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与漂行

学大寨办班到昔阳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山西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在省城隆重召开.重返领导岗位的省委书记王谦在工作报告中宣布：今冬明春以地市为单位,在昔阳县举办地、县和部分公社领导骨干学习班,以大寨、昔阳为榜样,开门整风,掀起学大寨、赶昔阳的新.

太原市闻风而动,元旦刚过即按省里部署,组织人马奔赴昔阳参加为期半个月的学习班.我作为工作人员,打起背包匆匆上路了.几个月前我随宣传部的同志来过大寨,还写了一首《赞大寨团结沟渡槽》刚在市报元旦发表,此番再赴大寨,眼前不时闪现虎头山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画面.大轿车开进昔阳县境,只见公路两侧彩旗招展,处处悬挂着欢迎的横幅标语.满载各地干部的大轿车、大卡车,不时进入视野,原来全省各地数千名干部都开到昔阳举办学大寨学习班了.

太原市的人马被安排在大寨公社南垴大队,人员分散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当地农民对这种场面见得多了,几乎没受什么影响,照样早出晚归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我和马顺德、曹志刚等住在一孔新窑,面对青山梯田,坐在家里便能听到开山炸石的隆隆炮声.

我们与县区、公社干部一起参观大寨、南垴等先进单位.在大寨村头,恰逢村里一支业余宣传队演出,几个年轻人打着竹板,用起伏婉转、很有韵味的方言表演：

大寨人的脾气就爱斗,／七斗八斗不停休!／斗得敌人垮了台,／斗得孔孟之道发了臭,／斗得高山低了头,／斗得河水让了路,／斗得七沟八梁变了样,／斗得农林牧副大丰收,／斗出社会主义新大寨,／斗出一条革命路,／党的基本路线记心头,／斗争哲学不能丢!

参观者听得津津有味,报以一片热烈的掌声.后来我在报纸上见到了这首大寨快板书,抄录在了笔记本上.

南垴大队不愧是学大寨的一面旗帜.学习班的干部们来到南垴搬山造平原的工地,黑压压地站了一片.头罩白毛巾的南垴党支书李锁寿站在高坡上,手握喇叭筒子大声讲述：南垴从前是出了名的“难闹”村,通过学大寨,南垴变得不“难闹”了等我们都被南垴人愚公移山、改天换地的气魄震撼了.

同样让人感动的,还有听取昔阳县委、大寨大队以及南垴、石坪等生产大队的经验介绍.南垴党支书李锁寿在报告中不忘找差距,揭露自己曾有过“歇一歇”的想法,严厉批判这是小生产思想残余在作怪,决心进一步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

这次学习班的重中之重,是县级领导班子实行开门整风,提出的口号是：决战１９７５年,全面建设大寨县.曾于１９７０年发出农业学大寨的最高指示：“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年近六旬的太原市革委副主任贾茂亭在大会小会上强调：今年就是指示建设大寨县的第５个年头,太原市的各级领导必须回答好这个问题,今年建成大寨县总可以了吧!

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分头跑各个县区旁听会议,收集情况,然后编写简报.

天空纷纷扬扬下了一场大雪,山川村舍铺了白茫茫的一片积雪.那天,我踏雪来到北郊区学习班的住地.主持会议的区委书记、区革委主任白玉带头检查：北郊学大寨建设大寨县存在很大差距,根本原因是领导班子中存在着右倾保守思想,缺乏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没有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狠下功夫.

区革委副主任、老干部刘世璞附和说：区委、区革委下一段要在思想上反右,作风上反浮,行动上反慢.

坐在一边的区委副书记刘灏,抬起手拍了一下刘世璞的肩膀,嘿嘿笑道：学大寨就得大批判开路,大批促大干,不批原地站!

