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头十年的国际政治思潮变迁

21世纪头十年,国际形势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其主要特征是美国软硬实力双双走向弱化,引发各种国际政治思潮风生水起.总的看,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趋向衰落,发展模式多样性、世界多极化主张受到更多追捧,中国模式和中国地位被广泛推崇.

贯穿十年国际政治思潮的四条主线

一、新保守主义由盛而衰.“911”事件后,新保守主义兴起,主张在军事上实施先发制人,在外交上实行单边主义,为美国总统小布什接纳.伴随着美国抛开联合国,发起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将一些不服从的发展中国家定义为“邪恶轴心”、“失败国家”、“问题国家”,新保守主义发展到了极致.但是新保守主义的深入推行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在道义上广为失分,在外交上陷入相对孤立.小布什第二个任期开始后,主要新保守主义者纷纷淡出美国政坛,使得新保守主义影响大为削弱,但余威仍在.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奥巴马提出了不同于新保守主义的外交和安全理念,谋求以软实力和多边主义缓解美国的困境.由新任国务卿希拉里等人倡导的“巧实力”思想逐步成为主导美国政府的战略思想,谋求在外交上,注意多交友、少树敌,推行灵活的多边主义,通过国际合作推动盟友和伙伴承担更多责任,避免美国包打天下并成为矛盾的焦点.在安全上,不再一味以暴制暴,而意图通过支持贫困国家的发展,消除暴力和恐怖源头,以此进一步改进美国外部环境.目前来看,“巧实力”思想还不完善,具体内容将伴随着美国政府施政的推进进一步趋向明朗.

二、新自由主义高烧降温.西方世界多数认为冷战结束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历史上最后一种社会制度,以美国模式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优于其他任何发展模式.西方不仅推崇新自由主义模式.而且将之上升为“华盛顿共识”,竭力向全球推广,实现自由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金砖四国”的崛起使得更多国家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模式并非唯一选择,还有其他国家的模式可以借鉴参考,中国模式、俄罗斯模式、印度模式以及其他新兴大国模式受到更多关注.中国模式由于表现突出,被西方学者演绎为“北京共识”.新世纪以来,拉美地区左翼力量的持续上台以及拉美社会主义思潮兴起也影响到拉美地区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该地区左翼执政国家虽然接受了自南市场经济的一些政策举措,但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大加斥责,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还宣布与新自由主义决裂.2008年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再一次重创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新自由主义.法、德等欧洲国家积极与新自由主义托开距离,主张回归欧洲传统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法国总统萨科奇等还提出要重建资本主义.中国模式由于中国在危机中受打击较少、经济回暖迹象较为明显,进一步受到推崇.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策甚至认为,中国模式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

三、从鼓吹“美国霸权”到主张“多极世界”.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鼓吹美国霸权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美国学者沃尔弗斯认为,世界已成为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美国控制的单极世界是和平而持久的,没有战争风险.美国可以理所当然地利用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手段领导世界、统治世界.但是伴随着美国对外战争消耗过大以及新兴国家崛起引发大国力量对比变化,担忧美国霸权丧失的言论开始增多.一些美英知名人士认为,美国霸权主义的终结将意味着世界进入“无极世界”,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将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的新的“黑暗时代”.这个世界将是一个“问题不断”的世界,将更加动荡和危险.但也有不少发达国家乃至新兴大国政界、学界宣称,美国的衰落标志着多极世界的兴起,法国总统萨科奇称,现在的世界不再是“单极世界”,而是进入了“相对大国时代”,“金砖四国”已为新的“大国合唱”和“多极世界”创造了条件.英国首相布朗和印度总理辛格也声称,现有国际秩序必须反映印度和亚洲的崛起,印度和中国必须成为G8成员.一些国家政要和学者还在G8的基础上,对未来的全球治理架构进行了构想：有人主张扩大全球治理的参加者,希望组建G13、G20,还有人主张减少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希望组建G3、G4乃至中美G2.

