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到冯氏北燕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鸭形玻璃注是件独特的国宝,从材质上看,它是我国禁止出国（境）展览的64件文物之中唯一的玻璃制品.从外形上看也比较奇特,长20.5厘米,腹径5.2厘米,重70克.体横长,口如张大的鸭嘴状,长颈鼓腹,拖着一条细细的长尾,尾尖微残.背上以玻璃条粘出一对雏鸭式的三角形翅膀,腹下两侧各粘一段波状的折线纹模拟双足,腹底贴一平整的饼状圆玻璃,使圆腹得以放置平稳.鸭形玻璃注质薄透明,表面微见银绿色锈浸.如此奇特而罕见的动物造型的早期玻璃器目前全世界仅此一件.跟随兄长建北燕的冯素弗鸭形玻璃注在1965年9月发现于辽宁省北票县西官营子一座石椁墓中.专家通过墓志、遗物、壁画风格推断,其时代是东晋十六国,而且墓主人身份不低.西官营子位于北票县西北二十一公里,南距朝阳市三十多公里,而朝阳就是东晋十六国北燕政权的都城龙城,又称昌黎.墓中出土了“范阳公”、“辽西公”、“车骑大将军”、“大司马”四颗印章,结合《晋书》中记载北燕史实的《冯跋载记》,北燕建立者冯跋的弟弟、北燕“二号首长”冯素弗曾经有范阳公、侍中、车骑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辽西公等官爵.因此.历史上那一时段,以一人兼有这些官爵而死后又能葬在北票的,只有冯素弗一人.墓主人为冯素弗无疑.讲冯素弗得和他哥哥冯跋一起讲.冯跋是汉人,原籍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州）.由于父祖一直和鲜卑人打交道,冯跋一家也鲜卑化了,他字文起,小字乞直伐,显然是鲜卑语的音译.冯素弗看起来也像是个鲜卑名字.冯跋年轻的时候“懿重少言,宽仁有大度”,“勤于家产,父母器之”,后来当上了后燕的中卫将军,算是近卫军将领,这让他有机会接近后燕核心圈.交往的人也是像后燕皇帝慕容宝的养子高云、北部司马孙护、左卫将军张兴这样的在朝官员.冯素弗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格——“慷慨有大志,姿貌魁伟,雄杰不群,任侠放荡,不修小节”,从不操心家业.他也想走结交在朝官员的路子,求婚于尚书左丞韩业和尚书郎高邵,都被拒绝.冯素弗一看此路不通,从此专心结交在野的豪侠.无形中兄弟俩黑白两道都有势力.公元401年,慕容熙即后燕王位,立即大兴土木,骄奢淫逸,具备了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们的共同素质.慕容熙即位前就与冯跋兄弟结怨,即位后冯跋惧祸,带着兄弟们躲进山里了.公元407年夏,皇后苻氏死去.慕容熙诏令公卿以下至老百姓率领全家都去建造陵墓.出殡当天因灵车过于高大,慕容熙命拆毁北门,国人私下议论：“慕容氏自毁其门,将不久也”.冯跋和兄弟们商议：“慕容熙昏庸,还视我兄弟为眼中钉,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还不如趁势而起,立公侯之业.事情不成,再死不迟.”当下,冯跋、冯素弗等22人结盟,冯跋和其兄弟潜入城中,先藏于北部司马孙护家,然后率领五千多名服役的囚徒关闭四门.冯跋随后又拜见当时身为夕阳公的高云,并推举其为首领.得知兵变消息的慕容熙,率军回到龙城,攻打北门未成功,败逃到龙腾苑,被高云斩杀.在冯跋的拥立下,高云即天王位,国号大燕,史称北燕.冯跋当然是挂着一堆官衔的头号实权人物.尸骨下落至今成谜高云在后燕有比较高的地位,而他当年为了免于慕容熙的迫害,低调沉默,没有什么党羽.冯跋把高云推到前台,实际上是做招牌和傀儡,有助于政权更为平稳地交接.409年,高云被自己的亲信离班、桃仁杀死,史书上披露的作案动机是两人贪得无厌、牢骚满腹.然而这个说法疑点重重：高云给离班、桃仁的权力已经很大,二人为何要背负弑主的骂名?案发时,冯跋就在不远的地方登高观望；离班、桃仁刚杀了高云不久就被冯跋的手下斩杀,没有更多的行凶行为,但高云的妻儿却同时离奇死亡,和高云一起被冯跋礼葬.许多史学家相信,冯跋正是幕后真凶.接下来群臣自然推举冯跋为主,冯跋自然要按程序辞谢一番,不知道是没有放心的人还是实在找不出个人走过场,他竟然要让位于自己的亲弟弟冯素弗.