刘世璞看了一眼年轻气盛,职务高于自己的刘灏,勉强笑了一下,没有吭声.我心里掠过一丝不快.“”初起时我参与编辑《兵团》战报,与大名赫赫的兵团司令刘灏打过交道.我不是对其发言有看法,而是看不惯造反派头头的这种作派.散会后,老刘仍然耿耿于怀,对我说：刘灏小小年纪,还是造反派拍拍打打、咋咋唬唬的那套作风.

在古交区学习班,发生了感人的一个场景.区委书记刘元吉沉痛地检查：我对古交学大寨建成大寨区信心不足,这次来昔阳前我到医院开了建议书,准备先住医院,然后要求调下山.来昔阳县参加学习班后,我亲眼看到大寨人、昔阳人是怎么拼命干的,身临其境受到了深刻教育.我决心不下古交山了,回去以后大干一场等讲到动情处竟泣然泪下.

在寒气逼人的隆冬季节,在热火朝天大批大干的昔阳,全省数千名干部以大会战的形式集中举办学习班开门整风,这一举措乃是史无前例的.

古交：那个酷冬寒春

我人生历程中最为寒冷的冬天,是在太原市郊区古交大山里度过的.

１９７５年秋末,我随太原市委工作队进驻了古交区邢家社公社邢家社大队,进行为期半年多的基本路线教育.我们那个工作队是由市委副书记张华廷带队抓的典型,同行的还有市委宣传部任兆亮、贾志谊、陈坤石、黄征,以及宣传系统几位同志.所说“基本路线”,是“”时期家喻户晓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路线.

邢家社位于古交山上的大川,村前一片河滩,村后绵延重叠的土石山岭建有一层层梯田.这个村的自然地理条件还不错,可是无论集体还是农家都穷得叮当响,除了村头有一座老油坊榨油算作大队的副业外,村民们就靠在地里刨食勉强糊口.

工作队员与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几个陪同张副书记住在一户农家的大通炕上,每天轮流到贫下中农家里吃派饭.房东老大娘见过世面,常给我们回忆抗日战争年代县抗联主任曾经住在她家的情景.

入村动员会和所有的干部会、社员会,都在村头那座昏暗简陋的老油坊里召开.干部和上了年纪的人坐在铺着席子的大炕上,后生闺女们或站或坐圪挤在屋里,挤不下就站在外间磨坊里.那次基本路线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农村“翻资本主义锅底,揭阶级斗争盖子”.我们一遍一遍宣讲文件,发动党员和贫下中农揭摆问题,屋里却是一片沉默,只能听到人们口嚼麻籽的细碎响声、男人轻轻磕打烟袋锅的声音,还有隔壁磨坊隐隐传来的碾压声及牲口踢踏走动的蹄声.逼得急了,有人便揭露一些刨小块地和偷鸡摸狗之类的不疼不痒的问题.这也确实难为老乡们了,我们分头暗中摸底也没有摸出什么问题呀?

工作组长任兆亮到古交区委开了一次会,回来后给我们传达上头的精神,说是邢家社没有受到表扬,下一步需要“反右倾,揭盖子”.大家经过讨论,难以统一认识.反复揭摆村里的资本主义倾向,只有一个农民前些年跑过运输贩过东西,即使上纲上线说是投机倒把,也是一只“死老虎”.至于按照报纸上宣传的经验寻找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村里只有一个老地主已经７０多岁,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并没有发现小说里常见的“变天账”之类东西.怎么办?邢家社是太原市委抓的点儿,必须拿出典型经验来.于是工作队和大队党支部决定,深入学大寨,大批促大干,以大批判开路促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那个冬天格外寒冷,村边空旷的河滩朔风横吹冷彻肌骨.我们工作队员棉衣棉帽全副武装,和干部社员们奋战在干河滩上.主要任务是就地取材,垒筑一道二三百米长的拦洪石坝；同时刨下崖头的冻土,用小平车推到滩里垫地.在工作队安排下,村干部在土崖下竖起几根木桩钉上一排席子,做成了工地大批判专栏.