四、从“唱衰”到“捧杀”中国.冷战结束后,西方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孤掌难鸣,预言中国将很快“垮台”,但未能所愿.一些西方势力不甘心,在21世纪初以中国经济统计数据“查重”为由,否认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事实,炮制了“中国经济崩溃论”,认为中国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但这种提法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不攻自破.与此同时,一些西方人感受到了中国的发展,认为中国崛起不再是虚幻,而已经成为现实.为此,他们又炮制了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包括“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文化威胁论”等,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没有好处,只有威胁,因而国际社会必须联合起来,对中国进行围堵和拦截.但是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给国际社会带来威胁,反而使得自身的发展成为推动国际发展的重要动力,为一些国家带来了切实的机遇.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首先提出了“中国机遇论”,引起了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积极回应.对于发展和强大了的中国,西方国家一方面坚持遏制的传统战略,另一方面也在探索如何与中国交往之策.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要将中国发展为“利益攸关者”,让中国更大程度融入现有国际体系,进而对中国的崛起进行“管理”.由此,西方进一步发展出了“中国责任论”,谋求中国发挥大国作用.承担与自身实力不相称的责任.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西方大国吹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救世主”,意图鼓动中国出头拯救世界.

几点思考与看法

第一,中国已成为牵动国际思潮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深入观察过去十年的国际思潮发展轨迹,其中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是中国因素.可以说,过去十年中国的发展变化成为推动国际思潮变动的直接诱因.不管中国愿意与否,任何有关中国自身的变化都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议论乃至炒作.这其中关于中国力量上升对国际体系的冲击、中国模式对世界发展的影响争论最为瞩目.伴随着中国从国际体系的力量发展为国际体系的中心力量,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发展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从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发展为国际秩序的规划者,国际社会才真正认识到新兴大国的集体崛起已经成为现实,国际体系的变革势在必行.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被赋予了更高的位置和期望.在发展道路上,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力强盛,中国的发展模式真正受到关注,被认为冲破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束缚,同时也动摇了西方发展模式的优越感,激发其忧虑和防范.

第二,西方继续掌握涉华国际思潮主导权.全面梳理过去十年的有关涉华国际思潮,可以清楚地看到,绝大多 数推手仍是西方力量,包括政要、智库学者及主流媒体等.从根本上来看,西方主要根据其利益和评判标准来描述“话语中的中国”,这个中国往往呈现负面形象,有时尽管看似公正、客观,但也大多包藏祸心,暗含捧杀的意味.这表明西方世界并没有改变对中国的一贯敌意和仇视+而是试图通过变化话语模式,以更加隐蔽的“包装”掩饰乃至美化对中国的进攻,以此影响国际舆论和国际社会,恶化中国的国际舆沦环境.总的来看,中国政府已识破了西方的伎俩,积极谋划,主动出击,试图改变涉华国际思潮斗争的不对称局面,提高自身舆论传播力和思潮影响力.尽管这种思想斗争短期内难以见效,但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进展,对西方的涉华思潮负面塑造功能形成一定反制.

第三,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更趋复杂多变.新世纪头十年,中国国力增强了,与世界的关系也出现了历史性变化,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并没有趋向一致,反而呈现更加复杂分化的特点.一是“看好”与“看衰”并存.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中国很有发展前途,中国模式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将更多受到重视,少数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由于体制和机制等因素,可能难以迎接更加辉煌的未来.二是期望和疑虑并举.多数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可以发挥大国作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推动国际社会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不少西方大国担心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目前的国际秩序,进而挤压西方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还有少数发展中国家也担心中国将成为霸权国家,与美国联手控制世界.三是支持和攻击互见.多数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关系友好,支持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对外政策,乃至在国际舞台上积极为中国说项.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与中国“道不同”或“互为竞争关系”,不时出手对中国进行舆论攻击,抹黑中国形象.对此,中国应该保持清醒,一方面不应为国际社会的赞扬或热捧而骄傲自满；另一方面也不应为少数国际力量的抹黑和攻击而丧失冷静.

第四,多极化成为国际共识,但“唱衰美国”仍不现实.国际社会多数认为,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已不复存在,世界进入了群雄并起的“去霸权化”时代,多极化成为历史的必然.但在多极化的世界中,美国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国际社会仍是众说纷纭.一些西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政要、学者、媒体认为,美国虽然仍将维持一段时间的“世界头等大国”头衔,但难以发挥曾经的主导作用,更多地将依靠大国以及盟友行事,最终将按照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沦落为一般大国.但是也有一部分国际力量认为,历史上美国曾经多次被“唱衰”,但事实一再证明这种言论是错误的,美国具有很强的自我调整和塑造能力,往往能够利用战略调整期,实现自我完善.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给美国带来类似20世纪大萧条那样的冲击,美国正努力通过自我转型,谋求占据新一轮国际竞争的主导权,进而拉大与后发国家的距离.因而,一些西方政要、媒体强调,多极化大势难以避免,但美国仍将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