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现状其趋势展望

摘 要：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低迷期；三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今天,学术集刊在推动学术研究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时间尚短,教育类学术集刊在学术规范和影响力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应当从管理制度、专业化发展和评价制度入手,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水平.

关 键 词：学术集刊；教育学；影响力；学术规范

中图分类号：G40-05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4）01011004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如何系统梳理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规律,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而学术集刊就是一个风向标,通过对不同时期学术集刊的归纳分析,能够从一个侧面真实再现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1].基于此,笔者试图以教育学类学术集刊为突破口,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特征,以期在新时期为进一步推进对教育学问题的研究和反思,提供一些有益思考.

一、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历程与回顾

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有5种教育类集刊创立.在这里,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形成了崭新的教育体制,但为什么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创办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一时期,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与计划经济完全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它过分强调行政指令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了压制了高校的自主性和创造性[2].第二,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沉重灾难,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抑制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集刊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呈现出了极其鲜明

的时代特征.（1）从内容看,这些集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集刊,而是为了怎么写作于某些政治运动特意创办的,体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比如,1958年,全国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为了给这一运动提供支撑,、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一份独特的集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会刊》.再比如,为了怎么写作于文化大革命,先后创办了《教育革命通讯》、《教育革命文选》等集刊.（2）从创办主体看,分布相对均衡,行政机构2个、高校1个、学会组织1个、科研院所1个,基本符合这一时期的特征.（3）从地域分布看,这些集刊主要集中于北京和上海地区,其他地方则非常少,这可能与北京、上海的政治地位相关.（4）从学术规范看,这些集刊还存在很大不足,出版周期不固定,发行数量和区域也非常有限.这些集刊都是应政治需要创办的,注定了它们生命的短暂性,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它们也走到了尽头.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发展的低迷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4种新的学术集刊创刊.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犹如一声春雷,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也开始进入改革期、阵痛期,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学术研究机制也已无法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中国学术集刊的发展陷入到暂时的低迷和困境之中.这一时期,集刊的创办主体主要集中于行政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区域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北京,这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研究力量相对集中的特征.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集刊已经开始摆脱传统的政治干预,转变为对教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实现了研究对象的学术转向,其中一个集刊在后来取得了刊号,转变为正式期刊.

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学术集刊呈现出全面复苏和蓬勃发展的态势[3].首先,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学术研究已从前期的困境中走出,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新景象,再加上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些都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其次,从1999年起,教育部启动了重点基地建设,先后在全国高校建立了11个教育学重点研究基地,并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这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制度保障.再次,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学者和专家纷纷加入到学术集刊的创办之中,为提升学术集刊的质量和研究水平提供了队伍保障.最后,为了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实施了众多战略工程,这也为学术集刊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20种新创办的集刊.按照学术集刊的创办年份,统计如图1.从创办主体看,这些集刊的分布相对集中,如表1.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第一,从创办主体看,高校已经取代其他机构,成为学术集刊创办的主力军.第二,从区域分布看,北京和上海依然是学术集刊的集中地,其他地区并没有打破北京和上海地区的垄断地位.第三,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学术集刊主要围绕教育学一级学科展开,少量涉及到二级学科或跨学科问题,这也表明,当前的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尚未突破一级学科的垄断局面,形成集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和跨学科为一体的多维度、多网络的学术集刊群.

二、学术集刊的出版规范及学术影响力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教育类学术集刊获得了重大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集刊已经实现了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由于这些集刊创刊时间相对较短,因而在出版规范、影响力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此,笔者以2000年后新创办的20种集刊为例展开全面分析.

