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人•至文•至情:洪业与杜甫

洪业,英文名William Hung,字鹿芩,号煨莲,1893年10月27日生于福州,后随其父去山东,23岁时赴美留学,曾在俄亥俄卫斯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联合神学院学习,1923年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并出任燕大教务长,参与了哈佛燕京学社和燕京图书馆的建设,1946年至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晚年定居于美国麻州剑桥（Cambridge）,1980年12月22日在医院逝世.洪业先生对杜甫研究用力颇多,成果丰硕,而当前关于他的著作或是着眼于其生平思想的整体介绍,如陈毓贤的力作《洪业传》,或是集中于其引得的编撰.它们固然都涉及到洪业的杜甫研究,然而并没有从整体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考察.事实上,杜甫及其诗歌贯穿了洪业的一生,从在山东的少年时始一直到侨居距麻州康桥灰街的晚年,他都孜孜不倦阅读杜诗,撰写有关学术著作,讲演以及进行相关的诗歌创作.

1942年,洪业被日军在北平狱中.社稷倾危,个人身陷囹圄,使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南宋末年的著名爱国人士文天祥.1280年文天祥被蒙古人在燕京狱中,其《集杜诗•,自序》中写道：“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其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在文天祥及杜甫人格力量的感召下,加上对杜甫诗歌的热爱,洪业决定效法文山先生,并向日军狱吏提出请求,让家人送一部《杜诗引得》或者任何版本的杜诗入狱以供他阅读.这一想法同时也是基于身陷狱中而无法从事学术研究的现实困境而产生的.洪业在《我怎样写杜甫》一文中阐述了其当时乐观而又苦闷的矛盾心理：

记得有一天在洗澡池边,偶与邓之诚（文如）先生相逢.他低声问我,有何感想?我答说：“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笔者注：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时从叛军营中逃脱至凤翔时所作《喜达行在所三首》中第三首的末句）话虽这样说,我每念到中原克复,恐怕要在我饿死之后,也不免惨然.（洪业《我怎样写杜甫》,发表于《南洋商报》1962年元旦特刊）

不幸的是,残酷的日军拒绝了这一请求,然而这从反面进一步激发了洪业对杜甫的热情,他许下宏愿,如能活着出狱,定将更为发奋地研究杜甫.

一、

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通常会在个人的成长道路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十四岁的时候,在父亲洪曦的引导下,洪业正式接触了杜甫诗歌.五十五年后洪业回忆起那段经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那时,我十四岁；我先父教我怎样翻检诗韵,开始做五七言律诗.他拿给我一部石印的《杜诗镜铨》；告诉我说：“不但杜甫如何做诗是可学的；而且杜甫如何做人也是可学的.”（洪业《我怎样写杜甫》）

父亲的教导铭刻在他的心中,同时洪曦的为人及经历也与杜甫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以至于陈毓贤女士认为洪业之所以极力维护杜甫是因为他潜意识下把杜甫与洪曦认同了.然而洪业并非从一开始就喜爱杜甫的诗歌,他坦承自己当时对杜诗没有多大的兴趣.这丝毫不奇怪,理解欣赏杜甫的诗歌,特别是那些历经颠沛世变而创作出来的诗歌,需要读者具备的丰厚人生体验和反复涵泳,这一点在从宋代以来的杜诗阅读实践中得到了多次的肯定,比如宋代李纲曾谈到的读杜心得：“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重校正杜子美集序》）洪业当时毕竟年幼,因此更青睐李白和白居易的诗,洪曦知道后给他打了一个比方,读李白诗如吃荔枝、香蕉,香味易晓,而读杜甫诗,则如吃橄榄、槟榔,越咀嚼越有味.出于敬尊严训,洪业用了一年半的时间通读了一千四百多首杜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到了“观其大略”.

其后洪业对杜甫及其诗歌的理解不断加深,他自己归功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仔细阅读了以前特别是清代学者有关杜诗的注解,更重要的是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经历了出洋留学,卢沟事变,华北沦亡等诸多事件,目睹了“政之腐败,官之贪婪,民之涂炭,国之将亡”等种种现象,能够在人生际遇上真正实现与杜甫的交流与对话.

