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空间看汉初御史系统的内外之别

[摘 要]在西汉御史系统中,御史大夫的办公地位于“宫中”,而御史中丞的办公地位于“殿中”,两者从属于不同的政治空间.考察这样的空间布局对于分析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的内外之别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为探讨汉初御史中丞的特殊政治地位提供了线索.

[关 键 词 ]“宫中”；御史大夫；“殿中”；御史中丞

宫殿历来都是王朝政治的核心空间载体.研究宫殿的布局、功能等特质,对于还原历史场景、再现历史史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学界有关汉代宫省制度的研究主要建立在杨鸿年等学者所创“宿卫体系”之上.（1）此后也有相关论著,但未见有所超越.（2）对于“宫中”和“殿中”政治空间的比较研究也不多见.因而,我们试图通过恢复“宫中”、“殿中”政治空间来探讨汉初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职官的内外之别.

(一)

在还原空间之前,有必要先对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所处的政治空间进行确认.据《汉官旧仪》载：“御史大夫寺在司马门内等题曰御史大夫寺.”《史记项羽本纪》载：

“凡言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主武事,总言之,外门为司马也.”

司马门是皇宫的外门,御史大夫寺位于皇宫之内.但此处的“宫”所指为何?《汉官仪》载：“公车司马令等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等.”守卫司马门是公车司马令的主要职能.西汉时期,“未央、长乐、甘泉宫,四面皆有公车.”（3）但是,除高祖刘邦居住在长乐宫外,汉代其他皇帝都居于未央宫,“高帝居此宫,后为太后常居之,孝惠至平帝,皆居未央宫.”（4）就整个西汉而言,长乐宫的重要性不及未央宫.而甘泉宫一直以离宫别院的形式存在,其重要性更无法与未央宫相提并论.因而,我们认为御史大夫寺就设于未央宫内.当然,也并不排除其他宫区内设有临时办公场所的可能.

关于御史中丞的办公所在,《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十五人等.”据此,御史中丞的办公场所位于“殿中”.显然,上述“殿中”只是“宫殿之中”的简称,“殿中”之“殿”是对于宫殿的泛称还是某些宫殿的特定称谓?这是探寻“殿中”所在的首要问题.下文主要以未央宫为例,其他宫区暂不作为考察对象.

汉代有关“殿中”一词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史记孝文本纪》：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等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还坐前殿等”.

在剿灭诸吕后,周勃等拥立代王刘恒为帝.刘恒随即驾临未央宫,“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此处“殿中”所指为何?是否就是未央宫前殿?

高祖七年,“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据此,在未央宫建造初期,可以称之为“殿”的建筑只有前殿.成帝时,翼奉上书言：

“孝文皇帝躬行节俭,外省徭役等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皇、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承明耳.”（5）

据此,到文帝时,未央宫内可以称之为“殿”的建筑也只有前殿和承明殿.《三辅黄图》载：“未央宫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6）“（严助）为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赐书曰：制诏会稽太守,君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等”.（7）从严助以贤良文学的身份“直宿”于“承明之庐”来看,承明殿的主要功能也不言自明.无论是从政治形势的严峻性或是新君即位的礼仪性而言,急于掌控政局的刘恒最先驾临的应当是未央宫中最具政治意义的前殿,而绝非以“著述篇章”为主要功能的承明殿.因而,上文所引“殿中”之“殿”就是未央宫前殿.而对于承明殿的称呼也多为“承明”或直呼承明殿,如,“火及掖庭承明,黄皇室主所居也”,（8）“（雉）又集未央宫承明殿屋上”,（9）等.尚未发现以“殿”字代指承明殿的记述方式.故而,迄于文帝,我们可以将“殿中”之“殿”理解为未央宫前殿.

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屡有大兴土木之举,未央宫内也新增了诸多宫殿台阁.此时未央宫内称之为“殿”的建筑应当不止前殿.在此情况下,探讨“殿中”之“殿”是否为某些宫殿的特定称谓恐怕较为困难.但可以明确的是,在文帝之前“殿中”之“殿”就是未央宫前殿.而在此之后,我们仍可以看到将“殿中”之“殿”等同于未央宫前殿的表述方式.《汉书五行志》载：

“哀帝建平二年,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临延登受册,有大声如钟鸣,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

同样的内容,在《汉书朱博传》中表述为：

“初博以御史为丞相,封阳乡侯,玄以少府为御史大夫,并拜于前殿,延登受册,有音如钟声.”

两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此处“殿中”之“殿”就是未央宫前殿.《汉书王莽传》载：

“二日等（王）莽避火宣室前殿等.”

“三日庚戍,群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门等莽就车,之渐台等军人入殿中,呼曰：反虏王莽安在?”

从事件的整体描述来看,此处“殿中”之“殿”也是未央宫前殿.

