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农村残疾人的权利和尊严

本文根据山东省沂南县双厚镇东师古村目盲青年陈光诚的口述整理.陈光诚为成立一个维护农村残疾人权益的组织已经奔波求助了两年之久,但至今仍未看到成功的希望（参见本期封面报道《中国NGO：狭缝求生》）.

我为什么想成立一个维护农村残疾人权益的组织?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残疾人,我身边的许多人都是残疾人,我和他们的遭遇告诉我,农村残疾人处在我们这个社会底层的底层,要真正维护我们的利益,只能靠我们自己.

我帮一个残疾人打过官司,他叫刘乃堂,家住沂南县孙祖乡六里沟村.他也是全盲,失明前上过几天小学,为了维持生计,学了算命,走街串巷谋生.但他挣的这点钱还要交乡统筹、村提留、农业税、教育集资、公路集资等其他各种税费.1998年农村电网改造,每家每户都要交200元,刘乃堂交不出,村支书就在村里的喇叭里骂他,骂了好几天,他实在受不了了,就去找残联,找乡政府.乡政府派人来处理,反而让他给村书记道歉.200块钱不交,村里就把他家的电给断了.

国家从1991年就开始实施残疾人保障法,明确规定残疾人失去劳动能力的,不应承担社会性负担.刘乃堂知道这个残疾人保障法.当时这个法在农村很难找到,邻村一个残疾人有一本,就油印了几十本,给了他一本.刘乃堂找到村干部说,按这个法他不该交这个钱.村干部说：法不法的你也别说了,就当我们是跟你要饭吧,你先把这个钱交上,别人我们也就好要了.

后来刘乃堂听说我在帮助残疾人维权,就来找我.我家里搜集有从中央到地方县一级以上的残疾人保障法的实施条例,我父亲就念给他听.他听了想讨回公道,我就鼓励他起诉.我们从2000年底开始准备,2001年7月15日在沂南县法院正式立案,要求乡政府退还1998年以前非法收取的税费.立案庭很快立了案.

立案之后他还差一点被乡政府打了.大概是当年的8月4号,乡里派小分队下村清理违欠,当时准备整治三个人,其中就有他.碰巧他不在家,小分队撬了他家的门,砸了家里的东西.他儿子没办法,出去借了298块钱,把所谓的欠款交给了乡政府.

就在第二天,乡政府接到县法院的诉状.8月15号开庭之前,法院多次代表被告方乡政府找到我们,要求我们撤诉,承认以前做错了,答应把我们有证据的那部分费用退还.但我们坚持不撤,最后开了庭.第一次开庭,乡政府不到庭；第二次又没到庭.根据行政诉讼法,两次不到庭就可缺席判决,这个官司算我们赢了.

可是寻找证据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在农村收费从来不给收据,列一张表,交了钱把你的名字一勾,就算完.我们只找到不足100元费用的证据.我们的律师对农村的情况不很了解,只是向我要证据.我说这些事本来就没有非常好的证据,这是行政诉讼,有些证据不需要我们找,我们只要证明他们收过钱；还有一些证据可以要求法院查账,把以前村里收费的凭证找出来就行了,这些都要我们来做就很困难.但是最终这个案子我们还是赢了.

我们在诉状中要求撤销行政行为,退还非法所收的费用,这些都实现了.尽管根据证据,能退回的钱只有50元,比我们诉讼花的钱少得多,但这说明残疾人也有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是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护的.案子开庭时有很多残疾人来听,有些人来自外县,他们拿出几块钱来坐车都很难,但还是要来.不是残疾人没有权利意识,有,只是没有维权的途径.

像刘乃堂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有一家是戴庄镇的,姓李,儿子和媳妇都是聋哑,去年月份,他们听说了刘乃堂的案子,知道税费是可以免的,就不想交.有一次村里清理违欠,一个村干部把他叫到村办公室,一进去他发现这屋里就像公堂一样.聋哑人有时候容易急,他一急就立刻有一个乡武装干部上来,打了他脑袋一拳,其他人也围上来打他.法医鉴定打成了轻微脑震荡.他母亲去乡里民政部要求解决,那个武装干部又找上门来打她,还说：你有本事就去告我.一家人非常无奈.

我手上的残疾人找别人的诉状就有好几十份.邻村有一家人,姓高,一家六口,他和媳妇是正常人,父母都是盲人,两个孩子都是婴儿瘫,四口残疾,家境非常窘迫,不但得不到政府照顾,反而收他沉重的费用.没办法,他就去偷,被抓起来关了一段时间,整个家庭五口人的担子都落在他媳妇身上.靠种地谋生,但地又怎么种?他也如何写写了一些材料,准备告政府.

类似这些案子做起来很困难.虽然有律师朋友帮忙,写作技巧费可以不要,但人家来回一趟,路费总不能让人家掏吧.最要紧的是,很多残疾人没想到要和政府打官司,很难有这样的胆识,只有在他们所受的压迫已经远远超过他们承受能力的情况下,还是有些人敢站出来,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们国家有80％左右的残疾人生活在农村.据我了解,其中的盲人有一半靠家庭养活,另一半靠传统的手艺比如打卦等来谋生.农村残疾人挣钱机会少,本来就很受排斥,还要家里为他们交税,更成为家庭的包袱.我今后还是要帮助这些残疾人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且不是单纯要索回有证据的那部分钱,还要求法院直接查村里的账,把所有自法律生效之日起非法所收的费用全部退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