1929年洪业身在美国,当时美国的汉学家弗洛伦思•,艾思柯（Florence Wheelock Ayscough）新出版了英语世界中杜甫传记的第一部专著《杜甫：一个中国诗人的自传》（Tu Fu：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Poet）,从杜甫的童年一直介绍到中年,并以时间为序,翻译了《杜诗镜铨》中的不少诗歌.杜甫在很早就被介绍到西方世界,虽然如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教授所言,要准确地指出这类研究发源于何时何地并不容易,但可以观察到的是,在英语世界中杜甫的译介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逐渐增多,理雅各、梅辉立、翟理斯等汉学家都对此有所贡献,不过这些研究尚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比较粗略、零散.艾思柯曾以与意象派女诗人洛厄尔合作的中诗英译集《松花笺》而闻名于世,她对杜甫及其诗歌无比热爱,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研究,成就斐然.在她逝世后,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在唁函中特意指出,艾思柯对杜甫诗歌的系统翻译是有助于西方了解中国的最大贡献之所在.艾思柯先后推出了两册关于杜甫生平和诗歌的著作,在英语世界中首次对杜甫生命历程和诗歌进行了较为详细、系统的介绍,1929年出版的《杜甫：一个中国诗人的自传》是第一册.作为一个同样热爱杜甫的中国人,洪业在读完该书后写下了题为《苦难的诗人》（A Poet of Suffering）的书评,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April 5, 1930）上.他首先对李白和杜甫的诗风进行了简要区分,强调了杜诗具备的沉重历史感,并对杜甫的生平进行了分期介绍.随即他结合自己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对艾思柯的研究提出了针对性意见.洪业肯定了艾思柯书中考虑西方读者而补充历史史实的做法,她将杜甫诗歌置于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并且按时间顺序介绍杜诗,这些都与洪业的看法基本相符.但洪业对书中杜甫生命历程的分期持有异议,认为艾思柯的划分具有主观任意性,特别是书中的“中年时代”这一部分明确标明起止年为746―756,然而却讲述了杜甫从757年到759年的诗歌与生活.洪业同时指出了书中存在的地理知识谬误,比如将杜陵误认为是奉天的一部分,认为杜甫出生于杜陵等等.由于艾思柯此书是向英语世界介绍杜甫,因此翻译问题也自然引起洪业的高度关注.他一方面指出了书中明显的误译,如将表示年代的“载”译成“revolution”,另一方面质疑了艾思柯引以为豪的字根法,认为它固然在某些场合能够呈现一些有趣的内涵,但在实际中的很多时候是行不通的,在后来用英语写成的杜甫研究专著里,洪业对于这一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驳斥.

二、

洪业在杜甫研究上的突出贡献之一当属其《杜诗引得》的编撰.虽说我国明代已有如《洪武正韵》这样的比较正式意义上的索引著作,但总的说来在此方面比较欠缺,随着中西交流的加深,二十世纪的中国呼唤着一场现代索引运动.“引得”为英文“index”的中译,受过国外教育的洪业鉴于索引在西方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性,极力促进此类工具在古代典籍研究领域内的发展.1930年9月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撰处成立,洪业出任主任,先后出版了经史子集各类文献索引64种81册,有力促进了古代文献研究的现代化,1940年9月发行的《杜诗引得》便是其中之一.

《杜诗引得》的产生既与洪业对杜甫的偏爱有关,也有机缘巧合的因素.当时洪业从其书坊友人处得到了一本嘉庆年间翻刻乾隆武英殿翻南宋宝庆乙酉广南漕司重刊淳熙八年郭知达集注《九家注杜诗》36卷,认为有“重予翻印,细予编撰引得之价值”,最终促成了《杜诗引得》之发行.它不仅囊括了《九家注杜诗》之全文,而且还采用了堪靠灯（concordance）式的引得,对杜诗实现了一字不漏的引得.这一策略也是基于洪业的观察所做出的,以往传统的杜诗诗韵寻检书籍,或早已散佚,或在实际操作中多有局限,日本人饭岛忠夫、福田福一郎合编的《杜诗索引》只适用于知道杜诗全句者,而对于有时仅仅知道句中二三字而欲检全诗的学者帮助不大.可想而知,有了一字不漏的堪靠灯,杜诗研究者们寻检起来就极为方便了.鉴于杜集版本较多,《杜诗引得》中还制作杜诗各本编次表,扩大了引得的适用范围,使之可以应用于二十多种卷第编次不同的杜集.作为一部嘉惠学林的利器,《杜诗引得》在编制上也颇费功夫：

