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现实

你是怎么遇到江志强的?薛晓路：我2005年写完《海洋天堂》以后找了很多投资人,但都没有下文.我辗转了快4年,有个合作过的朋友认识与江志强先生有合作关系的邓汉强先生,就和邓先生说有个剧本非常好,能不能帮忙想点办法.邓先生说江先生有一个新导演的计划,可以把剧本投过去试试.那时候我也没抱太大希望,本子在圈子里流传很广了,不介意再多投一个地方,就给他发过去了.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江先生是谁,Google了一下,觉得他太有名,我基本没戏了.这中间江先生也发来过一些修改意见.大概一年时间,剧本改了三回.忽然有一天那边说,“江老板想见你”,我们就飞到香港和他还有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起吃了个午茶,一个小时左右.我把所有关于这个项目所做的功课全说了,包括周期上、演员上的考虑,资金上的想法.当时也请了另外的公司做了预算,告诉他成本大概是多少,我想要的风格是什么等等.江先生基本没有发表意见,但他问了我两个问题,让我印象非常深：

第一,你是从哪年开始跟电影这个人群接触的?做到什么时候?都干了些什么?我觉得这个要没做过的,肯定就说露馅了.

再有一个问题,他说你的拍摄时间是怎么想的?我说我想的是40天,水上的部分比较好拍,但水下我没有经验,包括演员在水底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时间会长点.老板说40天不可能,最多30天.这次拍《北西》他也对日子要求得很严格,38天必须拍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现实主义题材几乎就都意味着票房不佳,比如去年的《飞越老人院》,你的处女作《海洋天堂》也是这样.

薛晓路：电影本身的商业属性是没有办法回避的.观影人群现在主要是年轻人居多,这些年轻人所聚焦的话题,是他们写票很重要的因素,老人题材确实进不了这群孩子的视野.而《海洋天堂》一开始的时候,江老板也觉得可能会不太好卖,要求我改得喜剧一点.改完我觉得不行,改飞了,就又改回来了.《海洋天堂》是我一直坚持要自己拍的一个本子.

为什么会有《海洋天堂》,而且要坚持自己拍?

薛晓路：我1994年刚工作没多久,看杂志说“星星雨”自闭症儿童学校的故事,这学校离我也挺近,就过去帮帮忙.帮阿姨照顾一下孩子、护送一下募捐箱、帮他们拍拍东西什么的.2004、2005年的时候,我认识的那批自闭症孩子都长到20多岁了,妈妈爸爸们都50多岁、60多岁了,这群人开始很担心他们去世了以后孩子怎么办.在那个时候,很多讨论说着说着就绕到这儿,这对我来说触动很大.我跟了他们十多年,但没有看到政府对这个群体有什么帮助,或者制度上的变化,所以那个时候就特别特别想写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故事是我想讲的,交给别人不一定还是原来的故事了.

这部片子之所以有票房发酵作用,并不是因为它是个爱情电影,它还有普遍性的话题和对于现实的反映

所以,遇到江志强算是一个新导演非常幸运的事了?

薛晓路：对,目前我的两个电影都是和江先生合作的,我觉得他对创作者很开放、很尊重.他的这种信任与支持,对于一个片子的成功有很大的推动.他会让我觉得,这个项目跟他做能做出个样子.另外,他这几年都在跟新导演合作,新导演创作的想法、创作的和,他也很尊重,他觉得这是新导演最有价值的地方.

和江老板合作以后,预算、演员阵容和幕后团队的档次一下子提升了?

薛晓路：对.一开始我们还在想,找谁来拍?当时我们希望父亲一角是个知名演员,儿子是个新人.后来杰老板（李连杰）经过香港,江老板把剧本给了他,让他考虑一下.我当时还觉得不靠谱,他拍打戏的,而且那么贵.大概三周以后,江老板说杰老板答应了,真的是很意外.听说杰老板当时也专门去问了“星星雨”,说有没有这个人,那时候“星星雨”是壹基金的典范工程,那边说有这个人,不是骗人的.

现在你可能也有一些选择权了,在选择老板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他的什么?

薛晓路：我是拍电影的,最需要他懂电影,而且简单.我本身也并不太擅长社交,也没有这个,比如来回来去吃很多次饭,对我来说都是压力.跟江老板开会一般都是半小时,比如说这次讨论到底用哪个公司的电脑动画,去了半小时就是说这些,说完就撤,我完全可以放心地去安排接下来的事.这些都会让我觉得轻松.

那这一次《北西》的票房成功,你更高兴的是验证了你拍类型片的票房潜力,还是里面的价值观获得认可?

薛晓路：我想还是价值观,因为类型片所有人都可以拍,但价值观和里面藏的私货是我的,这是我发现和传达出去的.中国的一些爱情片也都是按类型片做的,但这部片子之所以有票房发酵作用,并不是因为它是个爱情电影,它还有普遍性的话题和对于现实的反映.我要努力做成一个合格的好电影,故事完整,人物清楚,逻辑渐进,不矫情不别扭,有基本合格的电影语言和好的感觉.好电影最后能发酵,还是因为观众觉得它和现在的电影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