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何力:一个应届生的30年回顾

《贵阳文史》：何老师,据我们了解,在77年恢复高考之前您正在学校念高中,您是作为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的吗?

何力：是的.1977年9月份我高中毕业,还没毕业的时候,大概是77年4月,我们就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一条会见外宾的消息,里面有一句话提到了大学及我们高中生的问题.这个信息给了我们一种希望与可能――大学似乎要直接从高中生中招生.于是我们都非常认真地复习读书,带着这样一种希望一直到了毕业.7月份,全国召开了第一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这让我们觉得大学梦仿佛又近了一步.但是这个会议结束后,至少是在77年那一年,高考仍然是以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形式进行,于是感觉有些无望.高中毕业后,我到了十三中去做物理代课老师.那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十三中在头桥,我住在大西门,每天我都是步行去上课.每次经过罗汉营的工学院时,我就想,要是哪天能够到里面读书就好了.

《贵阳文史》：1977年的高考生被称为身份最为特殊的一群人,许多人都做过工人和农民,您作为应届生去参加考试时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在您的记忆中,那年恢复高考时是怎么样一个模式?

何力：当时我们都不知道高考是个什么情况,也不像现在都是应试教育,所以哪个稍微走在前面一点,可能就考得很好.可以说恢复高考对于全社会来说,都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大事,不光是我们去参加考试的人,整个社会都是这样.那时社会上还没有补习班,贵大、工学院、医学院的一些老师就义务为大家补习,讲课的时候每个教室都是坐得满满的.老师们讲课都是免费,因为“文化大革命”时不准他们讲,能回到讲台传授知识,他们觉得自己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我记得那年理化是作为一科来考的,语文是一科,英语不考,政治是一科,然后数学是一科,总共只考4科.而且因为当时恢复高考的时间太急,赶不及全国统考,因而都是各省自己出题.那年高考理化的最后一道有机化学题是最难的一题,那道题正巧补习班的老师讲过,所以我的化学拿的是满分50分.当时的政策对于应届生要求要高一些,400分的满分,180分是应届生的起分线,160分是工农兵学生的起分线,工作了的考生,平均每科只要考40分就可以上门槛了.高中生平均每科只要考个50分就可以,但是即便如此,也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达不到分数线.我记得我那年考了251分,算是很高的分数,在全省的话也应该在300名以内.这就是当时高考的一个背景.

《贵阳文史》：你们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在走出考场之后,亲戚朋友乃至社会对你们都会特别关注吧?

何力：12月份考完之后,到12月底、1月初成绩就出来了,然后就开始录取工作.我们是在贵阳二中参加高考,当时街上卖包子馒头的小贩们都在不停地问我们考得怎么样,难不难?可以说全社会都在关注高考的问题,那确实是整个社会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当年各个高校的招生老师们也都很兴奋,都说终于迎来了一批真正的大学生,能够给77级学生上课的老师,也会觉得这是一种荣耀、一种自豪.

《贵阳文史》：我们知道今天的高考都是先填志愿再参加考试,不知道何老师您当年填报志愿的时候是什么情形?

何力：填志愿也很简单的,那时候想到只要能读书就很高兴了,因此对读什么样的大学也没有太多挑剔.那时刚刚恢复高考,如果考不上大学的话就只能上山下乡去当知青.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看到兰州大学招收的人多,觉得被录取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第一志愿报了兰州大学,第二志愿报的是成都电子工业学院.当年前往学校报到时,兰州大学的招生老师不但给我们所有录取的学生写了,还带我们大家到成都旅游了一趟.

刚到兰大时,学校的墙上到处贴满了“”标语,校园里很多地方都还留有当年武斗的痕迹.那年我还19岁不到,在班里算是年纪比较小的,我们班的平均年龄是23岁,同学之中最小的有14岁,最大的32岁,差不多整整相差了一代人.

《贵阳文史》：在我们的许多采访对象中,77年高考前的身份多是知青、民工,他们都觉得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作为应届生的您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感受?

何力：我觉得我也改变了命运.当年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年轻人不是下乡就是进工厂,所以我也同他们一样,因为77年高考改变了命运.当时同学里年龄大的多半都当过知青,还有一些是走读生.各种年龄、各种经历的人都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于是就相互激励,学习风气也非常好,有点你追我赶的架势,于是每个人不学都不行.整个大学期间,包括77级、78级、79级的这些同学的学养都比较扎实,这也是我们这代人在大学里的普遍状态.

《贵阳文史》：当时您才18岁,算是77级学生中比较年轻的,您是这种氛围的创造者还是受益者?

何力：受益者.那时候高校的读书氛围是很好的,晚上要熄灯,大家为了继续看书就在宿舍里偷偷点蜡烛.后来学校发现后,我们就躲在被窝里用电筒看书.我们物理系的学生因为懂电,就悄悄地在墙里面埋一根电线,一直埋到寝室里,晚上用大毯子把窗子蒙起来开灯学习.或者就在厕所里洗脸的地方摆一张桌子,在那里看书.

《贵阳文史》：你们作为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一代大学生,当初读书时应该会有某种理想情结吧?这样的想法受了什么影响没有?

何力：那时候的理想现在想来觉得有些可笑,就是想当一位科学家.而且很幼稚地想着,毕业出来后就是一位科学家.至于影响,当时高考的那些学生,主要是想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时还没有市场经济,毕业后工作都是分配的,所以思想很单纯,很多人在学校的时候都没有想过要去找工作.

《贵阳文史》：那么在毕业之后,您是被分配到哪里呢?

何力：我们毕业后,可说是“头班车”,整个社会都在积极“拥抱”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毕业的大学生.我毕业后就分到贵州工学院,当时回到贵州来的本科毕业生可能最多也就几百人.那时候工学院的所有学生加起来也就1000多个,贵大的学生加起来也就2000来个.我们从兰州大学毕业的时候,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还说学校的目标是以后要办成万人大学,现在,都已是几万人的学校了.所以那时候全国所有毕业的大学生都有一个很好的平台.

《贵阳文史》：现在回过头去看,你们应该算是30多年前的幸运儿.但这也是你们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依旧未放弃过读书的梦想所得到的结果.那时候读书这件事情在你们心里面为什么始终这样神圣?对你们的人生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何力：那次高考对整个的一生,应该都是一种重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是从“”过来的人,而且从中国几千年的文人传统来说,无论任何时候,读书始终是每个人心中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应该这样说,在今天无论做出任何一点有成就的事,或是一些有遗憾的事时,都会看到曾经的那段影子.如果没有那样一段经历,今天我们的人生不知会是怎样的一番光景.

（何力系兰州大学1977级物理系学生,现任贵州科学院院长.实习记者周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