由于未央宫内殿阁众多,我们对于“殿中”之“殿”是否就是某些宫殿的特定称谓尚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但前殿必定包含于“殿中”所指空间范畴之内,并且在某些时段可以将前殿等同于“殿中”.因而,在探讨“殿中”空间的构造时,可以将前殿作为具体的考察对象.

(二)

我们首先将御史大夫寺所在的未央宫作为一个政治空间来考察.根据考古数据显示,“未央宫平面近方形,四周围筑宫墙,墙宽8―10米等宫城周长8800米,面积约5平方公里.”（10）由宫墙环绕的未央宫已然形成了一个相对闭合的空间.在宿卫武力的配合下,未央宫的闭合性更加严密.未央宫的宿卫武力主要由卫尉统领.《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等”.

在这样一个近似封闭的空间内,可以与外界相连的只有司马门和掖门.未央宫四面皆有司马门,凡出入司马门者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首先,出入司马门者必须有门籍.窦婴就曾因为拂逆窦太后而被除去门籍,不得入朝.其次,出入司马门者必须下车.《三辅黄图》载：“按汉宫卫令,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者接下,不如令,罚金四两.”下车只是形式,关键在于可以借此对入宫车马进行搜查,以防带入违禁器物.除此之外,未央宫还设有十几座掖门,同样设置了严格的守卫系统,进出掖门也需要门籍.成帝时,“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尚方掖门”,应劭注曰：“无符籍妄入宫者曰阑”.（11）可以说,整个未央宫的门户完全处于宿卫武力的保护之下. 未央宫依托宫墙形成了相对闭合的政治空间,而与外界相通的司马门、掖门又处于宿卫武力的严密守护之下.整个未央宫区域因而形成了完全闭合的“宫中”政治空间.御史大夫正是凭借这个空间进行着一系列政治活动.

上文我们将未央宫前殿与“殿中”空间作了逻辑上的统一.在此前提之下,我们试图通过对前殿的考察来探讨“殿中”政治空间的构造.（12）未央宫前殿是汉代君臣朝会的主要场所,也是皇帝的正寝所在,“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营未央宫因龙首山以制前殿.”（13）根据考古数据显示,“前殿台基南北400、东西200米,由南向北逐渐升高.台基从南向北有三个台基面,每个台基面上有一座大型宫殿建筑基址”（14）此外,“在前殿台基遗址南边,基本东西居中位置有一门址,东西宽46米等门址东西两边各有一南北向夯土墙.”（15）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殿内部“每座宫殿建筑的南面分布有庭院.南部与中部宫殿建筑遗址间的庭院有一东西向长廊建筑横置其中.在中部和北部宫殿建筑遗址东西两侧分列厢房或廊房一类建筑”.此外,中部和北部宫殿两侧还建有相互连接的廊房,加上殿门和围墙,整个前殿由此呈现出相对闭合的空间布局.从考古资料来看,未央宫前殿实际上是由建立在台基之上的三座独立宫殿、两侧廊房、宫殿间的长廊以及殿门和围墙共同组成的闭合式宫殿建筑群.

从整个未央宫来看,前殿构成了一个有别于宫中其它区域的独立空间,它的闭合性同样依赖于宿卫武力.负责宿卫未央宫前殿的主要是由郎中令统领的郎卫系统.《汉书百官公卿表》引臣瓒曰：“主郎内诸官,故曰郎中令.”所谓“郎内”就是“廊内”,即廊内侍卫之长官.出入前殿同样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也包括引籍和下车.哀帝曾“以（董）贤难归,诏令贤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贤庐,若吏妻子居官寺舍”.（16）除非得到皇帝的特许,否则在没有门籍的情况下是很难进入前殿的.宣帝时,盖宽饶“劾奏卫将军张安世子侍中阳都侯彭祖不下殿门”,师古注曰：“过殿门不下车也.”（17）此外,我们发现在前殿内设有官员的住所.据考古资料显示,前殿西南侧“发掘出来的房址南北长128米,东西残宽13.8―15.4米.西壁房址南北排列有43间房,南壁西部房址东西排列3间房,共计49间房等布局一般是前堂后室.”（18）参考学者们关于汉代官府构造的研究,我们知道,汉代官府一般都由办公区和家属居住区两部分组成.（19）这与前殿廊房“前堂后室”的内部构造完全一致.因而,前殿廊房应该同时具备办公和生活起居双重功能.从前殿A区遗址出土的遗物来看,既有日常生活器具如碗、盆、罐、纺轮等,也发现了大量木简和带有戳印文字的板瓦.（20）基于以上论述,我们认为“执法殿中”的御史中丞即以前殿廊房作为办公、起居之所.总之,御史中丞的主要活动场域就是这样一个依托殿门、廊房和宿卫武力组合而成,且兼具办公、起居效用的“殿中”政治空间.

