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书写如何本土化?

点赞:3434 浏览:11186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29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文学的本土化研究是一个重要且意义深远的课题.但在以往的研究中,文学本土化问题经常被文学的现代化问题遮蔽.1980年代以来城市书写的本土化研究,是进行文学本土化研究的有益尝试.借助地域属性、传统诗性文化等方面对文学中的城市展开的本土化想象,可以突破长期以来现代性指导下的城市文学研究的困境,发掘中国城市在文学中呈像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拓展当代城市文学研究.

[关 键 词]1980年代;城市;城市文学;本土化

长期以来,文学的本土化问题一直是文学研究比较纠结的问题之一.尽管在理论与创作层面198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无形中被打上了深深的西方印记,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似乎成为难以摆脱的囚笼,但是,如果我们翻开中国文学史,不难发现,文学本土化探索之路初见成效.在已有的成果中,很少有研究者讨论城市书写的本土化问题,这与中国城市在文化征候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不相匹配,与文学文本的创作现状也不尽相符.本文从探讨中国文学中城市书写的本土化想象人手,发掘文学本土化研究的新方向,并为这种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路径.


一、困境:现代性下枯竭的城市想象

1980年代以来,以“城市中的文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城市文学研究,由于深受现代性理论的桎梏,导致为数不少的研究者在讨论城市文学时不由自主地将研究对象放在西方文艺理论框架中,以致忽视了中国城市文学的独特性.可以说,现代性指导下的中国城市文学及其研究,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城市文学的本土性,限制了文学对城市的想象.

大体而言,存在如下几个趋势或症候.

1.时空的脱域:断裂的城市想象

在创作者和研究者对城市构造的镜像中,人们将文学中的城市从传统和历史中切断,城市想象呈现出古登斯所言的时空“脱域”状态.这种脱域首先表现在对城市文学历史的阉割.在很多研究者眼中,城市文学是伴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发展而产生的.这种观点是值得质疑的.单线的现代性模式割断了城市,特别是中国城市的历史与传统,否定了中国城市文学从汉代班固的《两都赋》到唐传奇、宋元话本、明代《梅》、近代的《风月梦》、《海上花列传》再到现代茅盾、张爱玲、新感觉派等的城市文学创作,甚至将当代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以及邓友梅、陈建功等人创作的城市文学作品都剔除出城市文学的范畴.原因之一,他们认为这些作家描写的城市不是现代性意义上的城市.笔者认为以现代性为标准判断作家们的作品是否为城市文学,不符合中国城市变迁的面貌,也不符合城市文学创作的实际.这种被阉割的城市文学自然也在历史的纵深处阉割了文学对城市的想象.

其次,这种脱域与城市文学中所表现的丰富多样的城市形象不符.诚然,在19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如邱华栋小说中所描述的一派现代性下的苍白和残酷的城市那样:“灰色的尘埃浮起在那有楼厦组成的城市之海的上空,而且它仍在以其令人膛目结舌的、类似于肿瘤繁殖的速度在扩张与膨胀.”不过,城市文学更为恒久而真实的景观是,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流动的传统和历史.很难想象,没有那五、索七(邓友梅小说中的人物)的老北京,还有多少滋味可以回味;没有陆文夫和范小青的苏州小巷人家,苏州城的江南城市生活的底色还是否会鲜活恒远;没有王安忆在弄堂日常生活中再现的上海本色,程乃珊倒腾旧上海的FASH-ION,上海的繁华离肤浅还有多远?从文学创作上来说,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创作从来没有彻底地与历史、传统割裂,也没有被现代化围困,相反,它们在没有预设的文学自由选择中,为中国城市的想象寻找着自己的出路.因此,在笔者看来,从时间与空间中脱域而出的城市文学是没有生命力的,在传统和历史中断裂的城市想象最终会沦为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

2.同质化的城市:枯竭的城市想象

现代性下的城市想象是趋于同质化的,这与中国城市在文学中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不一致的.中国城市的复杂和多样性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可惜的是,目前城市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创作将本来绚烂多彩的城市描摹成“千城一面”.黄俊业将之总结为一种普遍的重复现象:“作家重复自己或互相重复.当读者翻开不同作家的作品,第一感觉是大多数作品似曾相识,从场景、主题、情节到人物都近于雷同.”也有学者指出“与活生生的中国城市比较起来,文学想象的中国城市沦为种种观念覆盖着的‘看不见的城市’”.

