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企业成长速度的结构方程

[内容摘 要]文章利用世界银行对我国企业投资环境的调查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检验政府管制、法律保护和融资约束三者对企业成长速度的影响路径和作用力度.结果表明,影响企业成长速度的主要因素是法律保护和融资约束,良好的法律保护促进了企业成长,较高的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成长,虽然政府管制会通过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速度间接产生作用,但没有发现政府管制对企业成长速度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因此,要促进我国企业又快又好地发展,最重要也是最需要解决的是：（1）加强法制环境建设,为企业发展打造良好的法律平台；（2）完善金融环境,为企业发展打造宽松的融资平台.

[关 键 词]政府管制；融资约束；法律保护；企业成长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依赖于这个国家的企业健康快速成长,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规模的扩张速度,一直受到企业经济学者的广泛关注.总结以往的研究文献表明,影响企业成长的决定因素有三种观点——“法律保护观”、“政府管制观”和“融资约束观”.此类文献的研究模型一般是将三者中的一个作为研究对象,把另外两者作为控制变量加以约束,观察它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这样处理虽然能够反映一定的问题,但是不能够给出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更缺乏三者影响企业成长的清晰路径和各自作用力度的大小.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对我国企业投资环境的调查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将三者放人一个系统中,研究它们对企业规模扩张速度的影响,为企业健康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理论文献分析与研究检测设

(一)政府管制与企业成长

政府管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可分为“帮助之手”说和“掠夺之手”说.“帮助之手”说是基础市场失灵,当市场的“无形之手”无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而站出来进行管制,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如：合约履行管制避免了外部干扰而造成的“合同扭曲”,由此降低企业市场交易成本,推动其成长.“掠夺之手”说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失灵,即政府并不比市场拥有更多信息,政府管制中可能存在“私人利益”,导致政府管制的结果不但没有提高市场效率,反而使市场失灵恶化.如：“政府管制俘虏理论”认为,政府通过管制行为造就了具有自然垄断地位的强大垄断者,而后者则得以利用其强大的垄断力量和“寻租投资”来影响政府,使政府的决策进一步对它有利,于是管制迷失了方向,原本为公共利益怎么写作的管制被私人利益破坏,管制当局被“收写”,管制者被“被管制者”所“俘获”,从而造成政府失灵,使市场变得更加无效；“过路收费亭”理论则认为,政府管制体现了政治利益,政府官员可以通过运用管制权力,向企业索取租金,也不利于企业成长.

国内直接研究两者关系的文献较少,多数文献关注政府管制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企业融资的影响,这方面的文献发现良好的政企关系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放松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发展.二是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文献研究表明,政府干预会导致企业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这都导致企业投资效率低下,从而抑制了企业成长.三是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陈信元和黄俊研究发现,政府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更易实行多元化经营,由于政府更多地出于政治目标和社会职能的考虑,政府干预下的公司多元化经营,降低了企业的绩效；张敏和黄继承也发现,政治关联企业的多元化程度要显著高于非政治关联企业,但是,他们认为政治关联帮助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多元化资源,降低了企业多元化带来的风险,政治关联作为一种替代机制确实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四是对企业税收优惠的影响,吴文锋等发现,在企业税外负担较重的省市,高管的政府背景帮助企业降低了企业税收负担；吴联生研究发现,公司国有股权比例越高,其实际税率也越高；非税收优惠公司的国有股权正向税负效应显著高于税收优惠公司.五是对企业并购的影响,方军雄发现地方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更易实施本地并购,更多的实施无关的多元化并购,而政府控制的企业则可以突破地方政府设置的障碍,实现跨地区并购；潘红波等发现地方政府干预对盈利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负面影响,而对亏损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正面影响.这说明,出于自身的政策性负担或政治晋升目标,地方政府会损害或支持当地国有上市公司,这为政府“掠夺之手理论”和“支持之手理论”都提供了实证支持.

上述理论文献表明,政府管制通过不同的路径作用于企业经营,对企业成长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作用效果,良好的政府管制会给企业带来贡献,促进企业快速成长,不良的政府干涉会给企业带来负担,抑制企业成长.由此提出本文的检测设

1：良好的政府管制环境对企业成长速度具有促进作用.

