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著名建筑历史学家莫宗江先生侧记

一

在我所认识的那些有成绩、有名望的学者中,就外在的行为举止而言,有些人谈吐儒雅而衣着考究,有些人谨小慎微尽量表现得很普通很平民,另有些人则性情乖张而不拘小节.莫宗江先生(1916―1999年)是无法简单归类于这三种类型的.他一身布衣(有些还是自己剪裁的),但永远是那么整洁、得体；他有很洋派的地方,如好打网球,有喝英式红茶的习惯等等,但这似乎主要是以健康起见的,他需要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到他的研究事业中去――中国古代建筑和诗书画艺术；他健谈、幽默、措辞讲究、机锋敏捷,同时他也很熟悉寻常巷陌的生活琐事、贩夫走卒们的日常话语,信手拈来,即成鲜活的社会文化史料,赋予其深层的含义等

我小的时候,总不明白为什么所有那些世俗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东西,在莫先生那里总能寻找到其可以登堂入室的地方.

那时,因为我父母所在工作单位是各地漂泊的铁路工程单位,也因为我的大舅陈明达先生(1914年1997年)总算结束了“干校”生涯,所以,自1973年暑检测起,我们兄弟俩每年的寒暑检测差不多都是在我大舅家度过的.记得头一个检测期里的头一个星期六,我和哥哥为着下棋悔棋的事吵架,还差点儿动了手脚.事后,大舅对我们说：“明天有位莫叔叔会来家里聊天、谈工作.我与他上小学时就是好朋友,我们可一辈子没有红过脸.”

舅妈笑着补充：“有时候他俩讨论问题也各执己见,争吵起来嗓门也蛮大的――至于怎么样大嗓门说话而能脸不红?我倒没注意.你大舅和这位莫叔叔把一辈子的精力都放在古建筑研究上了.在这上面,他俩有谈不完的话.你莫叔叔身体不好,胃切除了四分之三,可他还是坚持每星期天都来,骑着他那辆深绿色的‘老永久’.”

大舅是很有名气的建筑历史学家,往来的朋友也大多与所学专业相关,除莫宗江先生外,还有建筑大师童先生、建筑史学前辈龙非了先生、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美术史家温庭宽先生等人,还有他的学生黄逖、王天、王其亨等人.但我大舅本是闭门读书、疏于社交的人,又处在那个敏感的时期,与这些朋友走动得并不太多,也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虽说有时候遇到的人物、事件,其实是饶有趣味的.

有的时候,那里的旧雨重逢却是带着一丝苦涩的.比如1973年的暑检测一日,华南理工学院的龙非了先生从广州来访.他大概比我大舅年长十岁左右,是古稀之年的老者.我记得他见到大舅时情绪激动,连声说：“明达,你还活着,真好!真好!”,待我大舅让哥哥和我叫过他“龙伯伯”后,他自己补充说：“是老态龙钟的伯伯”,他说着这话,顽童般地向我们做了个踉踉跄跄随时要跌倒的样子；喝茶的时候谈到时局,谈起的专横跋扈,他压低了声音,生怕窗外有人,而一小时后,莫宗江先生也来了,老先生竟流了眼泪,说：“宗江,我猜到你还会每个礼拜天都来,所以我不去清华.可刚才,我真担心你今天不来了,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可是,梁公、大刘公(指梁思成、刘敦桢二先生)等”,他说不下去了,转而又问莫先生是不是仍旧骑自行车来,他坚持要的院子里看看那辆墨绿色的老“永久”,他对我们兄弟俩说那辆车完全有资格进博物馆.

那时,龙先生给我留印象只是一个时而豁达开朗、时而愤世嫉俗,时而又如惊弓之乌的老者,并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一位了不起的大学者.

至于龙先生所说的“那辆自行车完全有资格进博物馆”云云,不是指车的古旧,而是专指它见证着在建筑历史学界传为佳话的两位中国学者的友谊.