进入１２月,山上下起了一场大雪,远山近滩和村里鳞次栉比的屋顶、稀疏的树杈上,都落满了厚厚的积雪.我和黄征与大队一伙子团员、青年聚在油坊,一边帮助他们写大批判稿,一边组织人把有关文件和批判稿抄写在大白纸上.闲下来时,我便到隔壁磨坊与榨油老汉聊天.那头蒙了眼罩的毛驴在磨道上一圈一圈地绕行,有时停下来,老汉便吆喝两声或者上前拍打几下,毛驴就又踢踢踏踏不知疲倦地转开圈子了.我问老汉为啥要给毛驴蒙上眼睛呢?老汉说怕毛驴转得头晕了.不知何故,我突然对蒙了眼睛拉磨的毛驴生出了几分怜悯,磨道上的毛驴远不如在大道上拉车驮货的同胞自在呀!

纷纷扬扬的大雪停了,天气又添了几分冷酷.垫滩造地的队伍冒着凛冽的西北风出发,走在头前扛着一杆褪色红旗的仍是那个个子瘦高、带有几分傻气的憨汉.工作队员跟在张副书记身后走着,几个团员、青年胳膊肘夹着内容空洞的揭批大字报,贴到了崖下河滩旁的席棚上,又拉起两道细麻绳护住寒风中哗哗抖动的纸张.工地大批判会开始了,口号声顿时响彻了寒风呼啸的天空.我们明知这是在搞形式主义,也得硬着头皮高声念大批判稿.老天似乎看透了这种荒唐的把戏,寒风不一会儿便把大字报撕得七零八碎,纷扬的纸片好像坟地上翻飞的纸钱,平添了一片悲凉肃杀的气氛.

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还表现在工地开灶上.本来垫滩工地就在村边,工作队和生产队却按照大寨、昔阳的经验,在崖下避风处搭起了一顶窝棚,垒了简易炉灶安了一口大锅,每天中午熬一锅红豆稀饭,人们在呼啸的寒风中拌上一碗炒面充饥,然后接着大干.张华廷副书记有胃病,可也照样带头吃炒面,完了再吃帮助消化的药物.

１９７５年岁末年初,是一个冷彻我的肌肤和心灵同时又有几分荒唐的酷冬与寒春.我清楚记得：１９７６年元月９日清晨,我躺在新搬入的房东小屋的炕上,听寒风吹得窗纸瑟瑟作响,屋檐下的有线广播匣子突然响起阵阵哀乐,传出了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的噩耗.令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我的心一阵紧缩,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那些天,我情绪低沉,常常陷入沉思.我隐隐感到最高领导层存在着分歧和斗争.人民爱戴的周总理负重操劳,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初期林彪超越周总理被定为接班人,却反党,阴谋败露后乘坐三叉戟叛逃,摔死于蒙古荒漠；而后王洪文一步升天,又摆在了接班人位置上,周总理忍辱负重忠心耿耿呕心沥血直到累病而死.再说周总理的追悼会,我感到规格也有些低了.即使不参加,也应该发出“最高指示”给总理高度评价吧.但在当时环境下,我不敢乱说,只能悄悄泪流为总理鸣不平.

在太原家中度过春节,农历正月十五前重返古交.村里过节的喜气尚未消尽,贫穷的乡亲们以炸油糕和猪肉粉条豆腐烩菜款待我们.

开春前后,这期基本路线教育进入了尾声,所谓“翻锅底”大批判不多搞了,加强大队党支部建设和加快垫滩造田成为工作队离村前的主要任务.我们凭借市委副书记的面子,从农业水利部门争取到一点资金,从太原购了水泵、胶管等设备,又和村民投入了垫滩造地运动.机声隆隆,水泵抽出河水引到崖顶冲刷被人们松动的崖土,使泥土一层层淤积在河滩.我们垫滩造地的进度加快了,地块渐渐扩大.工作队于４月份撤离返城时,总算垫出一片新地赶上了春播.

“”战车在指引和铺设的轨道上隆隆行进.我们只是车上的乘客,怀着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一路满怀期望而又不无忧虑地驰向茫茫未来.

