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左派

选了一门研究生课,“社会运动与抗争政治”.我算是有一点亲身经验,零零碎碎的观察思考,更多困惑,所以有一点期待.提前5分钟到教室,只有一个金发女生,对着一台电脑.我临窗坐下,没什么事.教室很小,长条桌摆成一圈儿,能坐十几个人；靠门墙上有块白色写字板,对面有投影幕布,卷上去了；再上面是个挂钟,秒针连续转圈,看不出一秒一秒,更没有滴答声.匆忙忙洗澡吹头发换衣服赶过来,这才心跳回落,精神松弛,觉得热,静得发痒,莫名失望起来.学院坚实的建筑、强大的秩序,有一种奇异的徒劳之感.

只有4个学生：女生Patricia,华裔美国人,社会学系博士生；女生Amy,美国人,政治学系和社会工作学院双修博士生；男生Johan,韩国留学生,商学院博士生；我.老师Kiyo是日本人,大概还不到40岁,个子不高,很匀称,面目清俊,短头发,上了点发油抓了抓.他还没拿到终生教职,正是最辛苦的时候.有一次上课,他忽然说,我的小儿子上个周末出生了.我就想,多密实的一段人生啊,回忆里的峥嵘岁月；真是一点看不出来,穿特别讲究的一件立领外套.大概确实非常要强,开头第一句就说,“我知道下次课人会多一些”,轻微一丝不满和尴尬.介绍课程设置,发送阅读书目,就下课了.我有一点怅然,果然还是这样,认真准备的事,一旦开始了,走进去,就会觉得特别稀松平常.

早在亚马逊上订了教材,其中一本非常贵,微不足道地减轻了一点负疚感.这个项目发太多钱了.WallaceHouse门口挂个牌子,介绍基金会,其中一句说,致力于增进美国人民的知情权.我怎么也推导不出,发钱给我,何以能够帮助达成这个目的.选课以后,所有阅读材料都可以下载,那本又厚又大的贵书别人都没写,每次我堂皇地摆出来,简直像挎LV的中国游客.刻意解释就更不好,忍了几节课,好像也就习惯了.

读得算比较认真,用荧光笔画了许多道道.可是其实非常失望,50多篇必读论文,只有几篇有真正发现,能够说服我,令我对社会科学保持敬意.其余的,或者说些无须论证的废话,或者故意抬杠,过度解读,直接把《纽约时报》的报道频率当作运动活跃度指标来使用.有一个叫Snow的学者,应该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两本教材他都是编者.几乎每个礼拜都要读他的论文,有一些非常差,但是发在顶级学术期刊上.Amy把那一沓打印纸摔在桌子上,说,Snowagain!论文都是Kiyo选的,可是连他也笑,外面也确实在下雪.Amy脸有点红了,还是继续说,我想知道为什么这种论文可以发表在xxx上?就因为他是Snow?所以匿名评审也都知道是他?她说话很慢,愤怒也不会高声,更像是惊奇、难以置信.可能还是嫌自己太激动,难为情、又很坚决地说,我真的真的不喜欢他.我向来喜欢看人突破顾忌,这一幕真有点惊喜；本来就可遇不可求,何况是在我始终没能深入的美国.Tom说,我觉得Snow有一些论文写得很好,这一篇也没有那么糟等他向来都有不同看法,那态度类似于“辩证地看问题”,换一个人可能就会非常讨厌,他却只是显得幼稚纯真.

第二次课只来了一个新同学,就是Tom,社会学系博士生,美国人.二十五六岁,总穿厚绒布格子衬衫,已经有点小肚子了,表情还是个小孩,活泼的蓝眼睛,不论看谁都直直盯着,永远在乐,真高兴的那种,露牙乐,争执激烈也还是在乐.只有小孩才那样,默认状态就是喜乐.他跟我坐同一排,在另外一端,每次都带一个很红的苹果,没多久就从书包里拿出来,在桌子底下摩挲,一会儿拿到上面来,两只手来回倒,简直要焐熟了.一般等不到中间休息,就吃了起来,吃完去门口扔苹果核,手还是黏的,伸开五指悬在桌上.有一天Patricia说,在Facebook上看见Tom未婚妻的照片,很漂亮啊.Tom又害羞又兴奋,说他6月份就要结婚了.中学同学,家乡女孩,毕业以后恋爱的.我特别为他高兴,擅自认为那些苹果都是她放进书包的.