(二)融资约束与企业成长

早期有关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间接地讨论了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如Schumperter最早指出,发达的银行业可以缓解企业融资困难,促进企业成长,推动经济发展；Rajan和Zingales研究显示,对于更加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来说,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缓解其融资压力,促进行业增长；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发现积极的股票市场和发达的银行部门有助于减轻倚重外部融资的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其发展；Levine等跨国别的研究发现,金融相似度检测的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这些研究都表明,金融发展程度越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企业成长速度越快,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直接研究融资约束与企业成长关系的文献也发现,企业能否及时获得外部融资,直接影响到它能否把握新的投资机会,推动企业成长,尤其是对新成立的企业和小企业作用更加明显.

关于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企业成长的研究,有证据表明融资约束会影响企业行为和战略,如固定资产投资行为,营运资金的投资行为,的管理政策,存货的需求,研发支出和创新战略等,最终影响企业成长速度.另外,研究企业对当前的财务危机作出反应的证据表明,企业对融资约束的反应存在差异,当面对融资约束时,有些企业趋向放弃一些投资项目,尽管它们有能力投资,尤其是那些经历低成长的企业,表现出较强的出售生产性资产获得的倾向.这种异质性反应意味着融资约束对不同成长速度的企业,其影响程度也会存在差异.最近关于融资约束与企业成长的理论模型也发现,融资约束不但影响企业成长,不同成长速度的企业对融资约束反应的差异,会影响其投融资行为.由此得出检测设2：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速度具有抑制作用.

(三)法律保护与企业成长

自LaPorta等《法律与金融》的开创性研究之后,关于法律保护程度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沿着两个脉络展开,一是从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视角研究法制环境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强调产权保护水平的改善,重点关注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写作技巧问题,该研究模式隐含的逻辑是,法制环境对私人产权的保护程度越高,企业投资的意愿越强,企业成长速度越快,进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二是从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视角研究法制环境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认为企业成长是一个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源泉,企业家能够为他们的经营筹集到资金,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企业家能否筹集到资金取决于投资者是否愿意把资金交给企业,以换取未来的投资回报.如果没有良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措施,投资者就不会为企业融资,抑制金融业发展,从而阻碍企业成长.Rajall和Zingales发现发达的资本市场促进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尤其是当这个行业需要从外界融资的时候.一些直接分析法制环境影响企业成长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企业面临的法制环境也直接影响了其成长速度.由此提出检测设3：良好的法律保护环境对企业成长速度具有促进作用.

二、样本数据与相关性分析

(一)样本数据

本文使用世界银行2005年公布的对中国企业投资环境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这次调查涉及6个区域：东南（包括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山东等）、东北三省、华中（包括人口密集度很高的五个省）、西北、西南,共计对120个城市的企业进行调查,每个城市调查100家公司（直辖市调查200家公司）,总计调查了12400家企业.所调查企业中包括化工、机械制造、运输设备制造、食品加工、纺织及电子企业,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认为,这个样本被实践证明与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情况是相符的,具有中国制造业的代表性.

我们采用所调查企业2003年和2004年销售额增长率作为企业成长速度的两个观察变量,分别记作growth2003和growth2004.对应三个企业成长学说,引入三组变量,分别测量政府管制、融资约束和法律保护的水平.

首先,我们使用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调查数据中的四个子问题,作为政府管制的观察变量,测度政府管制水平.它们分别是：（1）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每月与政府管理部门打交道的时间长短,代表政府管制负担,该指标共分1天、2-3天、4-5天、6-8天、9-12天、13-16天、17-20天和大于21天,共有8个级别,记作J1；②（2）2004年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如接受调查、参加会议）,代表政企关系水平,该指标共分五个级别,1为坏、2为一般、3为还可以、4为好、5为很好,记作J6；（3）过去5年企业并购活动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代表政府对企业并购的管制倾向,该指标共分五个级别,1为较大负作用、2为有点负作用、3为没有影响、4为有点正作用、5为较大正作用,记作J8；（4）政府部门中对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官员比例,代表政府管制贡献,该指标使用作出贡献官员的百分比衡量,记作J9.

其次,我们使用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调查数据中的两个子问题,作为法律保护的观察变量,测度法律保护水平.（1）在企业所在省份,当企业与供应商、客户或者分支机构之间存在争议时,企业有多少信心认为该争议能够得到地方法律系统的公正处理,该指标使用百分比计量,记作J31；（2）在商业和法律纠纷中,企业的法律合同和产权被保护的比率,该指标也使用百分比计量,记作J7.