“四五”运动的缺位者

１９７６年清明时节,华北地区本应“春雨纷纷”,却“雪花飘飘”天地皆白.清明节前,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在太原五一广场,雪花纷扬之中广大群众悲悼周总理的花圈和诗词传单铺天盖地,人们在悼念、缅怀周总理的同时,发泄胸中的压抑和对国家政局的担忧,喷发出对倒行逆施者的巨大愤懑.钻在古交深山参加基本路线教育的我,并不知道山外发生的这幕悲壮的史剧,成为“四五”运动的缺位者.

我和同事们窝在深山,工作、劳动之余也注意听广播看报纸,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复出主持工作的,按照的“学习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提出并实践以“三项指示为纲”.但是进入１９７６年,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文章,宣传“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判“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矛头所指显然是复出的同志.我对形势反反复复产生了点儿疑惑,私下与黄征、贾志谊等同事议论,大家也都感到有点儿茫然,不过作为宣传干部,都得按照党和的调子唱.

有一天在油坊与村支书弓德成聊天,说起了当下变幻的形势,老弓嘿嘿笑着说道：“俺们老百姓懂得甚嘞,还不是一头磨坊里蒙了眼的瞎眼驴?上头指东就往东,上头指西再往西等”看我一愣,他赶紧摆了摆手说,“咱们熟惯了,我这都是瞎说嘞等”我看了一眼磨坊里那头蒙着双眼绕圈拉磨的毛驴,觉得支书看似玩笑的戏言真还有点儿道理.我笑不起来,我在思索,我是不是像毛驴一样蒙目前行的人呢?

我和同事们从广播和报纸上得知：党宣布天安门“四五”运动是反革命事件,复出不久的又一次被打倒,全党全国大张旗鼓地展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我们在房东阴暗的小屋,眉头紧皱,相对无言,对起落骤变的形势感到几分严峻,内心又有几分迷惘和疑惑.

我们跟随张华廷副书记返回省城,盘山公路的背阴处积雪未消,安了防滑链的汽车小心翼翼地行驶,市委领导与干事说话也显得分外小心.军人出身的张华廷坐在前排,扭回头来说：“记住,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等”我接着说：“对,张书记说得对!”张书记打断了我：“什么我说的?这两条可是老人家说的,永远都是真理.”大家一阵嘻笑,打破了车内沉寂的气氛.

车至西山,眺望山下省城,掩埋在大片云雾之中,我的心情也像被云雾压抑和笼罩.

从古交大山返回太原,与机关同事和家人朋友见面,不免要聊起刚刚谢幕的“四五”运动,聊起跌宕变幻的形势.宣传部的同事们大都出言谨慎,说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对的,可是情况复杂,搞不清天件的内幕云云.父母给我说起清明节五一广场的花圈、诗词,听说局抓了不少人,嘱咐我说话小心不要惹事生非.

一个星期天,碰上住在一条街的老同学李原生,我说这多半年在古交山里下乡,问他清明节那几天去没去过五一广场.原生瞪了我一眼,说道：“怎么没去过?我还抄了不少悼念周总理的诗词呢!”然后描绘起五一广场花圈诗词如山如海、人们成群结伙悼念总理发泄不满的情景.他说：“那天夜里广场突然来了许多,有人说北京天安门广场戒严抓开人了,我看情况不好赶紧撤向桥洞这边,在戒严前十来分钟突出了包围圈儿.正好碰上桥东派出所一个正在执行任务的平素认识的,我对戒严抓人表示不满,悄悄说：‘群众纪念周总理有什么罪?历史是公正的等’”听了原生所言,我颇受感动,知道了老百姓的普遍情绪.但是置身于市委机关,那些日子气氛显得严肃紧张.宣传部组织我们认真学习关于担任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的两个决议,以及《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等文章,要求把思想认识统一到精神上来.全市各单位均贯彻落实上级部署,开始清查参与“五一广场闹事”的人员,同时按照文件和关于“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最高指示,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我和宣传部的同事们一起,顺应形势,随波逐流,唱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

