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是怎么一回事?

摘 要：教案原是学校中每个教师日常工作相关的事情.如今在教师中,由于价值观念的变化,对于教案的观感和尝试,便出现分歧.为了区分其中何为正常现象,何为混乱现象,便有必要从教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入手加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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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常规,教师备课必须写教案.一般学校在教务管理中还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教案.

教案原是学科课程中派生的备课方式,如今随着课程改革的兴起和教师自主意识的觉醒,针对传统课程中重教轻学的倾向,有些教师不仅尝试改变以往那种教案的样式,提出关于教案的新设想和新样式,而且就连教案的存废也成为争议的话题.如此教案现象,不免在教师中引起困惑.如要加以澄清,还得从“教案”的由来说起.

一、教案的由来

19世纪中叶,随着赫尔巴特学派的兴起和普通教学法研究的进展,在备课中逐渐发生教案问题.

现在尚可见到的教案有：如19世纪70-80年代,美国奥斯韦戈学校校长谢尔登,倡导按照裴斯泰洛齐“符合心智演化秩序的教学原理”改进教学.他在《初等学校教学手册》,列入关于“贝壳和它们的共生”一课的大纲,[1]便是教案的先例.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学者多德于1906年在《赫尔巴特教学原则引论》一书中,收入按照“教学形式阶段”编制的《数理地理学》课文的教案.[2]

清末民初,我国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清政府学部曾于1905年颁发的《教案规程》为我国仅有的教案规程.于1917年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实习时撰写的《国文教学案》,如今尚存.[3]从中可知当时教案的样式.

中华书局于1928年出版的《中国教育辞典》中,把“教案”解为“教师每次上课前所编定之教授顺序也.如教授目的、教授材料、教授步骤、教授用具、教授时间皆详解在内”；商务印书馆于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辞书》,在“教案”辞目中解为“学校所编教科教授之次序.如课程表、教授纲目等,均为教案.”此解望文生义,名不副实.

其实从20世纪20年始,美国进步教育已经压倒了赫尔巴特学派的风头.加之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课业负担甚重,故当时一般并不强求教师编写教案.

在我国,大致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以俄为师”的潮流中,才把“教案”列为常规.当时教案的样本是,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在北京市第六女子中学实习时,在俄国专家普希金指导下的《红领巾》课文教案方案[4]和1955年上海中学顾巧英在杰普利茨卡娅指导下的生物学教案.[5]两者均名躁一时.

虽然“以俄为师”转瞬即逝,而教案作为正规学校的常规,至少作为对新任职教师的要求,倒沿袭下来.

二、教案的缘由

教案原是从学科课程中派生出来的备课方式.它涉及教师对教科书中课文的理解和每节课的合理安排.旨在使教师（尤其是新任课的教师）胸有成竹地上课.通过课业的合理安排,便于教与学之间的沟通,并使教务行政从中考察教学及教师的教学水平.在教师学历不高、教学经验不足和教学参考资料不多的情况下,这种备课方式,有助于保持教学的合格水平,也是教师在职培训的一种选择.

为什么这么说呢?

1.任课教师即使对教科书中知识的理解无误,教师的知识却未必能使学生了解与领会,学生能否因此而对学科知识发生兴趣与求知,也值得去考虑.这些正是撰写教案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

2.任课教师如果对每一节课教与学的安排都考虑一番,未免太费功夫.其实设置教案的前提,是在教师培养与训练中,使教师初步掌握普通教学法和分科教学法,从中大致了解教材的类别（如知识-思考类教材、价值-欣赏类教材和技能-发表类教材）、课的类型（如新授课、练习课、复习课、参观访问课等）、每种课合理安排的程序,等等.编写教案也是教师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教学法的方式.经过反复练习,编写教案也就并非难事.

不过,我国一般教师不一定熟悉教与学程序设计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通常由教学研究机构或学校行政,印制教案表格,教师备课时,照样填空,以致教案难免流于形式.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各种各样教学辅导材料大量问世.其中包括配套的现成教案.加之现成的教案在互联网上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