究其原因,不得不归结为人们在理解城市文化内涵时观念过于单一,以现代性的特征概括其所有层面,丢弃了城市更丰富的内容.现代性本身的内在逻辑就是理性和普遍性.理性容易偏向于或者沉降为工具理性,人们用它衡量人类行为及其产物,一切笼罩在效率的标准之下,市场经济孕育的物化和异化法趁虚而入.而普遍性就是排斥多样性,用吉登斯的理论来说就是“地点变得令人捉摸不定,因为使地点得以建构起来的结构本身再也不是在地域意义上组织起来的”.普遍性吞没了地方性,造成了城市在文学中越来越堕入没有辨识度的时空背景,成为卡梅隆在《阿凡达》里诅咒的日趋麻木、溃烂的地球模样.正如汪民安所说:“现代城市空间的这种均质化和标准化倾向,无疑压制了个体的丰富性”.

如前所述,在时空“脱域”下城市文学被观照成为斩断了历史与传统之根,只能在现代化的摆布下,让城市成为全球一体化流水线上的产品.城市失去了生命的温度,成为了“交换的场所,是从一个生产分工领域向另一个生产分工领域移动的场所,是把这种移动和交换进行机械啮合的场所”.同质化的城市想象对城市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是危险的信号.它让我们对城市的理解停留在表面的日常景观——一种自绝于历史与传统的空乏描述.文学的想象如果只是沉湎于现象的描述,没有抽离和构建,这种文学想象的前途也就是暗淡的.正如陈思和所说:“文学想象缺乏整体性和历史性等文学研究要弥合语词城市与现实城市之间的裂缝,就必须穿透各种虚荣和谎言设置起来的帷帐,直达城市精神本体.”目前城市文学研究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它没有设法去弥合词语城市与现实城市之间的裂缝,反而在片面扩大这种裂缝.文学创作趋向存在同样的问题,很多作者不再立足于城市本身,而是将城市想象为一个能吞噬一切真、善、美的现代性的怪兽.城市在这些研究者和作家的笔下成了一个现代性的符号,失去了精神本体,成为了一个物化的躯壳.概而言之,中国的城市文学本应该是丰富而多姿的,但是信奉现代性逻辑的作家和研究者们单纯地强调了城市文学的消极面,戏剧化地表达了城市和城市文学的恶魔性,这毫无疑问将会遮蔽城市更为丰富的内涵,也让城市文学的路越走越窄.

二、突围:城市书写的本土化想象的路径

1.路径一:地域属性中城市的本土化想象

鉴于现代性指导下的文学中的城市想象存在的种种问题,作为研究者应该寻找出一条新的研究方向,让文学中的城市回归自然面貌.这个研究方向能够真正贴近中国城市文学的母体本身,展现中国城市文学多样性和复杂性.在笔者看来,在地域属性中探究城市书写的本土化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其实19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学的创作一开始就是从具有地域属性的城市文学作品出发的.1980年陆文夫创作了“小巷人物志系列”;范小青的《裤裆巷风流记》描绘了苏州城小巷人家的悲欢人生;1980年开始陈建功创作了《京西有个骚达子》、《丹凤眼》、《辘轳把胡同9号》等系列京城小说;1985年邓友梅出版的《京城内外》,是专门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小说;1985年程乃珊创作的《女儿经》;1988年俞天白的《大上海沉没》等写的是上海的生活景象;创作于1980年代早期的冯骥才的《神鞭》描写天津卫的城市传奇.虽然研究界很乐意将这些作品纳入市民小说来考察,或者称之为京派、海派之类等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书写的都是这些城市特有的景观.小说中的人物过着的是典型的城市生活.在这些作品中城市不再是文学可有可无的背景,而是塑造作品中的人物必不可少的地域空间.只是人们把他们当做特定的人群或者与地域相关的流派来研究,而没有思考文本中的城市的文学形象.到了王安忆、程乃珊、刘一达、贾平凹、池莉、方方等作家一路创作下来,文学中的城市已经有了明确的地域属性.