1925年,陈明达先生随父母自长沙迁居北京,即与莫宗江先生成为要好的小学同学,1932年起,又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从此共同为中国建筑历史研究事业奋斗了一生.这期间,莫宗江先生一直追随梁思成先生,1946年营造学社解散后,即在清华大学任教,而陈明达先生则在1944年暂时离开古建筑研究事业,在重庆市从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工作,直到1953年到文物局任职,才得以回归到自己心爱的研究领域.陈明达调回北京后,一直住在西郊民巷附近的高碑胡同8号,距城外的清华园有大约三十多华里的路程.从那以后直到1985年的三十多年间,莫先生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会一大清早就骑自行车来陈家讨论他们的研究课题,约在下午四点钟赶回清华.当然这个“差不多”还是差很多的,如：有一方有时要外出考察、讲学；1970～1972年陈明达夫妇下放“五七干校”,莫先生又犯了胃病,须住院治疗等等,但是,除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外,尽管其问莫先生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但诸如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之类的自然因素都挡不住他的.

就是在这风雨无阻的三十年间,陈明达先生完成了《应县木塔》、《巩县石窟寺》、《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等一系列在建筑史、雕塑史及文物保护等方面极具影响力的学术专著,莫宗江先生则更多的把研究心得用于教学,他培养出了大批高质量的学生,如建筑大师张锦秋(以设计西安“三唐工程”扬名)、建筑历史学家肖默(以敦煌古建筑研究享誉学坛)、王贵祥(在研究古代建筑设计理念方面成绩斐然)等均出自他的门下.通过教学,莫先生将他对古代建筑、园林、城市规划技术水平和美学风格等课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并在借鉴传统形式创作新建筑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此外,他们还是刘敦桢先生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前后八稿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大舅于1985年夏天从人民大会堂西路高碑胡同8号迁居到车公庄建筑研究院院内,比以前距离清华大学缩短了近一半.然而,莫先生却来的少了,毕竟他那时已年逾古稀,精力已大不如前了.

在高碑胡同8号的时候,我不曾骑车去过清华搬到车公庄后去过一次,仍觉得很累,仍想象不出一个清瘦的只剩下四分之一个胃的人如何能够把这样一个本不轻松的习惯坚持了那么长久.这真算得上是“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了.

二

如果说这对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命运上有什么差别的话,应该说莫先生更不走运些――陈明达不断地著书、出书,莫宗江却是不断地丢失书稿,而他丢失的书稿,现在虽已无法全面评估其学术水平,但可以肯定,那些都是莫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

早在1944年,先生先后以长篇研究论文《宜宾旧州白塔宋墓》(刊载于1944年10月《营造学社汇刊》七卷一期)、《山西榆次永寿寺雨华宫》(刊载于1945年10月《营造学社汇刊》七卷二期)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又身为“川康古迹考察团”的主要成员,与冯汉骥先生一道参加王建墓发掘.在这次考古发掘中,他除以专业所长作建筑遗迹研究外,更以其惊人的艺术天赋临摹了大量的乐伎石雕像,对石刻艺术风格、源流,甚至民族乐器史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所撰论文文稿长达十万余言,未正式刊行就已在同事间引起轰动.然而,时值战乱,刊行日期一拖再拖,到1949年之后,此文稿竟被遗失,至今杳无踪迹.现在看来,如果1946年至1955年之间,先生肯多下力气查询,这文稿多半是找得回来的,则先生在不到40岁的时候,就可以有一部足以奠定其学术地位和应得广泛社会声望的专著了.

