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宁波海曙长春塘遗址发掘简报

长春塘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南塘河历史街区内（图一）,东南接南郊路,北临南塘河,西南近甬水桥（图二）.2011年1月至4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南塘河历史街区I期工程建设进行抢救性考古时发现并发掘.发掘时根据地形特征初布5×10米探方2个,探方方向320°,自西南向东北分别编号为T1、T2,后因发掘需要分别进行了扩方,总发掘面积为300平方米.现将有关发掘情况作一简要报告.

一、堆积

发掘情况表明,长春塘遗址所在的甬水桥东岸、南塘河南侧一带地层堆积呈南高北低、东高西低斜坡状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近河堆积特点.因考古发掘前该地块内的现代砖木混合房基及水泥地基均已被工程建设推平,叠压于长春塘遗址之上的文化堆积仅余2层,分别为近代和清代文化层；长春塘遗址之下堆积为宋代文化层.现以扩方后的T1东壁为例说明如下（图三）：

第①层：近代文化层,全方分布.厚20～70厘米.土质疏松,土色灰黑,内含大量的碎瓦片、砖块、石块和青花瓷片等.

第②层：清代文化层,全方分布,由南向北倾斜.距地表深20～70厘米,厚40～80厘米.灰褐色土,土质疏松,夹颗粒,含大量碎瓦片、石块等.该层发现有残留的清代房址的石板地坪、北向流入南塘河的排水沟等遗迹,并出有青花瓷片、柱础石、“光绪通宝”铜钱等遗物.根据土质土色的差别,该层又可细分为②a、②b两个亚层,发现的长春塘遗址即叠压于②b层下.

第③层：宋代文化层,全方分布,由南向北呈缓坡状倾斜,局部被长春塘遗址之条石墙基打破.该层距地表深约110～156厘米,因未下做到底,堆积厚度不明.青灰色淤泥,土质潮湿、松软,内含较多的碎石块、木桩等,同出有越窑青瓷片、龙泉窑青瓷片和10枚“政和通宝”铜钱等遗物.

二、遗址

发现的长春塘遗址,叠压于②b层（清代文化层）之下、③层（宋代文化层）之上且局部打破③层,地层叠压关系比较明确.但发掘时因受南郊路需保证通行、南郊路背河一侧已建筑施工等因素影响,仅对南郊路面河一侧部分进行了发掘清理,并对南郊路背河一侧进行了必要的勘探,未能全部揭露.从勘探情况看,长春塘遗址起自南塘河岸,往东南穿过南郊路后继续朝奉化江方向延伸了至少13米,其后因延伸入现代建筑与鄞奉路下无法再行勘探,故其具体保存长度不明；从发掘情况看,长春塘遗址主要由塘体、木桩及古河道部分组成（图四；图版一）：

(一)塘体

塘体上层已遭扰乱和破坏.已揭露出的塘体部分长约16.5米,宽约11.2～11.7米,残高约0.2～1.89米,底阔上窄,外侧（西侧）弧出（图版二）.石包土心结构,内部以夯土砌筑,周侧以条石封包.现存包土条石墙由至少8层长方形条石错缝垒砌而成,各层条石之间略有收分,以白灰勾缝粘合.所用条石长约1～1.5米、宽约0.26～0.3米、厚约0.2～0.3米不等,其外侧平整,内侧较粗糙.条石铺面均采用“T”字形横竖铺设,即一横一竖条石铺筑：铺面边缘一列条石南北向顺铺,首尾衔接,南北向条石衔接处嵌入一东西向的横向石条；铺面中间区域的条石采用或南北向或东西向对缝顺铺.每层条石除边缘条石为南北向顺铺外,内侧条石均为横竖相互叠压.这种铺设方式利用条石之间的作用力,可以使之相互牵制,从而使塘体更加牢固；同时,塘体外侧包土条石墙砌成弧形也可以有效地抵御潮水的冲击.

塘体内部土心系以黏土夯筑而成,夯土层由南向北呈缓坡状分布,厚约0.2～1.1米,局部已遭破坏.夯土土质细密、坚硬,可分为4层,每层厚约25厘米,夯层间以碎瓦砾夹隔,瓦砾层厚约4.5厘米.夯土层内出土有少量的越窑青瓷片等遗物,据此推测其可能为始建于宋代的土塘遗迹.

(二)松木桩及古河道

塘体内外两侧均发现有大量的乱石和松木桩,松木桩沿塘体大体呈南北向分布,深插在青灰色的淤泥中（图版二）,距离塘体约0.2～2.5米不等.已发掘部分共发现松木桩59根,其中直径20～32厘米的大木桩37根,近南北向,成排分布；直径约10～12厘米的小木桩22根,近弧形排列,分布在大木桩的四周.塘体外侧（西侧）木桩分布较多,且有规律,大的木桩间隔15～30厘米1根,小木桩分布无规律但集中在近塘体中段；塘体内侧（东侧）木桩分布较少,以小木桩为主,也主要分布在近塘体中段.

俗语有云：千年水底松.松木是古代加固堤防经常使用的材料之一.此次发现的松木桩,应该是修筑长春塘时为防止塘体下沉和移位所设,可以起到巩固石塘的作用.从小木桩开口位置比大木桩开口位置更低,可初步判断小木桩年代更早,可能为早期加固土塘时所设,大木桩应为后期加固石塘时所设.

此外,通过勘探,我们还发现长春塘塘体两侧的松木桩同样也穿过南郊路往东南朝奉化江方向延伸,且成排集中分布,据此推测长春塘外应为当年南塘河连接奉化江的古河道所在.