在文学研究中,很早就有理论家谈及文学中城市的地域属性问题,只是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一直比较零散,没有一个切实的研究方向将之贯穿起来.1985年陈诏的《写出有“上海味”的城市文学》(《上海文学》,1985年第8期)是当代最早提出在城市文学中要确立上海风格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陈诏已经在强调上海的地域风格在文学中的再现问题,认为应从地域属性来考察城市文学,从而为文学研究开创一个新的切入口.到了1987年汪政、晓华提出了中国城市的地域特色应该在文学中有所显示的问题:“中国人的城市观念应具有自己的色彩,它不会因城市的现代性而失去民族性的差异.等”城市民族性,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城市地域属性之上的历史与传统.但在汪政和晓华的分析中城市文化的根相对的应该是乡村文化,他们反对用从域外哲学文化思潮中移植而来的现代意识来遮蔽城市文化中的乡村文化因子.可以说,这篇文章质疑了现代性对城市文学的主导,提出了中国的城市想象理应包含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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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张旭东在谈到都市文学的时候,认为都市文学不能完全以西方都市经济形态为参照,并强调都市文学不能抛弃传统都市小说,它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一个物质、经济概念.1995年,邹平、杨扬、杨文虎等人的讨论《城市化与转型期文学》开始思考现代性对城市文学定义的可靠性,涉及城市文学的地域属性问题.杨扬提出要注意文学、文化的地域分布情况:“我注意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相当一部分城市文学与以往乡土文学差距不大.不要以为作品中出现了高楼大厦,现代交通及金钱观念,便意味着城市文学了.等我想我们谈到城市文学倒是应该注意到文学、文化的这种地域分布情况,不要被城市的物质外观所迷惑.”

新世纪以来,更多研究者开始重视城市文学的地域属性.梁凤莲就将都市的地域属性问题提升到“根”的意识上来,地域才是城市文学的本质,而浮现在城市表面的只是现象.她认为本质比现象更为重要,只有认识到文学的本质(即地域属性),“文学才可以让地域的灵魂之旅,在都市的时间与空间里无限延伸”.贺绍俊断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地域性的意义反而更为彰显等一定行政地理领域的作家会对本地域形成某种归属感,地域的机制特征和动态走势也会影响到作家的文学活动.”施战军在《论中国式城市文学的生成》(《文艺研究》,2006年)中更强调以地域属性为标志的中国式城市文学正在生成.

除此之外,很多城市也亮出了打造本地域的城市文学的旗号,为自己的城市树立文化形象,这些举动刺激和推动了城市的地域特性在文学中显性化呈现.如1994年初深圳《特区文学》打的“新都市文学”旗号;接着《广州文艺》则打出“新岭南文学”大旗,并开辟“新生代作家”专栏;1998年5月19日,华南师范大学组织了“南方都市文学”研讨会;2005年,在深圳,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人民文学杂志社、深圳市文联联合举办了“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研讨会”.

从地域属性考察文学中的城市书写,可以看到不同地域城市向内和向外所展现的文学想象.况且,中国城市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已经为文学想象中的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创作资源.在北京文学、上海文学、武汉文学,乃至西安、哈尔滨、广州等地域性突出的文学中,我们看到了具有地域识别度的文化特性在文学中渗透、生长.

2.路径二:中国城市本土化想象资源——传统诗性文化

中国城市从起源上来说有着自己的发生过程,中国的城市文化也与西方城市文化有着完全不同的特性.同样,文学关于中国的城市想象,也应该有着完全不同的想象资源.那么,中国城市想象的本土资源在哪里呢?

笔者以为,中国传统诗性文化至少可以看作是这种本土资源之一.刘士林曾经说,中国传统诗性文化有两种资源:一是北方诗性文化,它是以“政治——”为原则,另一种是江南文化,它是以“审美——诗性”为精神.迥然有别的两种文化形态决定了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在文学想象上的完全不同.