此前,省文联于１９７６年初刚刚复刊的《汾水》编辑部老同学蔡润田,约我写一首紧贴时代的诗歌.我在习作本上匆匆勾划了一首,诗中描写：山村一口“砸烂走资派尊孔铜鼎,／挖出老地主复仇的刀剑”而铸成的金钟,挂在政治夜校屋檐之下,又一次当当敲响了.“金钟呼唤我们作战,／冲上回击右倾翻案风的前沿”；“对那个‘三项指示为纲’／钟声同我们一起批判.／声声轰响,似排炮呼啸／直捣右倾翻案风的风源!”这首题为《金钟长鸣》的诗很快在该刊发表了.

曾经采写

一辆墨绿色的吉普车行驰在峰回路转的古交大山里,行进在原平川坎坷不平、尘土轻扬的公路上.古交区委的阎世禄坐在司机一旁,不时回过头来,向坐在后座上的我和崔敏介绍古交的山川形胜,介绍战争年代同志在这片土地上的战斗故事.

这是１９７７年的夏日.我们接受太原市委一项特殊任务,深入古交山川寻访战争年代同志的足迹,收集素材并如何写撰写一批文章.这项工作的背景是,担任党主席、国务院总理的,乃山西交城县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吕梁根据地交城、阳曲一带工作.人民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华主席在战争年代》一书,太原市委和吕梁地委分别组建了写作班子,分头采访写作,以保证这部重点书稿的出版.

车窗玻璃开启着,山风吹散了车内的暑气.我们一边说话,一边瞅着窗外飞闪而过的长满庄稼的梯田和绿树掩映的村庄.

汽车停在公路一侧.阎世禄指着路边高坡上一尊纪念碑说：“那是抗战胜利后,晋绥八分区竖起的一座殉国烈士纪念碑.”我们走近碑前,只见碑顶塑着一位持战士的雕像,碑身刻着抗战时期晋绥边区贺龙、关向应等首长的题词.我在碑下肃立片刻,遥想当年吕梁烽火连天的战斗场景,不由诗情涌动.那一刻我想,在完成采写任务之余,创作一批讴歌战争年代同志足迹的抒情诗.

写作组设在古交区委招待所.除了我和市委的崔敏,区里还抽调了阎世禄、武少卿、殷世昌等几位协助.为了赶进度,我们分成两个小组行动.

两年前我曾在大川邢家社蹲点半年多,情况熟悉一些,于是带了区里一位助手深入大川,采访抗战期间在此领导群众开展反汉奸斗争的事迹.我们跑遍了邢家社、草庄头两个公社各个角落,常常披着霞光走出一个山庄,赶往另一座烟霭笼绕的村寨.在白日农家小院的枣树下,在夜晚油灯闪烁的炕头上,听取知情人讲述烽火年代的往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沙里淘金般寻访到了当年反奸斗争主席团的康治厚、岳文高、张永华和谭永务四位老人.我很佩服这些老人的记忆力,他们大多不识字,可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件如数家珍,记忆犹新.他们抚摸着当年斗争汉奸恶霸的庙台的柱子,讲述时任交东县抗联主任的如何站在台上动员除奸,述说斗争会后愤怒的群众乱石砸死日伪警备队长的场面,以及腊月里分配胜利果实和请来小睦剧团唱戏的情景.

我为４位老人如何写,写了《大川的反汉奸斗争》一文.

接着,我又牵头采访当年开辟原平川抗日根据地的事迹.在常安、南头、科头、芝兰等村子,我们从老党员、老民兵处收集到许多动人故事.在南头村外山洞里,华主任点燃松明子给年轻人宣传的《论持久战》,成立了原平川第一个“青抗先”组织；在科头村举办的党员训练班期间,遭遇日寇突袭,华主任从容指挥党员转移到光秃峁继续讲课；在抗战持久阶段“挤敌人”斗争中,华主任担任挤芝兰敌据点的对敌斗争委员会主任,采用伏击战、麻雀战截敌军火粮食,往芝兰井里扔死猫烂狗、倒茅粪头发断其水源等办法,迫使鬼子于１９４３年７月炸毁炮楼狼狈撤走了.

