向分歧

卢格生于1802年,先后在哈雷、耶拿和海德堡大学学习哲学,后来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被海涅称为“黑格尔学派的看门人”.1826年,卢格倡导组织了旨在德国国内建立共和制度的“自由德意志”运动,为此被普鲁士政府作为蛊惑家加以迫害而遭到长达6年的.1837年初,卢格创办了《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简称《哈雷年鉴》）,1841年因普鲁士政府查封而改名为《德国年鉴》,这本刊物编辑的文章从黑格尔哲学的基本观点及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立场出发,探讨和批判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使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思想得到许多进步人士的支持,在传播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恩格斯曾赞扬卢格在这方面的功绩：“他使黑格尔体系的政治方面同时代精神一致起来并且使这个体系重新受到民族的尊敬等卢格公开地表述了黑格尔主义的自由思想”[3].卢格也由此成为青年黑格尔运动的中坚力量,他称自己为“思想领域的批发商”.

卢格和《哈雷年鉴》的社会政治批判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支持,它的核心是被称为“博士俱乐部”的研究小组.1837年,马克思开始为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精神所吸引,并成为“博士俱乐部”的成员.此后,马克思参与了青年黑格尔派关于哲学、宗教、政治等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讨论,系统研究了自亚里士多德至康德、黑格尔等西方著名思想家的著作,并逐渐转向黑格尔主义.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马克思决定投身于政治评论工作,推动思想解放的社会潮流.1842年2月,他给卢格写了第一封信,为《德国年鉴》提供了一篇对书报检查令的评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并在信中表示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都将由《德国年鉴》支配”[4].马克思与卢格的合作由此开始了.

1842—1843年,马克思与卢格交往甚密,特别是从卢格的政治哲学中受到很多启发.马克思在这段时间里还给卢格写了不少书信,并多次向他主办的刊物投稿.这些书信表明了马克思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坚定立场和革命主义倾向,反映了马克思开始从事政论工作,为《德国年鉴》、《莱茵报》等报刊撰稿和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与书报检查机关进行斗争的情况.[5]从马克思的书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这段时期里,马克思曾多次向卢格寻求建议和帮助,卢格成为了马克思的良师益友.这段友谊也促使马克思对政治哲学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并逐步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1843年,由于《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开辟新的战场——《德法年鉴》,这是马克思与卢格积极合作的顶峰时期.《德法年鉴》的问世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思想事件,在德、法、俄等国进步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广泛反响.它的宗旨和内容无不显示出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坚决彻底的批判.然而,这本被俄国革命主义者别林斯基称为“巴黎的智慧之神”的优秀刊物只出版了一期就被迫停刊.究其原因,除了经费问题之外,正如恩格斯在189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周年所写的《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一文中所说的：“杂志之所以停刊,部分是由于它在德国秘密传播遇到很大困难,部分是由于两位编辑之间很快就暴露出原则性的分歧”[6].

当我们仔细阅读《德法年鉴》上马克思致卢格的三封书信,联系具体的历史事实,并将他们对当时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加以比较,便可以了解马克思与卢格的分歧所在.在是否将理论批判与实际斗争相结合,是否依靠无产阶级,以及是否转向共产主义这三个层层递进且互相关联的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曾是革命同路人的马克思与卢格最终决裂,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二、分歧之一：是否将理论批判与实际斗争相结合

19世纪的德国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资产阶级运动遭到封建势力的抵制和迫害,言论和出版自由受到书报检查制度的强力压制,甚至连大学讲学的自由都被控制和剥夺,布·鲍威尔就由于坚持无神论而被逐出波恩大学.1843年,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唆使下,萨克森政府查封了《德法年鉴》,然而,由于萨克森的内务部长提出了超过20印张的印刷品可以免于书报检查的草案,第二议院对请求取消查封年鉴的控诉反应友好.卢格由此乐观地设想控诉将获得“有利的表决”,并要求马克思前往德累斯顿,等候第二议院的磋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