(三)

上文着重阐述了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所在的政治空间.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再对皇帝的主要居所作一简要说明.依托龙首山地势,前殿三座主体建筑分别建在逐渐递高的三层台基之上,并且主体建筑之间有长廊分隔,自然地形成了三个独立空间.相对于近侍官员的办公居所而言,皇帝的居所应该位于前殿的北部.杨鸿勋认为：“后部的中殿体量最大,应即文献所载的‘宣室殿’或称‘宣室’,是这一群组的主体,它相对前方朝堂来说,乃是皇帝的后部寝室,所以称‘室’”.（21）

根据御史大夫、中丞所在的政治空间及皇帝的主要居所,我们大致描绘出三者间相对的空间布局：

在此空间布局之下,御史中丞和御史大夫之间呈现出分明的内外之别.不仅如此,由于前殿建在三层台基之上,因而“殿中”实际上高于“宫中”空间,二者并不处于同一水平面.因而,二者之间不仅有内外之别,而且有高下之分.

正如渡将智所言,“皇帝的执政场所、生活空间与官员的执政场所间的空间距离,应该正是皇帝和官员间政治距离的投影.”（22）据此,御史中丞与皇帝的“政治距离”要远远近于御史大夫与皇帝的“政治距离”.“政治距离”的差异反映了御史中丞独特的政治地位.《汉书杜业传》载：

“（孙）宏前为中丞时,（翟）方进为御史大夫,举掾隆可侍御史,宏奏隆前奉使欺谩,不宜执法近侍,方进以此怨宏.”

御史中丞作为御史大夫的属官,却无需听命于上司,甚至可以对上司的建言进行批驳.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分属于不同政治空间的安排有利于确保后者权力的独立行使.凭借“政治距离”上的优势,御史中丞实际上对御史大夫的权力形成了制约.宋人章如愚认为：“（汉初）尚书、诸吏等官未置,所谓亲近天子而疏决内外以助人主听断者,惟此一人而已.”（23）章氏又言：“（汉初）事下中丞,则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等而奏事复上于中丞.”（24）由此,在御史大夫和皇帝之间还隔着御史中丞这一层,而御史大夫、中丞分属于内外政治空间的精心安排也可以就此得到合理的解释.明乎于此,御史中丞在汉初的特殊政治地位也就不言自明了.

(四)

综上所述,西汉御史大夫主要以御史大夫寺所在的“宫中”政治空间作为活动场域,而御史中丞主要以未央宫前殿所在的“殿中”政治空间作为活动场域.通过将御史大夫、中丞和皇帝三者空间位置关系的视觉化,我们可以窥见到西汉御史系统中严格的内外之别,进而领略到汉初御史中丞“疏决内外”的特殊政治地位.

注释：

（1）相关论述参见杨鸿年：《汉魏制度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朱绍侯：《略论秦汉保卫制》,《南都学坛（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廖伯源：《西汉皇宫宿卫警备杂考》,《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析》,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7年版.

（2）参见孙福喜：《宫省制度与秦汉政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于海平：《汉代省官制度述略》,《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张云华：《汉代皇宫宿卫运作制度》,《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张云华：《东汉皇宫宿卫体系论略》,《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曲柄睿：《汉代宫省宿卫的四重体系研究》,《古代文明》,2012年第3期,等等. （3）何清谷撰：《三辅黄图校释》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6页.

（4）何清谷撰：《三辅黄图校释》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0页.

（5）《汉书》卷七十五《翼奉传》.

（6）何清谷撰：《三辅黄图校释》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6页.

（7）《汉书》卷六十四上《严助传》.

（8）《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

（9）《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下《五行志》.

（10）李毓芳：《汉长安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文博》1995年第3期.

（11）《汉书》卷十《成帝纪》.

（12）参见曲柄睿：《秦汉郎中令与卫尉的权力分野―<史记?吕太后本纪>所载刘章击杀吕产事为切入点》,《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11年第1期.

（13）何清谷撰：《三辅黄图校释》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4页.

（14）刘庆柱：《汉长安城未央宫布局形制初论》,《考古》1995年第12期.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7页.

（16）《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

（17）《汉书》卷七十七《盖宽饶传》.

（18）李毓芳：《汉长安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文博》1995年第3期.

（19）参见邹水杰：《汉代县衙署建筑格局初探》,《南都学坛》2004年第2期；宋杰：《西汉长安的丞相府》,《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248页.

（21）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

（22）渡将智：《东汉洛阳城内皇帝和官员的政治空间》,收入《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1页.

（23）章如愚编撰：《山堂考索（续集）》卷三六《台谏》,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24页.

（24）章如愚编撰：《山堂考索（续集）》卷三七《汉初内外朝相通其后始不相关》,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