然而,先生自认为他有比个人扬名更重要的事要做.时值共和国初创,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国徽设计中去,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国徽设计小组”四个主要成员之一(另外三位是梁思成、林徽因、高庄),最后国家公布的国徽标准图稿即出自他的手笔.又竭尽全力协助林徽因教授从事景泰蓝工艺品的创新设计,同时,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历史教研组主任,要保证建筑系在全国建筑史教学领域的第一流学术水准,他还承担着极为繁重的教学和研究任务.在这样的状况之中,他无暇顾及那篇关于王建墓的书稿,却完成了他的第二部研究专著《颐和园》――他主持的颐和园专题研究项目的论文.这部书稿完成于60年代,原本可以作为一部集图片、测绘图稿和研究论文于一身的古典园林专著,与陈明达所编著《应县木塔》相辉映,成为建筑界、文物界的双璧,然而,《应县木塔》赶在1966年爆发的前夜正式出版了,而《颐和园》却没有赶上,文稿亦重蹈了前部文稿的覆辙.比那一次的损失更令人痛心的是：不单这已经写成的丢失了,另有几十册教案也在这场大风波中全部散失――莫先生原本是要以此为基础,写一部对古代建筑的全面思考的.听过他的课的人无不说如果这些教案还在,即使不加修改,也足可以至少出版一本涉及木结构建筑、园林、城市规划等多方面研究心得的研究札记了.

于是,一提起莫宗江,大家一般只知道他是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是使景泰蓝工艺重获新生的艺术家、他是建筑学大宗师梁思成先生的主要助手、他是清华大学仅两位有的未受过正规大学教育而获聘任的名教授之一(另一位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等,或许还很遗憾他一生只留下寥寥几篇论文,殊不知他一生至少丢失了两部半大的书稿《王建墓》、《颐和园》和“古代建筑史研究札记”,他本应该获得更大的社会声誉.

丢失书稿对于一个学者几乎是致命的打击,莫宗江先生恐怕在内心深处也不会是无动于衷的.但是,他很看得开：“或有一得之见,反正在上课的时候,在与同行们、朋友们交谈的时候,都传播出去了,该记住的自有有心人去记.不出也罢.”

有人告诉他：某某人发表论文甚至出专著,其实都是他课上讲的,有些甚至有可能是从丢失的教案中照搬过来的.他依旧说：“我的研究心得本来就是要与大家分享的,他用就用了罢.”又说：“我本不擅长写文章,命该‘述而不作’.”

莫宗江先生自甘于“述而不作”,但陈明达先生却总是代他“心有不甘”.记得1986年陈先生参加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编《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的编写,他特意请莫先生就该石窟的艺术风格问题做了一周的长谈.之后,他执笔写下了《巩县石窟寺雕刻的风格及技巧》,联合署名为莫宗江,陈明达.对此,莫先生很惊讶地对莫涛说：“文章是你陈伯伯动笔写的,怎么好署上我的名字,而且还有放在他的前头呢?这太客气了!”

而差不多是在同时,陈先生对笔者说着他的道理：“如果不是同你莫叔叔多次讨论,是写不出这篇文章的.虽然包含了我自己的一些分析、归纳工作,但莫先生对雕塑艺术的审美体验和独到的见解,才是完成这一课题的主角.”

他又提到一些具体的文字“你看,这一段谈巩县造像特有的雕刻技法：‘这种沉静的面容又多得自双目下视的形态,等只雕出眼的大轮廓,成为一个长圆形、两头尖的眼包,其中部有一条锐角线以区分上下眼睑.就其效果看,在窟内一般光线下,均给人以双目微张下视的感觉,有助于取得沉静安详的神态等’像这样从最细微的雕刻手法入手,又全景式地把握住整体艺术效果,我陈某人没有做到.所以,我这次只是莫先生的书记官；以后有机会出莫先生的专集,也一定要把这篇文章收录进去.”

至于“本不擅长写文章”云云,我以为倒纯是莫先生的自谦.至今,仅从他传世的那不长的几篇论文,就足以管窥他治学的严谨,思路的开阔,间或欣赏他文才的独具魅力.如《应县、朔县及晋祠的古代建筑》一文,写木塔的建筑水平和艺术成就,文字坚实、富于灵性,可谓字字珠玑：“塔身几乎运用了全部辽代斗手法,逐层从最繁复的递变到最简单的各种配合,同时集合到一座建筑物上；不但造型组织方面变化丰富,而又能组合成50m的一个构架,要能经得起900年的考验；而全体的造型效果又是完全用结构的本身造成,并不依赖装饰；由今天的技术水平上看,也仍然是艰苦的设计工作.”

