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亚洲的商业规则

亚洲的语言文字与西方印欧语系在结构上存在极大的差异,其复杂难懂使西方人望而生畏.INSEAD亚洲商业与比较管理学客座教授迈克尔·维特（MichaelWitt）与合著者戈登·雷丁（GordonRedding）撰写了一篇名为《亚洲商业制度》的论文,旨在揭开亚洲营商之道的神秘面纱.

维特介绍说,每个经济体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统称为“商业制度”.其中一些经济体,例如中国,甚至有不止一套的商业制度；对于想在亚洲获得成功的商业经营者,了解这些商业制度如何运作至关重要.

维特和雷丁研究和比较了亚洲区内南至印度、东至日本的主要经济体的商业制度,并依据相似性把这些商业制度分类.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亚洲地区存在五大商业区域,包括后社会主义的经济体（中国内地、印度、老挝和越南）、先进的城市经济体（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先进的东北亚经济体（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及自成一体的日本.

然后,他们又比较了各商业区域内不同经济体的教育程度和劳工技能、政府角色、投资和文化影响力.当中的许多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并影响着投资或市场策略.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教育程度存在巨大差异,印度有61%的成年人会读会写,日本则有99%.区域内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忽视技能培训,只有日本的企业为员工提供广泛的在职培训.在中国内地、印度、老挝和越南,尽管国有企业有能力提供在职培训,但情况都不尽理想.

社会资本凸显信任价值

在亚洲,各国政府所担当的角色各异,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地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该区域内许多大型企业都受控于政府或名门望族.政府在商业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不过,类似情况也出现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经济体中.除日本以外,名门望族的巨大影响力随处可见.

“社会资本”在商业关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这些地方经营,“信任”至关重要.在中国和区内其它经济体,政府官员更乐意向他们信任的党友公司批出融资.对外来者的信任度不足导致区内商业团体盛行.维特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商业协议在区内不易执行.”对外国人信任不足也窒碍了亚洲企业和外资的合作进程.维特和雷丁也指出亚洲与南欧经济体存在的相似之处.“在（亚洲）许多地方,人际关系实际上比规章制度更重要,对于外来者尤其是来自欧洲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的人,这可不容易适应.有趣的是,如果你来自南欧,你可能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亚洲企业的决策权通常操在企业主手中,大多数决策都是由上向下传达.“亚洲大多数经济体的企业奉行自上而下的决策管理制度.管理权高度集中,很多时候是拥有重大股权的公司董事长独揽大权.维特说：“只有日本例外,当地企业实行集体决策,决策权不只是自上而下,公司的其它智能部门也参与决策."

亚洲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实行特定的产业政策,向国有和私营公司批出经营牌照和提供贷款.银行仍然是大多数企业的主要融资来源,但由关系网构成的非正式融资网络同时存在,特别是在区内较为贫穷的经济体.许多企业集团和财团都拥有自己的银行,例如,在韩国,主要企业集团的金融投资活动有一部分是通过自家的非银行融资机构如保险公司负责进行.

法治程度影响商业成本

对于在亚洲经营的外国经理人来说,当地的法治程度至关重要.维特和雷丁的研究论文引用了世界银行的一个指数,该指数衡量亚洲各国的法治程度以及国民对政府的信任度.研究覆盖的13个亚洲国家的得分平均值为0.30,其中老挝得分-0.63,新加坡得分1.69（得分越高越好）.19个西方国家样本的得分平均值为1.62,其中意大利得分0.38,属于该指数的低端.“这个指数告诉你合同是否可靠、法律是否可以信赖,而这些因素与商业交易的最终成本息息相关.盎格鲁-撒克逊人去到哪里营商都倾向于与对方签合约,而他们也相信人们会信守合约.“维特强烈建议经理人细分该区域内文化和制度之间的差异.“很多时候,公司会制定区域性战略；但如果在实际情况各异的不同市场中都采用同一套策略,公司将会遭遇到‘外来者劣势’,公司的营运效益将大打折扣.”

在亚洲地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无处不在.“很多跨国公司实际上都把中国变为自己的生产基地,更确切地说,把它变成组装基地（至少过去是如此）；西方国家和日韩两国的企业把机器设备迁移到这里,并由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输入零配件到这里来完成组装工序.因此,首先是区内较先进的经济,然后是中国成为组装基地.”维特说.

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在工业革命发生前的两千年中,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未来,亚洲将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西方企业如果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走向亚洲；而毋庸置疑的是,他们是否会取得成功将直接取决于他们对该区域的了解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