小冯当然不答应了,口气已经是天王宝座就是他们老冯家的：“臣闻父兄之有天下,传之与子弟.没听说过有子弟借着父兄的功业而先上位的.”最终冯跋做了北燕天王,冯素弗成了二号人物.当上宰辅的冯素弗对自家江山还是非常上心,年轻时一副纨绔相的他厉行节约,为人也稳当了许多.可惜的是,公元415年他就死了,享年大概三十多岁.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冯素弗墓分两座,是冯氏夫妇的同冢异穴墓,都是长方形石椁结构,东西向.令考古人员奇怪的是,当打开冯素弗的内棺时,“人骨无存,只见到三枚中空如牙套的臼齿齿冠,但形体很小,当是儿童乳齿.”也就是说,这个棺内躺着的不是冯素弗,而是一个小孩.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冯素弗到哪里去了?经现场勘查,冯素弗的骨骸自然朽毁和被盗墓贼拖出坑外抛弃毁坏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冯的棺内由一个小孩来替代,而冯本人的尸骨或许埋在墓底的下屋,或许就在旁侧,但考古人员始终没有找到.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曹永年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上认为：冯素弗墓是经过科学清理的第一个“潜埋虚葬”实例.也就是墓主尸体潜埋别处,同时备礼仪文物伪葬之.这是十六国北朝时期各族上层统治集团普遍采用的障眼法.中西两大玻璃系统冯素弗墓出土各类器物共四百七十余件,玻璃器五件,除了鸭形玻璃注还有玻璃碗、玻璃杯、玻璃钵、玻璃残器各一.鸭形玻璃注设计重心在前,如果放满水则前倾,放一半水,也就是使腹部加重,才能放稳.有人根据这个特色认为它和古代文献记载的“欹（qī）器”相同,《荀子·宥坐》记载,欹器是皇帝用来置于座右以为戒的容器,若注水“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倾斜）”,其功用相当于今人“座右铭”.这是提醒君主,万事都要采取中庸之道,适可而止,切不可过分,慎防“满而覆”.如果从质地和技术方面探寻它的产地,还要稍稍追溯一下玻璃的起源.从考古成果来看,玻璃的发源地应该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或者两河流域的中东地区.埃及人早在公元前2500年,就已开始生产玻璃,在公元前155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间,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出现了玻璃器皿.公元前四世纪,埃及人又发明了铸模、车花、镌刻、镀金等玻璃工艺.公元前一世纪,叙利亚人创造了吹制工艺,从而简化了制造,降低了成本.也正在此时,罗马帝国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叙利亚和埃及两个玻璃制造业中心都到了罗马帝国手中,此时在帝国疆域内产出的玻璃都被称为罗马玻璃.中国的玻璃最早大约出现在西周,不过很久以来中国人一直把玻璃当成玉的替代品,玻璃工艺只是玉器业的分支.从西周到战国,考古发掘的玻璃制品都是珠、管、璧、带钩、耳环等配饰.而且我国的玻璃从成分上看属于铅钡玻璃,不同于西方的钠钙玻璃.相比较来说,铅钡玻璃表面光泽晶润,但透明度差,而且轻脆易碎,不耐寒暑,很少被用作饮食器.铅钡玻璃化学稳定性差,不耐腐蚀,所以出土的玻璃器物大多已失去当年的风采,并常常附着厚厚的黄白色风化层.迄今为止最早的国产玻璃器皿发现于河北满城汉墓,一件玻璃盘和一件玻璃耳杯,属于铅钡玻璃,其制作方法与当时大量生产的玻璃璧、玻璃带钩相同,都是铸造法,只是工艺上更复杂一些.从器形上看,耳杯也是典型的中国器形,国外没有这样的器物.从罗马帝国千里迢迢到辽西进口玻璃大概出现在东汉,比较经典的案例是南京象山七号墓出土过一件完整的磨花筒形杯,该墓位于东晋士族琅琊王氏家族墓地,发掘者认为是东晋丞相王导的从弟、王羲之的叔叔王廙之墓,王廙死于322年.