《引得》者,编制之法,先以印就之《杜诗》样叶各若干张,按诗句剪贴卡片上,句五字则得五片,七字则得七片,其他如之.既逐片增注全文某页某首之,然后依引得法排列焉.连二字以上而为专名及习用之词者则合之,仍于其首字后各字具“见”片,庶寻检无漏也.（《杜诗引得序》）

《杜诗引得》的贡献不仅在于其作为一种查询工具的价值,其另一大亮点就是洪业在书前亲自撰写的长达六万余字的序文,对自宋至清杜甫诗集的重要版本进行了详细的考证、甄别与评论,内容丰富,堪称一篇杜集流传简史.

其后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北平的日军进驻燕大,洪业身陷囹圄.出狱后,他便致力于偿还狱中所作的进一步研究杜甫的许愿,而撰写一本有关杜诗的著作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方式.1947―1948年间,他应邀至哈佛教书,开设了一门有关杜甫历史背景的课程；1948年2月,他在耶鲁大学作了以杜甫为主题的讲座,他的学生和讲座的听众们都表示出很强的兴趣,并一致鼓励他用英文写一部关于杜甫的专著.195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洪业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实际上,洪业1950年就完成了手稿,之所以两年后才出版该书,主要是由于他在试图解决满足不同目标读者（汉学家和普通读者）的问题.在友人的建议下,其手稿分成两册发行,第一册是正文,主要向一般读者介绍杜甫生平及其诗歌；第二册则是包含了大量学术研究信息的注释,供汉学家们参考.洪业幽默地将上册形容为重在请神,描绘“杜甫是这样的”,下册重在打鬼,则阐明“杜甫不是那样的”.

第一册的正文由三部分构成,即前言、分为12章的主体部分和后记,均以杜诗中的一句为题,如前言标题为“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The sea monster and the purple phoenix are inverted on the short skirt）,意在批驳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对杜甫的曲解误读,尽可能地还原真实的杜甫,而主体部分第一章标题为“记一不识十”（One remembered, ten fotten）则在概括性说明由于材料的限制我们对杜甫的早年生活知之甚少这一情况.该书的前言作为请神的序曲,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简要梳理了有关杜甫生平的研究,强调了杜甫生平在其诗歌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西方读者而言,这一点不太容易理解.洪业也常常遇到类似的询问,在书中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当聆听鸟儿在春天的歌唱时,人们能略晓其趣是因为我们对阳光、绿草、鲜花等春天般气息与心绪的背景了然于胸中.检测如我们将鸟声录下来,在北极附近的阴冷黑暗之地播放,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其背景并欣赏其意蕴.可是如果北极熊碰巧听到了,它是无法欣赏的,因为它对春天的氛围一无所知.洪业认为,诗歌并不总是向读者展露其背景,而在艺术上中国诗追求以简练的文字传达无尽之意,杜甫就是精通于此的杰出诗人,而且其诗号称诗史,蕴含着强烈的社会关注,因此读懂其人对于读懂其诗大有裨益,这也是杜诗体例上应该以时间为序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虽是请神的序曲,顺手所及之处,也难免要打打鬼.由于该书面向英语读者,洪业便重点打了洋鬼.由于杜甫其人与其诗是杜甫研究的两大支撑,洪业的打鬼运动也沿着杜甫的生平介绍和杜诗的英译这两个轨道进行.当时对杜甫生平介绍的英文资料并不多,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于1891年开始筹划并最终于1898年正式出版的《古今姓氏族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一书在这方面无疑是颇具影响力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洪业提到了1934年出版的一本杜甫蜀中所作诗歌英译选集中,其有关杜甫生平的事迹几乎是完全从翟理斯处照搬而来.《古今姓氏族谱》中第2058条是有关杜甫的条目,字数不多,错误不少.让洪业诧异的是,有一些叙述非常荒谬,看上去不可能来自中国.经过调研,洪业发现其源头在于18世纪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1780年发表的《杜甫传》.他在讲述杜甫生平时强调有趣,可惜脱离史实较远.原文用法文写成,现已不易觅得,兹将洪业所引用钱德明之例部分转述于此：