从学术规范看,目前这些集刊都能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在论文格式上达到学术期刊的基本要求.然而,总体上还存在许多问题：（1）在审稿制度上,虽然许多集刊都宣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但由于财力、人力等方面的不足,这一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最终只是流于形式.（2）许多集刊的稿源并不是很充足,存在着“自产自销”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一些集刊发表的文章并非都是原创性的,而是在别的期刊上已发表过的二次文献,这显然离真正的学术规范还存在一定差距.（3）在出版周期上,一些集刊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出版周期,而是以不定期出版物的形式出版,这显然不符合学术集刊的出版要求.另一方面,一些集刊曾先后更换过出版社,在出版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也是摆在当前学术集刊发展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4）从更高要求看,一部分集刊虽然达到了国内学术期刊的出版规范,但离国际通行的学术惯例还存在一定差距,许多集刊缺少英文目录、英文摘 要和关 键 词等等,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5）一些集刊没有形成自己的编辑部,也缺少专职的编辑人员,基本上都是靠教师和学生完成,这是限制当前学术集刊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影响力看,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科评价中心公布的CSSCI（2012-2013）集刊来源目录显示,共有3种集刊入选,占总集刊的15%.它们分别是《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和《中国教育法制评论》.根据CSSCI被引文献篇数和次数（2005-2012）统计,排名前七位者见表2.

从表2看,第一,在20种新办集刊中,入选CSSCI来源集刊的只有三种,这表明当前教育类学术集刊的总体影响力还非常有限.第二,从总体引用看,在8年的CSSCI期刊引用中,只有7种集刊被引用到,而且引用的总篇数才91篇,总次数才102次.按照平均值看,平均每个集刊每年被引1.63篇、1.82次,这一数据非常低.考虑到这只是排名前七的学术集刊,如果将所有20种集刊全部计算在内,这个数据会更低.第三,从集刊自身的影响力看,前三种集刊差距不是很大,属于“第一方阵”,但从它们的数据看,这种影响还非常有限,每个期刊的最高引用篇数和次数尚不足30；而后几种集刊的影响力显然无法与前三种集刊相比,除此之外,其他集刊还尚未产生引用数据,这更充分表明学术集刊的总体质量还参差不齐.

总之,随着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学术集刊已经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异军突起,成为推动教育学研究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由于这些集刊的创办时间还很短,缺少相应的制度规范和办刊经验,因而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4].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持续性发展,这些集刊必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推动教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三、建议与反思

任何新生事物都存在一个成长和发展过程,作为一种新形式,学术集刊也不例外.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财政投入的不断加大,学术集刊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针对当前的现状,应当从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制度保障.

第一,从国家层面看,应当正视学术集刊的理论价值,将它们放到与学术期刊一样的地位,加大对学术集刊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从当前学术发展的现状看,学术集刊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它们在理论地位和学术价值上还无法与正规的学术期刊相抗衡,这种观念上的错位直接影响了学术集刊的发展.2011年,教育部制定并下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呼吁进一步加大对学术刊物的建设力度,而学术集刊作为一种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国家首先应当破除观念上的误导,将学术集刊与学术期刊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一视同仁,这样才能为学术集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其次,为了全面提升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国家专门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项目”,同时,教育部也启动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这无疑为推动学术期刊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然而,这些政策和工程都只针对学术期刊,因此,如何打破制度上的壁垒,将其推广到学术集刊的评选上,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样一方面可以形成以学术质量和研究水平为核心的评价导向,提升学术集刊的办刊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提供宽裕的财政支持,从而使集刊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办刊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学术集刊的专业化,不断提升集刊的稿源质量和学术水平,扩大学术集刊的影响力.当前,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不论是主编、编辑人员还是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集刊的发展.作为主办单位,应当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推进学术集刊向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发展,建立独立的编辑部,形成自己的专职编辑人员,积极提升集刊的专业化水平.此外,在稿源上,学术集刊应当加大征稿力度,避免自产自销或旧稿新发的不良现象,形成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办刊导向,全面提升学术集刊的学术水平.

第三,主管部门应加大对学术集刊的管理力度,建立持续性的评价体系,为学术集刊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当前,由于缺少有针对性的激励机制,导致学术集刊缺少活力.因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长效的评价、监管和激励机制,为学术集刊的良性发展创造可持续的发展空间.参考文献：

[1]孙乐强.我国哲学马克思主义类学术集刊的发表现状及其趋势展望[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58-61.

[2]李国庆.新中国教育基本理论发展的回顾[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2）：14-18.

[3]马晓军.2005年度CSSCI来源集刊述略[J].学海,2007（2）：201-203.

[4]叶继元,魏瑞斌,宋歌.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集刊现状的调查分析[J].中国出版,2006（10）：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