(1)北方诗性文化中的城市想象

在中国城市文学中北方诗性文化其实已经渗透在文学的书写当中.诸如北京、西安、哈尔滨的文学中的城市书写,从文学语言、城市空间、到城市人的塑造,都具有一种大叙事的气魄,具有内在重道德,外在对意识形态敏感的特征.特别是西安、哈尔滨这两座在以往的城市文学研究中被忽略的城市,在其城市书写中已经为自己的城市树立了独特的审美风格.西安土里土气下的古朴和厚重,哈尔滨华洋交错下的伤感,都为中国的城市文学增添了独具魅力的城市新形象.以贾平凹的西安想象为例.从《废都》、《老西安》到《高兴》,贾平凹的西安想象是如此独具一格.在城市怀旧中,当别人都在卖弄皇城根的富贵、上海滩的洋气的时候,陕西人贾平凹则反其道而行之,捣弄起了西安城的“土气”.需要强调的是“土”并不是对城市文化风格的贬低,更不像有人所说的“这些西部小说家们正在享受着城市文明所带来的快捷与便利,可是他们却一再醉心于乡土情结中而不愿聆听‘城市化’的脚步”,是作家们对城市现代化的排拒.首先要肯定的是,贾平凹对西安这座古老城市怀有着深厚的情感.他认为从历史上追溯西安的城市文明历史与北京和上海相比毫不逊色,“要了解中国近代的文明就得去北京,要了解中国现代文明得去上海,而要了解中国的古代文明却只有去西安了”.贾平凹对西安城市的精神内涵有着准确的定位:“它具有了浑然的厚重的苍凉的独特风格,正是这样的灵魂支撑着它,氤氲笼绕着它,散发着魅力,强迫得天下人为之瞩目.”因为有这样的城市底蕴和格调,所以贾平凹毫不自卑,分外从容地将西安的城市风格定位在“土”上.西安的“土”是一种贴近乡土的亲近,是与自然对话的天人合一的和谐,是一种回归历史的厚重.这种定位自然与现代化下城市与乡土的两级分化乃至断裂是背道而驰的.这种背道而驰的文学想象也表现了以贾平凹为代表的西部作家独有的城市想象.这种想象也可以作为城市文学对城市打造的一种偶然,但是谁又能否定这种偶然中不会蕴含着必然?

在传统北方诗性文化中的城市想象中,除了“土渣渣”的西安让人眼前一亮,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城市形象就是哈尔滨.声名并不显赫的哈尔滨有了阿成的《哈尔滨的故事》、《和上帝一起流浪》、迟子建的《起舞》、《白雪乌鸦》、姝娟《摇曳的教堂》等作品之后,一个中西方文化荟萃与交融的哈尔滨才呈现在我们眼前.文学中的哈尔滨有着多种文化交杂的无限包容的独特气质.相比上海同样是中西交融、华洋交错,哈尔滨对外来文化表现的包容性是一种建立在博爱基础之上的融合.阿城笔下的流亡者社区的人们,迟子建笔下前苏联的后裔,乃至殊娟笔下中国少女与沙俄贵族的奇幻爱情,都在演绎着这座城市无限包容的宽阔而温暖的情怀.哈尔滨的城市文学的情感色调是悲伤的.这个城市聚集了如此多而复杂的人群,悲伤是每一个人背负着个人和民族的原罪与苦难.它的悲伤正如迟子建所说:“感觉每天都在送葬,耳畔似乎总萦绕着哭声.等我感觉自己走在没有月亮的冬夜,被无边无际的寒冷和黑暗裹挟了,有一种要落入深渊的感觉.”

(2)江南诗性文化中的城市想象

江南是一个内涵厚重,又涉及广泛的聚合体.人们可以在地理、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对江南进行阐释.熊月之曾说从长时段看,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江南地区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既有一以贯之的基因,也有因时而异的特点⑤.刘士林认为江南文化以审美为核心,也正总结了江南文化一以贯之的基因——审美.