雨花宫图

他的这篇文章,以及《宜宾旧州白塔宋墓》、《山西榆次永寿寺雨华宫》、《滦源阁院寺文殊殿》等,至今依旧是探究中国古代建筑奥义的基础文献之一.

此外,与他已刊行的文稿、已丢失的文稿同等重要的,是他那些精美的古建筑测绘图稿.中国古代建筑大体上是靠口传身授、文字描绘来建构、传承的,故对西方科学体系的建筑图的引进,在研究、认识古代建筑文化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故美国学者费慰梅独具慧眼地高度评价莫宗江建筑测绘图所蕴含的重要意义,以其为重新认知中国古代文明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等古代的建筑设计工具是文字,如宋代的《营造法式》和模型,如清代的烫样,支持着前面古代建筑不可画的观察.当不可画的还是被画了的时候,便导致了革命.当莫宗江建筑师制成应县木塔立面图的一刻,古典的经验建筑开始向造型建筑转化.因此,建筑师又需要超越绘画,寻找新工具.也许,在对空间的研究中是否蕴藏着重新定义建筑的契机?现在不能肯定地回答,但可以想象一点即首先坠入这空间的必定是建筑师自己等”

而且,莫宗江的这一步,是极其卓越非凡的,因为他的这些图稿本身就是独具美学价值的艺术作品.

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有时莫先生也只能安于“述而不作”.

记得1973年的暑检测,适值“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他们俩硬是被各自的单位拉去“发挥专长”.他们思前想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把对“城市规划”问题的思考留给后人.陈明达选择的课题是“周代城市与《周礼考工记》”,莫宗江先生选择的是“曹魏邺城与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演变”.他们的方法是先按自己的想法自由发挥,然后再去查找马恩列斯毛的语录套上去,以图过关――在特殊时期以特殊手段将学术传统传承下去.但在陈明达先生写出了一篇提纲性质的《周代城市规划杂记(一)》之后,二人却怎么看怎么觉得会被那些人扣上一顶“鼓吹刘少奇‘剥削有功论’”的大帽子,相对苦笑一声,只能把这份杂记束之高阁.于是,大舅又问莫先生：“那么,你的邺城问题怎么处理?”

“我把该说的都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了,估计会有有心的学生记住.让他们在我们死了以后找合适的机会替我们完成吧.”

我在1970年代初见到莫叔叔的时候,正是他刚动了大手术,只剩下四分之一个胃的时候.我所钦佩的,还只限于一个如此清瘦的老人来回骑三个小时的自行车的毅力、他机敏不失幽默的谈吐和他渊博的学识.直到后来知道了他毕生心血毁于一旦的时候,直到我自己以写作谋生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一个人在经历了那么多次的挫折之后,依旧保持着开朗、积极的心态,需要有多么豁达的精神境界！

三

当然,大家更多的记住的,是有关莫先生的那些“趣闻”.

其一：

有时学者莫宗江更像一个心灵手巧的工匠.

抗战期间在四川南溪李庄,但有一天,叼着大烟斗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来访,偶尔看见办公桌上放着一支制作精美的雪茄烟.征得主人同意后,他点燃上吸,了一口,立即称赞说“口感醇厚、韵味悠长”,又惭愧自己的孤陋寡闻――不知道这雪茄出自古巴和吕宋的哪位制烟名手,更奇怪在这人所共知的物资匮乏之际,有谁有门路且有闲钱写这样的奢侈品.于是,梁先生哈哈大笑：“只要喜欢,您尽可以多拿几支回去――这其实是老莫用当地很便宜的土烟叶自制出来的.开始,他‘抢夺’了别人抗战前携带的白兰地喷洒在烟叶上,后来白兰地找不到了,他改用本地的白酒,也不知他又捉摸出什么古怪的配方,效果比用白兰地更佳.”于是,李约瑟也笑了：“可以高薪聘请莫到欧洲做制雪茄的高级工艺师,收入比在这里做研究员还高呢.”