三、认识

宁波气候湿润,雨量丰沛,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筑塘坝以驭水是宁波地区自古以来常见的治水举措之一.据史料记载,唐长庆元年（821年）刺史韩察始筑城于今宁波市区三江口；为解决城市供水和排涝等问题,唐太和七年（833年）鄞县令王元筑它山堰于鄞江,南塘河即开凿于这一时期,并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成为引樟溪入鄞西河网和行洪、排涝、灌溉、航运的骨干河道,也是当时宁波市区的主要引水河道,清代前又称“甬水”、“甬江”.历史上,在南塘河沿途修建过许多、闸、塘类防洪、治水设施,此次考古发现的长春塘遗址即为其中之一.

记载长春塘建造年代的地方文献颇多,兹举数例：清代《四明谈助》：“县南长春门外,当甬江之冲,不时崩圮.明万历戊午（1618年）邑令沈龙改筑石塘,民多颂之.①”民国《鄞县通志》：“长春塘位于县南三区长春镇旧长春门外,长144公尺,阔8公尺,当甬江之冲,为南门外民田之外卫,旧为土塘,明万历四十六年令沈龙改筑石塘,民多颂之.②”现代《鄞州水利志》：“长春塘在旧长春门外（今南门外）濒江一带,长144米,阔8米.其塘挡奉化江之冲,为南门外民田之外卫.初为土塘,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县令沈龙改筑石塘.③”从以上文献记载看,长春塘初为土塘,明代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鄞县令沈龙始改筑为石塘,石塘建造的年代距今已近400年.至于初建的土塘,当为此次考古发现的石包土心,亦即条石墙包砌的夯土部分,其开始建造的年代,从地层叠压关系及夯土内出土遗物特征分析,应不早于北宋时期.

关于石塘的营建方式,陈吉余著《海塘：中国海岸变迁和海塘工程》一文引《镇海县志》提及镇海县令王梦弼时曾有记：“夫他处石塘,叠砌壁立,取冲为剧,斯塘顶尖脚阔,如勾股状.直高二丈,筑出斜高三丈六七尺不等,法用条石埋砌七道,名龙骨；上铺大石六路名幔板,以横贯纵,幔土为塘”；认为过去冲塌的原因是“琢石不细,岁久棱酥,而缝随以阔.且石系单层,水由缝刷而土随以消,加之龙骨幔板各无槽榫,不相维系,洪涛激浪,冲进掣出,石随涣散,又安得不决”；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以七道龙骨概换厚石两面,上留一寸即斜铲六寸成槽.旧石横竖,今易一横一竖,得以深埋入土.旧无联属,今于横竖两廉,各凿方漕石榫,贯成如带.通塘匀排七带,镶入六路幔板；板之两头,削如马蹄,嵌入龙骨槽内,其石锥琢六面平光,俾得实摒紧缝,下加衬板一层,骑缝贴砌,底夯块石,兼顶顶桩,凡石四合,胶以稠灰,塘外束以关石排桩,塘口扣住回浪立石,上下嵌成一片,并不使缝水抽土.④”从此次发掘情况来看,长春塘的营建方式与上文所记大致相同,可为互证.

前文《鄞州水利志》一书中还提到了南塘河的另一重要水利工程――狗颈塘.该塘初亦为土塘,因屡遭潮水冲刷,塘体屡筑屡倒,后改筑石塘.狗颈塘与长春塘形制相似,江堤呈弧形,均由巨形条石砌筑,条石之间同样是用巨大石钉扣紧.石塘砌筑后也是屡次修葺,其修法中更提到“丈尺之木于深渊而戴之以石,上实下虚,潮汐震撼其倾陷也”,以前先打下深入水底的大木桩上压石,其效果不好,经不起潮汐的反复侵袭,后“大反所为,就其倾陷之处填以乱石,石与水平,然后加土,其上复以巨（石）两旁”⑤,在之前塌陷掉的地方反复填乱石和土,这样就能保证石塘不会坍塌.这种做法与此次在长春塘遗址发现大量乱石、木桩的现象一致.又,明代万历年间宁波地区多次遭受水患,“万历三年（1575年）六月,宁波城海潮涌数丈,淹没战船、房屋、人畜不计其数；万历十五年（1587年）,太白山山洪爆发,天童寺屋宇淹没,无一存者,舟行城市.⑥”长春塘应该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由土塘改筑为石塘的.但石塘建成后,由于洪水、台风、暴雨、海潮侵袭等原因仍屡次崩塌而不得不多次修葺,其中清代雍正七年（1729年）长春塘遭暴雨袭击毁坏,县令杨懿星夜督筑,不幸失足溺水,后心力交瘁而亡,临终手书“城工、河工未毕为憾.⑦”其时长春塘之重要,于此可见一斑.

综上分析,长春塘遗址的发现,不仅证实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也为了解宋代以来宁波地区的水利工程设施,研究古代宁波的水陆交通状况及城市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

参加本次发掘的有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力军、罗鹏,外聘技工李兆勋、李胜利、李万正、张迪等人.电子制图、摄影摄像罗鹏；工地绘图李兆勋；考古领队王力军.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结华研究员、丁友甫副研究员,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徐炯明研究员等人对本次发掘和报告编写提供了积极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执笔：罗鹏王力军

注释：

①（清）徐兆撰：《四明谈助》（下）,第1026页,宁波出版社,2000年.

②（民国）张传保、赵家荪修,陈训正、马瀛纂《鄞县通志》第一册《舆地志》,“鄞江左右沿岸江塘表”,第598页,1951年.

③、⑤、⑥均引自宁波市鄞州区水利志编委会编：《鄞州水利志》第五编,第365、367、833页,中华书局,2009年.

④陈吉余著：《海塘：中国海岸变迁和海塘工程》,载《浙东沿海海塘》,第97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⑦蒲城县志编委会编：《蒲城县志》,第719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