筒形杯的器形,不是我国的传统器形,而在罗马玻璃器中,却很常见.其成分为钠钙玻璃.筒形杯口外刻有一周线纹和花瓣,腹部更有七个椭圆纹饰,其底部则有长形花瓣.学者由此以为：“这件圆圈纹玻璃杯应该是直接从拜占庭运来的.”王廙出身于东晋头号豪门,官至平南将军、荆州刺史,一般的宝贝也不会稀罕,而这件筒形杯被摆放在棺前,可见深得墓主生前喜爱,从侧面也证明了此物并非中国常见.鸭形玻璃注从工艺上看是无模自由吹制成型的.如要吹成这个样子,须用铁管从玻璃炉中挑出玻璃料,然后将铁管向下,先用微气缓慢俯吹成型,再用剪刀引长,并截其口而引拗成喙形,再用剪拉长另一端作尾,这几个工序都要在炉前玻璃不流不凝的条件下迅速而果断地完成.这种动物造型的玻璃器皿国外也比较少见.公元一至二世纪地中海地区流行一种鸟形玻璃器,与这件鸭形器在造型上有相似之处.在玻璃成型后,再从炉中挑出玻璃料拉成玻璃条,在玻璃条冷却之前缠绕在器身上作为装饰,与器型相配合以象征手法贴成喙、翼、足等细部,另在颈部粘贴不规则的环状、锯齿条饰.这种装饰手法也是罗马玻璃经常采用的.阿富汗伯格拉姆遗址中发现了一大批二至三世纪罗马高级玻璃器,其中鱼形器的成型、装饰技法都与这件鸭形器相似,另外罗马时期的莱茵河流域也有相似产品.整个制作过程,从吹管、剪引到热贴,需要极其熟练的技术.专家对冯素弗墓中那件玻璃残器做成分分析,确实为钠钙玻璃,五件玻璃器都可归入罗马玻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安家瑶先生曾对出土的两百余件西汉—北宋的玻璃器物进行过研究,吹管技术大概在北魏传入中国,而国产的钠钙玻璃器皿大概在隋代才出现.至于鸭形玻璃注进入中国的途径,学者们推测,十六国时期战乱阻碍了正常的丝绸之路,而公元前就存在的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此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鸭形玻璃注从西亚进入中国新疆,然后沿伊犁、哈密、额尔济纳、河套、呼和浩特、大同、张北、赤城、宁城到达朝阳,而根据考古发掘,这条路继续向东,进入朝鲜和日本.玻璃器易碎不便保存,鸭形玻璃注从罗马帝国万里迢迢运到辽西,掩埋入穴一千五百余年,保存如此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最早的实物马镫冯素弗墓还有一组文物不得不提,因为它对世界文明史来说太重要了,那就是一对马镫.文献记载,我国春秋末年才有骑马之事,但是,在当时骑马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因为还没有发明马镫,骑士们只能用双腿夹紧马身,同时用手紧抓马鬃才能避免摔下马来.上世纪50年代末,在长沙一座西晋永宁二年（302年）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骑马俑,马鞍的左下垂有马镫,但只见于一侧,另一侧没有,其功用是仅供骑乘者上马踏足的,相当于一块随马携带的上马石,而不是坐在马上踏足保持稳定的,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马镫.六十年代,在前面提到的南京象山7号王墓,出土了一件装双镫的陶马,是已知马镫的较早实例.而今天所见年代最早、最名副其实的马镫,就是冯素弗墓出土的这一对,是用桑木条揉成镫环,木条的两端合为镫柄,然后包以鎏金铜片,用钉固定.还有一些地方虽然也发现了早期的马镫,但由于这些墓葬的年份都是一个大致的范围,没有冯素弗下葬的年份（415年）这般确定,所以许多场合人们还是认定冯素弗墓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马镫实物.马镫由东方传入西欧,这已经是多数西方史学家达成的共识.欧洲在有了马镫后,骑士逐渐代替了步兵成为战争中决定性的力量,史学家曾如此评价：“就像中国的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一样,中国的马镫在最初却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