在文学观照下,城市对江南诗性文化的审美认同,不仅不再是“八府一州”这种前江南城市或者以上海为中心的后江南城市的文学想象,而是更多城市对以审美为核心的优雅文化的共同追忆和想象.文学中城市对江南的审美认同,呈现出以上海、江浙城市文学为中心,并向其他城市文学辐射的趋势.比如典型的是苏州和上海文学中的江南文化想象,具体作品有苏州文学的陆文夫《美食家》、“小巷人物志”、范小青的《裤裆巷风流记》、《顾氏后人》等为代表,上海文学中王安忆的《天香》、《长恨歌》以及陈丹燕,朱文颖等的作品,还有叶兆言笔下的南京城.另外在池莉的《请柳师娘》中的武汉,其他作家笔下的昆明、杭州等城市书写中,也都能看到江南诗性文化的痕迹.

江南诗性文化的是中国审美文化的源头之一,早已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的生命力如同陈年好酒,愈久弥香,绝不会在历史的淘洗中流逝.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古典的江南诗性文化早已呈现在我们对当下城市的书写当中.其主要通过审美化的生活想象来呈现中国美学最早源头的生命力.随着城市化发展造成人们在审美上的矛盾心理,让人们对传统文化有了自觉的皈依.我们一方面享受着现代化城市生活的方便快捷,另一方面,现代化技术理性也在格式化人们的思维.钢筋水泥铸就的城市剥离了城市历史,同时也让人们对局限在现代化景观中的城市想象产生了审美疲劳.为了规避被格式化的命运,人们自觉或者潜意识里开始在传统文化中寻找一种唯美、自由的因子,来稀释被抛离精神家园的乡愁,减淡现代性审美给人们带来的紧张与焦虑.因而,江南诗性文化在这种境遇中得到了复生.江南诗性文化的悠久的历史渊源和顽强的生命力,加上现代人别样的审美渴望等都造就了在城市文化上对江南诗性文化的重思.

江南诗性文化在城市想象中的渗透首先表现在弱政治化的微观人生的打造.无论是王安忆的《长恨歌》、《天香》,陆文夫的《美食家》,范小青的《裤裆巷风流记》,还是朱文颖的《花窗下的余娜》,池莉的《请柳师娘》,这些作品中都有意地用微观人生的书写来遮蔽政治变迁下的大历史叙事.这也正是江南诗性文化“高度重视个体审美需要的诗性智慧,发之于外则成为一种不离人间烟火的诗意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这些作品中对个人审美生活的追求热情,远高于一般类似家国想象这样的大历史叙事诉求.这种弱政治,执著于微观人生打造的文学书写,正是江南诗性文化中倾心审美和个体自由的体现.江南人家的微观人生是审美化的人生书写.就如王安忆在《天香》中刻意地用“典丽”的语言和奢华的生活来打造天香园里精致优雅的审美风尚,在江南城市文学中,人物形象都是以精细、唯美为审美标准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梦幻意象的铺陈是城市江南想象的一以贯之的意象,如龚学敏的《苏州》集中国古典气质的诗词语言风格与江南柔美景象于一体,熔铸出了一个永远活在我们记忆中的苏州.

三、结语

作为日益兴起并将会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城市文学,是文学研究的热点.在众多城市文学研究的路径中考察文学中的城市书写的本土化问题,更是对当下文学的本土化问题做出理论上的回应.它直接切入孕育城市文学的母体:城市的地域属性及其相应特征,从而找到城市文学的本真样态.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尽管日常景观中城市日趋同质化,钢筋水泥的现代城市渐渐抹去了城市曾经的痕迹;民间口头相传的城市传奇在消费时代的嘈杂中渐渐暗哑;作为与理性立法相对立的诗人立法,文学想象应该对城市历史、现在和未来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相对其他人文学科,文学更能于感性与理性的融合中重塑城市,并引导我们进入城市.陈平原曾这样强调用文学记忆北京:“同一座城市,有好几种面貌;等最好把文学带进来,把记忆与想象带进来,这样,这座城市才有可能‘活起来’.等当我们努力用文字、用图像、用文化记忆来表现或阐释这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时,这座城市的精灵,便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同时认为文学中的城市本土化研究应该突破上文提到的不足,让城市书写融合传统和现代沉积下来的风土、人情、习俗,文学本土化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此:在流动中寻找永恒.

(责任编辑: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