再如他叙述肃宗放杜甫出朝,去华州做抚台,杜甫一到,看见地方的混乱,就知道任何改良都要徒劳无功.他既爱好自由,马上要决去留.在举行上任典礼时,他脱下冠服,放在案上,对案鞠一大躬,走开；溜之大吉.他化装躲在成州乡下；摘野果挖草根为食.到冬天,因饥饿,不得已带几首诗篇到城市去卖钱.不意被人认出是杜甫；地方官奏报皇帝；下来一道拜官敕旨,派他在当地管理仓廪!杜甫却不肯接收这封文件；只说：“你们把信送错了.我不是杜甫.不要耽误时间,快去找他.”（洪业《我怎样写杜甫》）

正如洪业所言,在钱德明笔下,杜甫成了一个“很有趣而甚无用,忠君爱国而遁世逃名的诗人”,在西方早期有关杜甫生平的介绍上经常可以窥见钱德明上述戏剧般描述的影响.

戳穿了关于杜甫生平的鬼话以外,洪业还着重澄清了一些杜诗英译的问题,进一步评论了艾思柯所译的杜诗.在翻译所依据的底本上,艾思柯使用了杨伦的《杜诗镜铨》,优于奥地利学者赞克（Erwin von Zach）所依据的张《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他肯定了艾思柯对杜诗采取的选译而非全译的策略,认为赞克将全部杜诗译成德文,其志可嘉,其行不智.在洪业看来,杜诗全集中有的诗比较模糊,甚至缺乏逻辑性,很难理解,一个明智的翻译者应该不予涉足.艾思柯女士明白这一点,她青睐于翻译那些有助于说明杜甫生平以及她自身喜欢的诗歌,这无疑是明智的.不过在具体翻译上,艾思柯的汉学功底与赞克相比较为逊色,她的中文老师朱龙（音译）对唐代的了解也有限,因此在翻译中存在着不少错误.最要紧的是,有很多错误是由于艾思柯固执坚持其独特的字根法造成的,对此洪业提出了有力的质疑.艾思柯所谓的字根法其实萌芽较早,在1921年她与洛厄尔合作的《松花笺》中就已经被明确提出了,只是在该书里尚未得到广泛应用.当艾思柯后来独立翻译杜诗时,她大张旗鼓地重申了此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从字根的角度来进行翻译,同时通过对汉字字形和构成部分的研究,发掘出其蕴含的潜在意蕴.她坚信诗人在创作时,往往会面临同义字的选择,即从数个在当时具有相似意义的字中选出最合适的,而诗人在决定取舍时通常所关注的是该字的原始意义所具备的独特意蕴.如在翻译《夜宴左家庄》第一句“风林纤月落”时,艾思柯给出了令人诧异的英译“Wind wees, of forest shadows and fallen moonlight, a pattern, white in warp and black in weft”（风将树影与落月织成白经黑纬的图案）,这是由于她从字典中发现“纤”字除了通常“纤细”的意义以外,还可以指白经黑纬的丝织物,而后一种古老鲜见的意思,迎合了她的美感想象,使她觉得作为一个忠实的翻译者,只有采取这一意思方能真正传达出杜甫有关月色的比喻.洪业对此大不以为然,指出,首先以织物来譬喻穿过树林的月光并不妥当.检测如这个譬喻在实际中成立,那更可能是白纬黑经而非白经黑纬；其次好的诗歌通常引导读者,让读者自己去感受而非直接告诉他们某物如何.杜诗之所以杰出,是因为它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如果将读者引至该意境后,又随之用一种非常具体的织物进行比喻,那无啻于狗尾续貂,画蛇添足.再次,诗句的语序及与下一句的对应决定了纤字只可能是形容词而不能是名词.最后,艾思柯喜欢提及的《说文解字》对纤字的解释也只有细的意思,所谓的“白经黑纬的丝织物”很可能是在极个别的场合根据上下文推测出来的意思,决非该字的远祖,而是想象中的远方表亲.