Patricia不会讲中文,说在中国工作过两年,北京和武汉,没说是做什么.她说话我总听不太懂,可能就是美国腔,又快又滑,连成一片,不像Amy,慢,一句是一句；而且思路非常奇怪,偶尔听懂了,也怀疑听错了,不像Tom,总是符合模糊的预期.她有一顶红毡子翻毛雷锋帽,有时候歪扣在头上,倒是俏皮,可是显得很刻意.后来我注意到,她总是头发有点油,才戴帽子来.有一次时间过半,她还没有发言,终于开口,很难为情,说不应该有借口,但是种种原因,只看了大概,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接下来我又没听懂,只觉得屋里静得要命,大家都不抬头.

她博士论文要写中国,约我吃午饭,发三四封邮件确认时间地点.我去了,等半个钟头没有人,辗转问到她,没开机.下午两点多收到邮件,说才起床,非常抱歉.我竟然没有生气,痛痛快快地轻视她.第二天她提早到了,笑得有一点热情,带我去尝好吃的美国饭,一定要写单,一个小时说了10遍抱歉.我倒不好意思,甚至想到,也许失恋了呢,心理危机呢,谁也不想对生活失控,怎么一不留神就这么势利,对弱者无情.可是又觉得,无限谅解也很不公平,何况是基于想象.那个餐厅非常明亮,Patricia牙齿特别整齐,白得耀眼.我想起有一天在书店门口遇见她,背一个双肩书包,一个挎包,另外抱着电脑,一点不见沉重,昂然走着,仿佛有春风吹在脸上.每一个碎片都是真实的,我不了解她.

除非有人问起,我不会主动讲到中国,或者自己那点个人经验.有一回扯到劳工权利、血汗工厂,怎么就好像有义务要发言.Amy说她看了那些图片,就再没办法写耐克的产品.我说那样就什么都不能写了,连苹果也一样.Amy脸一下就红了,把电脑屏幕扣下来,说,真的吗,我怎么不知道?我讲了富士康工人跳楼的事,又赶紧补充,在中国,富士康算待遇很好,耐克和迪士尼也不算血汗工厂,只是NGO刻意选择它们,比较有话题性.Amy说,不管怎样都太糟了,苹果真的很好用,其实我本来不想写苹果,不是因为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因为苹果似乎不仅只是一个电脑,还是身份的一部分,我没办法接受,我一开始订了一个戴尔等没有人打断她,大概她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停下来,我一边觉得对不起她,一边觉得喜爱,这样较真,这样容易难为情.

有一次讨论社会运动的组织化和职业化趋势,我说我觉得西方那些高度发达、资金雄厚的社会组织,是一种平行体制,不能算是“体制外”,他们的活动也就不能算是社会运动,应该另外命名.我以为说的中正平和,大概还是暴露了对一切“体制”的恶感,心底角落有个红卫兵的原型.过一会儿,Amy举起一本书,是Piven和Cloward的名著,叫《穷人的运动》（《PoorPeople’sMovement》）,“我不赞同暴力和破坏,但这确实是一本好书”.一边说一边看着我笑.选读的论文中,不时提到这两位作者,每次都很浅,大概已经不是主流,又绕不过去,印象中他们比较极端.回家一查,果然是赫赫有名的革命夫妻.我看着屏幕,想要不要写封邮件,跟Amy解释,我不是革命家,也不打算是,虽然我特别能理解正义的洁癖、革命的冲动.我没写,下次上课听说她暑检测要去底特律做社区义工.不是刻意说起,她想以此为论文题目,申请迟交.我不了解她,更没问过,只是特别满意地认定,Amy就是最好意义上的最谦卑的左派,愤怒在理性之下,只想做一点好事,谨慎地品尝一丁丁点儿的、意义感.

3月底,Amy发邮件给我,说她有个中国朋友,应该介绍我们认识,大家一起吃饭.礼拜五晚上,在上课那栋楼门口等ZQJ,忽然起风,大雪里灯光摇晃,我们面对彼此低头扣紧大衣的风帽,一瞬间有时世惊慌命运相连的错觉.她里面戴一顶浅粉色抓绒圆帽,金发流出来,那颜色是小女孩的甜蜜；那么高大一个人,笑吟吟的就像有点笨拙.我心里触动,想拉一下手,当然没有,已经难为情了,心里自嘲,大概是人际关系太稀疏,一丝一粒都看得过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