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章引出新思维

中国确有一种怪病,那就如鲁迅所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读这篇旧文,也可帮助我们对未来中国的思考吧等

《和罗素先生的谈话》（杨端六讲 记）是80多年前一篇旧文,发表于1920年10月的长沙《大公报》.今天再来发表,有什么意思呢?我想到的有三层：

一、此文与罗素、、杨端六三个人物连在一起,前二人都是20世纪世界级的大人物,后一人也是对中国卓有贡献的经济学家.此文当然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罗素（1872-1970）是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随后又获世界和平奖,是世界第一流的学者,又是卓越的和平战士.1920年曾访问中国,讲学十个月,回国又著《中国的问题》一书.早在1921年就呼吁英国政府放弃在华特权,主动把香港和威海卫归还中国,“让中国获得完全的独立,让中国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有利于全人类的、更新更好的文明”.但在1920年他在长沙停留短暂,可能没有注意到那时刚露头角的青年,虽然记录了有关罗素的讲演,但对罗素也并不心服.他主张革命,罗素主张调和；他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罗素批评布尔什维克.“道不同不相为谋”么.1950年罗素又强烈要求西方国家承认政权.1960-1962年间他又大力促进中国和印度和平解决争端.而在晚年也曾下令翻译罗素的《西洋哲学史》,可惜罗素已年近百岁,没有可能再次访问中国.倘若那时他能访华,这两个伟人回忆1920年那次相会,该是如何感慨呢?

杨端六（1885-1966）这个名字,现在很陌生了.他是湖南长沙人.留学英国,专攻货币与银行学.1920年5月回国,即为商务印书馆设计新的会计制度,这可能是我国民营企业实行现代化管理的最初尝试,成效显著,他也被誉为“商务印书馆的银柜子”.以后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长.抗日战争前,他曾应邀为讲授经济学,想改革军队财务管理,请他出任军委会审计厅长,军衔上将.他不愿做官,便提出条件,一是仍旧在武汉大学教书,只在周末和寒暑检测到南京任职；二是他不习惯穿军服,上班只能穿.不料都答应了.他只好兼任了四年不穿军服的上将.解放初,人民政府任命他为中南财经委员会委员,仍留武汉大学,但他的学问已不能用于经济建设,只能去写《清代货币金融史稿》,这是多么可惜!

二、这篇文章不过两千多字,但内容丰富.今天仔细读来,仿佛是80年前很准确的两个预言.一个预言是：“布党（指布尔什维克）的目的是共产主义,是罗素所赞成的.以共产为目的等,一往难收,将使自由丧尽,是罗素所不赞成的.”罗素这话,与德国创始人卢森堡（1871-1919）的意见一致,不幸未被列宁采纳,结果是70年后苏联的土崩瓦解.另一个预言是他认为中国“与其反资本不如提倡资本”.杨端六当时听了,觉得他既主张社会主义,却又说出这样的话,“可谓怪而又怪”,哪知二十多年后,在延安提出新主义,即含有“提倡资本”之意,可惜不久便放弃了.后来主张改革开放,不就是改“反资本”为“提倡资本”吗?今年修改宪法,更把这种精神写进宪法了.那么,今天重温这篇文章,是不是会因此而引起更深刻的反思呢?

三、罗素当年对中国还提出一项批评,开了一个药方.他说：“中国劳动者智识太低”,“人民不懂事,无科学知识,是什么事都不能做啊.”这种情形在80年前,不足深责；但在80年后的今天又如何呢?一方面应当肯定中国已大有进步,但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我们现在的人民,尤其我们的政府人员,还有很多人不懂事,无科学知识.举一个例,现在很多农民会开汽车,这是大进步,但现在货车、客车普遍超载,需要政府专门治理,岂不就是不懂事、无科学知识的后果吗?自从“五四”欢迎德先生、赛先生以来,80多年这两位先生在中国还无常住户口,是何缘故?今后怎么办?

罗素开的药方是：“用中国的药来治中国的病”,这句话说得很好,但需要正确理解.我体会,这决不是要我们以“国情特殊”为由,拒绝服用外国已经行之有效的西药.只是要根据中国的病情而斟酌损益而已.不过,中国确有一种怪病,那就如鲁迅所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读这篇旧文,也可帮助我们对未来中国的思考吧.