梁先生又笑了：“要是那样的话,您还可以介绍他去意大利的提琴作坊――他自制的小提琴也很出色.”

李约瑟瞠目结舌：“这太了不起了!不过,意大利名琴除枫板质地好、制作工艺精良外,使用的涂料是含火山灰的,有许多气泡,也是保证声色的关键.估计你们这里没有办法解决涂料的问题.”

“所以,他调过几次音后,用玻璃片把琴面由涂好了漆的光面再刮作毛面――当然,他懂雕刻技法,知道如何使毛面美观、富于质感――音色就很好了.”

“那么,他琴艺也很出色吧?”

提到琴艺,梁先生却苦笑着耸耸肩“还好.不过,他是娱乐自己,唉！”

在李庄,大家连基本的生活条件谈不上,就更谈不上什么娱乐了.所以,看到莫先生利用一块废弃的枫木料制做出了一把漂亮的小提琴后,营造学社、研究院史语所的同事、朋友们无不满心欢喜等待着他更为精彩的演奏,而莫先生的演奏技法虽说不上高超,但演奏些“梦幻曲”、“小夜曲”之类,也还确实动听.不过,往往他在屋里拉琴,旁人在院里正听得入神的时候,他却转入自由创作、自由发挥,开始“即兴”、“随想”或“变奏”了.特别是他的“变奏”,常常会把一阕名曲演绎出数不清的花样：该提上去的,到中途戛然而止,全然不照顾听者的思维惯性：该沉下去的,又无限度低沉且延绵不绝,大有要把听众的心肠揉碎的架势,有时优美的旋律刚刚过半,又随意添加了大量的不和谐的和弦,活活要把听众折磨得神经快要崩溃.

每到此时,梁思成先生就会无可奈何地叹口气：“他又娱乐自己了,唉！”随着这一声叹息,大家纷纷作鸟兽散.不过,或许大家感觉得到这“呕哑嘲哳难为听”的变奏里,有着实验和思考的意味,所以,大家静静地散去,却没有人上前干涉.

多少年后,我偶尔与一个研究音乐历史与理论的朋友谈起此事,他郑重其事地说：可惜当时没有音乐专业人士在场,否则,也许我们会发现在20世纪40年代有一个中国人在无意中以巴托克“十二音序列”式的试验音乐记录下了抗日战争中知识分子对个人的悲欢离合、民族的兴衰、民族文化的前途等问题的思考！

他的这些“雕虫小技”更多的时候是直接为那时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怎么写作的.比如,他将普通墨水加以改造,使梁思成先生得以用一架老打字机完成了可称为学术名著的《图像中国建筑史》.

其二：

20世纪70年代某日在清华园某锅炉房,烧锅炉的师傅大惑不解地看见一布衣老者围着煤渣堆转悠了好一阵,不时从中拣出什么但又放下.这位好心的师傅好像明白了什么,就上前搭话：“这儿都是些烧透了的焦渣,肯定找不出煤核儿了.要不,你到那边去转转,说不准能找到废纸.”

这位布衣老者即堂堂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莫宗江先生.他毫不介意被人家误会为捡煤核儿、收破烂的老头儿,也可能就根本没听见那位师傅的后半截话,兀自说：“这烧透了的焦渣比煤核儿好――更像太湖石.”

他为了向学生们更形象地讲授中国园林学中的叠石艺术,去锅炉房打开水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些煤渣中很有些具备了太湖石“瘦、陋、皱、透”的特点,准备挑几块作讲园林学课程的教具.清华本不缺用于教学和研究的模型、测绘图和照片,但他决不满足于纸上谈兵,他要尽可能地让他的教学趋于完美.

这事被广泛传为“大教授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类的笑谈,但也有人从中受到启发――焦渣当然是一文不值的废物,但只要足够大,它就未必比不上名贵的太湖石而一旦搬到大学讲台上,就与太湖石同等身价了.可见美存在于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关键在于你有没有一个敏锐的眼光和对万物一视同仁的胸怀.