我与崔敏执笔合写了《建立、巩固原平川抗日根据地》一文.

采访屯兰川营立村老民兵马开旺的日子,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老人朴实爽快,往事历历在目讲述十分生动.１９４６年秋冬,他担任营立村民兵中队副队长.严冬季节阎锡山军队进逼,营立和临近几个村的群众转移到了大狼沟山上,严重缺水,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危难之中,时任交城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的想出了办法,派民兵担上箩头到十里外刨冰挑回冰块,再化冰为水解决了水荒.箩头担水的故事从此在这一带百姓中流传.

第一次到马开旺家采访,就见正面墙上挂着一个装有信函的玻璃镜框.老马激动地说：“那是华政委１９７２年当国务院副总理时给我写的一封回信,证明我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致残的情况.”后来,我在区委档案中查出了当年写的证明信的原件.

我为马开旺老人如何写,写了《终生难忘的关怀》一文.

在古交大山历时半年的采访中,我又一次目睹和体验了山区农民的贫困和善良.

在一些穷乡僻壤,许多农家仍然住在祖传的破屋土窑里,有的甚至与猪、牛同居,异味薰人,脏乱不堪.农民常年吃的是玉茭、杂粮和山药蛋,有的还靠野菜粗糠充饥.有一天中午在农家吃派饭,大嫂一双脏手在污黑的瓷盆里和着杂面,苍蝇在面盆四周乱飞,农妇手一离开,便会落下几只苍蝇.主人笑容满面地端上饭来,我勉强吃了半碗,留下半斤粮票、三角钱,赶紧抽身离去.出村刚爬上一座山头,便觉肚子疼痛,一连腹泻了几次.

我的世代贫穷的古交大山,我的善良、可敬的父老乡亲啊!

大约半年时间,我们写作组的同志分头采访、如何写写了近１０篇文章,包括以集体署名写的《建立、巩固原平川抗日根据地》、《屯兰川民兵在战斗中成长》等.

１９７８年初,人民出版社一位女编辑来到太原,和山西人民出版社责编楼志伟一起,与太原、吕梁两个写作组研究书稿.同年４月,两个出版社印出了《华主席在战争年代》征求意见稿,共收入回忆战争年代战斗和生活的文章２６篇穴组雪,其中太原方面提供的文章１０余篇.

这一时段,我写了２０多首在战争年代题材的短诗,大多发表在省、市报刊上.印象较深的有组诗《昨天与今天》、《烽火年代的颂歌》以及短诗《印传单》、《箩头担水》、《交城松柳歌》、《爆炸》、《锻石雷》、《当年,在指挥部》等.

《锻石雷》描绘了领导民众开展造雷运动、抗击日寇的情景,末两节为：

丁当、丁当、丁当等／南山、北岭、东梁；／把吕梁西山锻成钢铁屏障,／给鬼子把丧钟撞响!／／啊!这阵阵不息的锤声哟,／莫不是把抗战乐曲弹唱?／飞向延安、长白、巴山,／汇入指挥的胜利乐章等

《华主席在战争年代》一书最终未能问世.１９７８年１１月至１２月初,太原市委宣传部邀请在战争年代曾与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分作两批在侯家巷招待所开了两次座谈会,进一步收集、核实当年的战斗事迹.我从头至尾筹办此会,写了会议纪要,并拟对书稿加以修改.但是就在当月,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按照不突出宣传个人的精神,两级出版社暂停了此书的出版计划,其后更如石沉大海.我创作和发表的同类题材诗歌也成了过眼烟云.我将书稿的排印本置于书柜一角,权作一段亲手触摸过的历史悄然存档.这一结果,我在古交大山奔波采访中是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