附：和罗素先生的谈话

杨端六 讲 记

罗素先生这个人,是一个世界的学者.吾于罗素先生学说,殊少研究.在沪时,仓卒将罗素先生著述翻阅几种,满想于来湘途中,和他多番讨论.乃罗素行到南京,又为南京留住讲演.后亦没有多的时间.今所述者,只其大略.而先说明罗素是一个什么样人.

我觉得罗素是一个模范的英国学者.试从三方面看：

一、实用的方面

罗素为学,不尚空谈,专从实际效用的方面着手.吾曾看过罗素一种讲义,系在牛津大学博物馆所讲,稍知罗素哲学的下手方法.彼哲学盖从科学下手者.彼视哲学为有致用的可能性,故于哲学,不论何种方面,都以按切事理能够致用为主.罗素答谓哲学之研究有二方法,一根准于道德,一根准科学.罗素不赞成根准道德的方法,谓以此方法,任从怎样研究,终必不得结果.罗素研究法,是根准于科学的.彼喜欢一部分一部分去研究,如习数学,习好加法,再习减法,再习乘除法.一部分习好了,才算有了一部分成绩.彼用此方法,分部去习各种科学,最后集合拢来,加以推敲[?],便成了有用的哲学.从前哲学家的研究方法,只是笼统的,故其研究结果,给他碰中了的,好,则全体通好,没有碰中的,不好,则全体通通是不好.罗素是反对这种笼统的方法的.他主张分析而切于实用.“切于实用”,本是英人的通性.英法之不同,就是英切实用,法切理想.法人多所发明而实际的受用,不及英人远甚.罗素是一个英国人,所以他有英国的风气.

二、自由的方面

“爱自由”也是英国人的通性.有人说：“英重自由,法重平等,德国不自由不平等而重组织,美国则自谓自由平等兼而有之.”旁的吾且不论,惟“重自由”,确是英国人的通性.吾读罗素《社会改造原理》,见他处处关照自由,看他批评各种社会主义,谓与其赞成国家社会主义,不如赞成无政府主义.可以见到罗素重自由的精神.罗素所以反对布尔失维克,就是为他不自由.布党的目的是共产主义,是罗素所赞成的.以共产为目的,而要以专制为手段,一往难收,将使自由丧尽,是罗素所不赞成的.罗素谓人类的理想社会,是自由的充分发展个性.布党用强力灌输其主义于青年,不管他任受与否而一味强注,此与宗教家之只要人信其宗教不许人质问理由者同,故罗素谓布尔失维克有宗教的性质.罗素的哲学不从宗教入,罗素是最反宗教的.

三、调和的方面

调和也是英国人的通性.吾湘章行严先生在甲寅上倡调和论.章曾留学英国,可谓学有由来.罗素是最主张调和的.罗素反对法国之工团主义而赞成英国之基尔特主义,则因基尔特主义具有调和性质.罗素于各种社会主义,只赞成其切实可行者,而不赞成其理想的高远者.罗素主张保存货币[等?]差给值,主张自由发展个性,主张人类进步,此与废除货币,平均给值,泛劳动主义,及板滞的社会状态等,是立于反对的地位的.要而言之,罗素之主张,只是调和.

“实用”、“自由”、“调和”,是英人的三种通性.罗素是最带有这三种的色彩的.所以我说：“罗素是一个英国的模范学者”.

以下述吾与罗素的谈话.

我问罗素“对于中国的见解”.