其三：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赴山西应县一游.在那里,我遇见了时任县文化局副局长的刘建善先生,他向我介绍了一些1973年应县木塔保护工作研讨会的情况.他说那时他是文化局的一名小干事,听说上面要来专家组为木塔会诊,其中有刚从大冲击里解脱出来的大建筑师杨廷宝先生,建筑历史学家、《应县木塔》的作者陈明达先生,以及30年代、50年代两度来应县考察的莫宗江教授,大家兴奋异常.在研讨会期间,看到文物局副局长王书庄对待这些专家、学者是那样的恭敬,觉得“”形势真要缓和下来了,更萌生出对国家前途的希望和欣慰.

刘建善先生回忆说：那次会议安排得很紧,这些大专家们抓紧一切时间谈专业问题,满口都是“斗拱”、“平坐”、“静力”之类的专业术语,根本没有机会谈木塔以外的问题,而他只抓住一次散会去食堂吃饭的机会,在路上向仰慕已久的莫先生提问.他的问题是：“为什么近千年来,这木塔经历了很多次地震,却没有一次遭到雷击?而且,在1949年以前,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措施,连避雷针也不曾装过.”

对这个提问,莫先生的回答异常轻松：“你们这里的天高呀!”

答案如此简单,不但出乎大家的意料,而且听起来有些漫不经意,像是在开玩笑.不过,事后回想起来,查查历史文献,再对着地形图审视一下应县所处的地理环境――半干旱气候条件下的盆地,方知在似不经意间,莫先生给出了一个综合了多重因素的经得起科学论证的答案.而且,这个科学论证过程,是莫先生在听到提问后的一瞬间完成的.

或许,正是上述逸闻所表现出的洒脱和机敏,使得相识不相识的人都把莫宗江先生当作魏晋名士一流的人物.不过,我以为,正如真正代表魏晋风度的人不是阮籍而是嵇康一样,莫先生的潇洒和机敏也只是表象,而骨子里,则是豁达的眼界与精神上为着追寻理想境界永不放弃的执著,这才是他的魏晋风度之所在.这尤其在他晚年面对生死关口的时候.

1999年10月下旬,在陈明达先生去世两年之后,莫宗江先生也因肺癌住进医院了.这次,因为病情和年龄的关系,以往接收他住院的那家甲等医院已不肯接收了,只能住进北京大学校医院,亲友们由此明白这位老者这次十之是出不了院了.我当时正在整理陈明达遗稿《营造法式研究札记》,我去探望老人之前与他的次子莫涛兄商量要不要把正在整理中的陈明达遗稿拿给老先生过目、请老先生审阅?

我们知道这样做会给老人增加怎样的负担,也知道老人正在抓紧时间把最后的一些思考口述给莫涛兄,更知道他如能在临终前看到老友生前的研究进展会有怎样的欣慰.

我们犹豫再三,还是把文稿呈送给他了,嘱咐他一定要把这事当作闲暇时的消遣.

1999年11月底,又经过了一次病危急救,距最后的日子已近在咫尺,莫宗江先生略带歉意地放下了那份打印稿,对我、也对莫涛说：“还有一小部分没有看完,我的精力只允许我看到这里了.关于‘副阶’问题,陈明达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但你们仍要视其为阶段性的进展,希望你们能在此基础上尽早有新的突破.”

他说这话,不像是要永别人世,却像是宣布课间休息,只不过下一堂课他不能来了,要我们开始自学.

他只留下了十几盘与莫涛只谈事业而没有提及家事的谈话录音和这份精心审阅了一多半的老朋友的遗稿.

作为从事科学工作的中国知识分子,莫宗江先生就是如此平静地走完一生最后的路途.他和他的老友性格上各有不同,事业上各有侧重,但他们都是豁达的和执着的.

“朝闻道,夕死可矣”,每每重温孔子这句很能代表儒家人格伟力的夫子自况,我所首先联想起的人物,却是以“魏晋风度”著称的莫宗江先生.

作者：殷力欣,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收稿日期：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