最后,使用企业进入金融市场融资（担保）和融资成本（如利率）影响企业经营发展的严重程度,作为融资约束的观察变量,测量企业融资约束的程度,分别记作b107和b108,两指标都分五个级别,0为没有影响、1为较低影响、2为中等影响、3为高影响、4为很高影响.

(二)相关性分析

表2给出了各观察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考虑到许多观察变量属于定序尺度变量,这里主要分析speARlnan相关系数.政府管制负担与企业成长速度变量的相关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另外三个政府管制变量与企业成长速度变量显著正相关；两个法律保护观察变量都与企业成长速度变量显著正相关；两个融资约束变量与企业成长速度变量显著负相关,这表明良好的政府管制和有效的法律保护有助于企业成长,而企业融资约束限制了企业成长.另外,政府管制、法律保护与融资约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政府管制负担与企业融资约束正相关,其他政府管制变量和法律保护变量都与企业融资约束变量负相关.

三、模型构建与拟合结果

(一)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和对数据的描述统计,我们构建两个决定企业成长速度的结构方程模型.模型l检测定政府管制、法律保护与融资约束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模型2检测定政府管制和法律保护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政府管制水平和法律保护程度会通过影响企业融资约束从而对企业成长速度产生影响.通过比较两个模型的适配结果,探讨三者如何影响企业成长速度.用η表示企业成长速度；ζ1表示法律保护程度；ζ2表示融资约束程度；ζ3表示政府管制水平,两个结构方程模型可表示为：

观察变量与潜变量（构念）之间的关系为：

(二)拟合模型与检验

使用极大似然估计进行14次迭代得到两个结构方程的拟合模型（见图1和图2）,表3是两个结构方程的系数拟合结果,表4是两个结构方程中政府管制、法律保护与融资约束之间的相关系数和协方差.从两个结构方程模型的整体适配效果看.两模型的卡方值（discrepancy）都为330,比较高,因卡方检验受样本量和样本分布的影响较大,Hu和Benfler推荐在模型拟合的绝对检验概率值（P）低于0.05,模型被拒绝时,使用塔克·刘易斯指数（TLI）和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检验模型适配度,当RMSEA值低于O.06,TLI值为0.95或更高,表明模型适配较好.两个模型的RMSEA都是0.029,TLI都是0.951,按照Hu和Bentler推荐的拟合测量标准,两个模型拟合得都很好.（三）拟合结果分析

两模型中观察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拟合系数都非常显著,表明所选择的观察变量较好地体现了潜变量的内容.就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言,由模型1可知,良好的法律保护促进了企业成长,较高的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成长,政府管制对企业成长速度虽然存在正向作用,但不具有显著性；由模型2可知,政府管制对企业成长速度虽然不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但通过融资约束间接促进了企业成长,而法律保护虽然直接促进了企业成长,但通过融资约束间接地抑制了企业成长,这一点可能受政府管制与法律保护高度相关的影响,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581,且非常显著.总之,由模型1修改为模型2,把政府管制、法律保护与融资约束之间的相关关系改为因果关系后,模型的适配度没有降低,这表明政府管制、法律保护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前两者对后者产生作用,而不是相反,模型2也更符合经济理论的含义.

从模型2中标准化的系数可知,三者对企业成长速度的作用力度为,法律保护对企业成长速度的直接促进作用为0.96；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速度的直接抑制作用为-0.037；因政府管制直接作用于企业成长速度的系数不显著,视同为0,政府管制通过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速度的间接作用仅为0.006,非常微小.由此可知,影响企业成长速度的主要因素是法律保护和融资约束,政府管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较小.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影响企业成长速度的主要因素是法律保护和融资约束,良好的法律保护对企业成长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具有直接抑制作用.我们没有发现政府管制对企业成长速度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合理的政府管制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间接地促进了企业成长,但作用力度很小.该文研究结果丰富了法律保护、政府管制、融资约束与企业成长关系方面的研究,清晰了法律保护、政府管制和融资约束三者影响企业成长的路径.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尽管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如政府干预过多,融资约束较为严重,得不到较好的法律保护,但是这些问题的轻重缓急程度不相同.当前最重要也是最需要解决的任务有两个,一是为企业创建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这包括如何切实保证法律的公正和公平,提高对企业经营合同和产权的法律保护效率,维护正常的企业经营市场秩序；二是大力促进金融业的发展,为企业提供一个宽松的融资平台,解决企业融资困难的结症.在法制环境能够有效地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和企业融资约束得到较大程度改善之后,分析政府管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才有经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