罗素说：“到华日浅,接洽颇多上流.于一般平民,尚少接洽,不好发表意见.”故罗素不喜到处演讲.此次到湘不能久留,即是此意.我问：“先生到京将何种生活.”他说：“将一面讲学,一面调查社会情形.”吾问：“先生今后研究学问何择?”他说：“吾于哲学已无甚兴味.将致力于社会学.”这许是罗素研究的方向,要变更了.罗素系一个纯粹学者,不喜华[?]热,只一意研究.到华,每下车,遇事必问,虽小节亦注意.他说：“琐碎的事物,华人见惯以为无甚趣味者,吾等初来的人,殊觉有无穷趣味.”吾问：“先生在华研究,将如何着手?”彼答：“专靠别人帮助不行,非得自己学中国话.”但中国话是不容易学的,他的计划恐难实现.彼之不热心于讲演,谓有二故：“一、听众只有此数效难普被[及?]；二、翻译及记录常错,遗误于人.”所以彼以为演讲不如著书.吾料彼不久将有关中国的著述出现.

以上述罗素在华进行的方针.以下述罗素对于中国各问题之解决意见.

罗素虽然说他不愿意发表对于中国事情的意见,然吾私人颇问了他一些话.他亦随问而有所答.今述其对于经济之意见如左.

吾问：“中国应提倡资本主义,还是应反对资本主义?如应反对资本主义,又用什么方法呢?”这是中国一个大问题,吾对此颇费研究,想不出一个法子来,故以之问罗素.罗素说：“要弄好中国,惟一的法子,是发达实业.而欲使实业发达,又有三法：

一、委其权于资本家,任资本家去经营组织,将实业发达.

二、委其权于国家,使产业归之国有,由国家经营,发达实业.

三、由劳动界自己经营,发达实业.（这是最新学说.欧战后劳动者渐得权,颇有此种倾向.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此 .

要发展中国实业,上之三法,任择其一.吾告以中国劳动者现在决无自己办实业的能力.要资本家去办,吾人又不愿意.罗素说：“然则[只]好由国家办.”我说：“中国政治腐败,国家不能负此重任.”罗素说：“贵国留学生多,何不去改良政治呢?”我：“留学生在[政]治上多失败,后来的人便不愿去了.”罗素：“不然.一次失败,何妨再去.但国家经营实业既然无望,那么,便只有资本家了.”吾便问罗素：“资本家,中国的好,还是外国的好?”罗素说：“中国的好.用本国的资本家办实业虽坏,容易处置.用外国的资本家坏了,则处置他较难了.”我便说：“资本家总是不好的.不论中国的外国的,想都不要.敢问再有发达实业的良法没有?”彼说：“诚然,与其输入外国资本家,不如输入外国劳动者.中国劳动者智识太低.要利用外国劳动者,彼等决然不愿.”罗素与吾最后的话便是只有“用中国资本家开发中国实业”之一法了.突然看来,这与罗素平日的宗旨相反.吾人要知彼系特为中国说的.也许彼对中国有了研究之后,会将现在的意见变更的.吾于此要插一句话,就是无论怎样设法,归根还是“教育”要紧.人民不懂事,无科学知识,是什么事都不能做啊!

吾人于此再研究“中国究竟要不要发达实业”的问题.有些人说,上古时候无所谓实业发达,而人民安乐.后世实业发达了,罪恶反多.不如不使之发达为好.吾意不然.吾系主张发达实业的.理由有二：

一、精神生活,必与物质生活相伴.

二、自己不办,外人必来代庖.

但是实业发达,资本家多了,岂不危险?吾曾以此问诸罗素.“世有越过资本主义一阶级国家么?”罗素曰“无”.彼谓俄国即因实业不发达资本缺少,共产主义难于成功.设俄如美,便可成功了.罗素以为与其反资本不如提倡资本.这种议论,出自罗素,可谓怪而又怪.但这是他现在的话,将来也许改变的.

因此我与罗素进而讨论银行团问题.吾问：“吾人对银行团应取何种态度?”罗素答：“吾对此无甚趣味.惟从‘学理’上是反对银行团的.”彼谓这不过是外国资本家想来垄断中国的事业罢了.

最后吾与罗素谈及“考试问题”.彼也是反对考试的.惟彼谓中国教育幼稚,完全废止考试,恐也有害.

吾述吾与罗素先生的谈话完了.吾于此要替罗素申明一句.罗素著述中的学理与对中国发表的意见,是两样的.罗素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想用中国的药来治中国的病.听者不要误会.

（原载于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杨静远提供）

（选自《湘声报观察周刊》 2004年8月20日）李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