那洪业自己又是如何请神的呢?总体上是就其所知,从正面介绍杜甫的生平及时代,并翻译了374首杜诗来予以说明.在描绘杜甫所处的时代时,他强调那些有助于理解诗人生平和思想的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以及有交往的友人,而对于那些虽然重要却与杜甫关系不大的部分则略去不谈,并在同时对杨伦有关杜诗的编年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在翻译上采取选译,优先考虑包含杜甫生平重要信息的诗歌,其中包括极少数从文学角度看上去比较普通的诗歌,因为它们具有历史价值.具体翻译过程中,他没有遵循直译杜诗,因为这样做既费力又会造成很大的误导,他更关注在诗歌和特定背景下诗人试图与读者交流的精神所在,因此他也拒绝削足适履,没有将英诗韵律节奏等形式要素强加于他的英语翻译之上.

该书的第二册主要是非常详实的注释,针对第一册从前言和后记的各个章节中所涉及的重要问题补充了大量的学术性注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前言的注释中,洪业认真梳理了此前西方有关杜甫研究的资料,内容涵盖杜甫与西方诗人之比较,杜甫生平介绍以及诗歌翻译,时间从18世纪末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上半期,这些资料既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参考,也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在翻译和拼写等方面存在一些瑕疵,洪业此书的价值得到了很高的认可,在该书出版的同年,友人杨联于《哈佛亚洲研究学刊》撰写了书评,称其为理解唐代文化做出了的重要贡献.1956年署名为D.E.W的学者发表的书评中称其书可读性强,历史信息丰富,甚至时至2002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倪豪士在其文章《美国杜甫研究评述》中仍然给予它很高的评价,指出该书是“至今仍被认为是最好的用英文写就的研究著作”.

三、

对洪业而言,这部专著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对杜甫研究的终结.其后他继续探索、反思,1972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刊》第32期发表了一篇书评,评价了悉尼大学学者戴维斯（A. R. Dis） 1971年出版的《杜甫》,对比了他自己与戴维斯在杜甫研究上的不同,肯定了戴著的贡献,认为它文史并重,尤其是强调了杜诗的文学特质,同时也重申了他关于杜甫人格与诗歌创作难以分离的观点.1962年在《我怎样写杜甫》一文中,已近古稀之年的洪业回顾了自己研究杜甫的经历,阐释了杜甫作为诗圣的内涵,即“一个至人有至文以发表其至情”,并在文末对在此前所撰的专著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修正,1974年,洪业用中文撰写了一篇《再说杜甫》,实为其英文《再说杜甫》（Tu Fu again）的中文提要,由《清华学报》刊发,分为三大段：孙山遗憾,版本问题以及正误补阙.1977年以后,洪业的身体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衰弱迹象,可是他依旧对杜甫及其诗歌充满了兴趣,他的思路依然敏锐.陈毓贤曾在《洪业传》提到一则轶事,1979年洪业应邀在哈佛讲演时,借机指出了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书中将杜甫拒绝河西尉一职视为不愿去穷乡僻壤的谬误,将其归为杜甫对普通民众的同情.

洪业先生的杜甫研究有两大突出的特色：一是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将杜甫的人格、生平与其诗歌创作相提并论,从历史的角度来关照诗歌,通过诗来循序了解杜甫的一生,实现了诗与人的汇聚,这不仅是简单的“知人论世”,其间更体现出强烈的人格信念与认同；二是治学态度端正、严谨,能够倾听不同的学术意见,发现自己的不足,比如在阅读张元济先生写于《宋本杜工部集》（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后的长跋之后,便对此前认为钱谦益所据吴若本为杜撰的观点有所更正.观其一生,洪业先生学风严谨,襟怀坦荡,实为后学之表率,他不仅极大推进了海内外的杜甫研究,而且不忘鼓励后人在此领域继续开拓,如同杜甫在诗中所说：“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与老夫.”先生也坦言将杜甫其人其诗这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风景分留于后来人赏析.

（作者单位：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