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金融关系的新形势

随着后危机时代的来临,中、美、欧围绕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和市场格局的博弈和角力态势日趋明显.面对美欧两大强权,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大国,如何在保持合作关系的同时,最大化地保护本国、本民族的核心利益不受侵犯,是当前各界应当特别关注的战略问题.

“奥巴马新政”的两个核心

在1976年构建牙写加体系后,国际货币体系仍维持美元本位制,而金融产业成为美国的第一支柱产业,在GDP中的占比高达20%以上(而制造业只占12%左右),这为美国保持和进一步强化超级帝国地位,居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独享本位币的各项利益(而不承担相应义务)的同时,也强化了美国模式的内在矛盾.

“牙写加协议”的实施,导致国际资本大量向美国流入,1985年,协议实施仅仅9年后,美国即结束长达71年的国际净债权国地位,变而为国际净债务国(当年国际净债务1074亿美元),从而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明显呈现的贸易项下逆差相呼应,开启了当代美国独有的经济循环模式:经常账户项下逆差由资本项下的顺差弥补,即借他国的钱来满国的消费.从1985年至2010年的25年时间里,尽管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放大(2005～2008年,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例基本都在国际警戒线5%以上),但国际收支逆差(经常项下与资本项下之和)却都控制在GDP的1%范围内,也就是说,在长达25年的期限内,美国借助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每年占用他国资本来满国消费,且这一趋势日渐扩大,难以逆转.

无疑,这一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一旦美元失去国际信任,或遇到其他国际货币的挑战,国际资本净流入将会减少,则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其对超量进口商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如美国国内消费无节制膨胀,超过国际资本净流入所能提供的支撑,则经常账户项下赤字将无法弥补,国际收支失衡.两种情况下,都会导致美国模式破产.

2008年以来,美国由“次贷危机”演化成国际金融危机,进而创造出“量化宽松”救援机制等等事件,本质都是美国模式内在矛盾所导致的结果.

2009年初,奥巴马政府开始实施“新政”,不论其提出怎样的变革口号、怎样的施政纲领,本质上都要从缓解美国模式内在矛盾入手,从而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无疑,其核心在于两点:一是如何维持美元的核心(甚至是唯一)本位币地位,削弱其他货币对美元的威胁,继续保持国际资本的超额净流入,二是如何缓解进出口的失衡,尤其是大幅度增加出口,减少国内消费对国际资本的依赖.

欧元区危机的本质

2009年12月8日,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宣布,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希腊主权信用级别在过去10年中首次跌落到以下.惠誉同时还下调了希腊五家银行的信用级别.惠誉称,这一降级决定反映了“对希腊中期公共财政状况的担忧”.全球股市应声下跌,欧元对美元汇率大幅下滑,开启了欧元区债务危机.

伴随着这场危机演进的,则是国际经济、金融界上下的一致逻辑:希腊财政赤字与GDP比率达12%,政府债务与GDP比率达110%,远超过欧元区3%和60%的规定上限.以这一逻辑尺度衡量,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等等均达不到要求,都面临着主权债务降级、新发债券受阻、老债券无法偿还的主权债务危机.

在这一逻辑的引领下,国际游资“不约而同”地抛售希腊政府债券、提升希腊主权债利率、提高希腊主权债CDS、做空欧元(欧元汇率短短几个月下跌超过15%),致使希腊无力在资本市场筹措新资金.由于担心债务危机在国家间和金融机构间蔓延,欧盟被迫启动两轮救助计划(分别达1200亿欧元和7500亿欧元),目前救助效果还未明朗.

对这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国际舆论界普遍认为:是希腊等国自身矛盾导致的结果,也有个别分析家指出,是高盛与几家对冲基金为投机盈利而利用了希腊等国债务指标的失衡.但是,从国际经济的大局来分析,这场债务危机绝不是偶发的市场现象,其中包含了相当多针对欧元的有计划、有组织的非市场行为.

国家债务高企,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针对1929年大萧条,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思想应运而生,尽管其间又有新自由主义的复苏,但运用国家力量,以明天的收入应对今日的支出已成为现代政府的普遍选择.美国2009年度财政赤字1.42万亿美元,超过GDP的12%,主权债务最新数字达到13.6万亿美元,超过GDP的90%,英国2009年度财政赤字1780亿英镑,超过GDP的13%,主权债务8500亿英镑,超过GDP的60%,日本2009年度财政赤字44万亿日元,超过GDP的9%,主权债务871万亿日元,超过GDP的170%.可见,希腊以及其他PIIGS(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五国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组合)欧洲国家所面临的债务高企,并非个性化的非正常事件,而是各个主要经济体都普遍采取的国家治理方法.客观地说,欧元区所设定的财政赤字3%和主权债务60%的规定,只是人为地定性地划了一条努力的界线,本身并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严谨含义,更谈不上超过了就意味着国家破产.当然,主权债务过高会导致经济失衡,甚至引发国家危机,但像希腊这样的指标值,在全球范围内比较来看,并没有特别的超出通常区间.

美国各类金融机构联合参与,立体作战,岂是一般的商业利益所能驱动和组织.高盛不惜牺牲百年商誉,披露自己替希腊政府所作的一笔“内幕交易”(其实只是为希腊政府多融资10亿欧元,竟炒作为希腊政府天大的罪状.),作为国际顶级投行,其违反保密协议的行为令人瞠目结舌,标普和穆迪两大债券评级机构分别在1200亿欧元和7500亿欧元救助计划公布后市场已开始企稳之际,匪夷所思地“逆天行道”,悍然调低希腊主权债务级别,且一降就是四个级别,直接降为垃圾债券,历史上绝无仅有,IMF反复主动要求参与欧元区救助,且明显超过其自身实力来提供2500亿欧元救助(相当于3000亿美元,而IMF本金加债券的总资金量不过5000亿美元,且大部分已作了各种安排.),而救助所附加的条件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所提条件非常接近(除政治改革外,仍是要求减少财政支出,增加税收,采取紧缩政策,对危机中国家而言,此种方法近似雪上加霜、釜底抽薪,1997年对亚洲国家伤害至深.),其希望在欧元区发挥主导作用的动机非常明显.

须特别指出的是,对于救助计划的参与方,欧元区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有些国家领导人坚决反对IMF参与,对美国势力的介入具有明显的戒备心理.而方案最终在个别大国的推动下得以通过,背后可以看出美国势力在欧洲根深蒂固的影响.

剑锋直指欧元体系内在矛盾.客观地讲,欧元体系确实存在内在矛盾.因为货币是主权的象征,现代货币是以国家信用作保证来发行的.而欧元区恰恰只是经济联合体,政治上并不统一,有统一的货币政策,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更没有统一的外交、军事等政治政策.因此,各国虽不能独立发行货币(欧元发行权归欧洲央行),却可以独立发行国债,独立编制国家财政预算(和赤字),必然导致整个欧元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协调.而一旦遇到危机,各个主权国家又必然自保,都各自采取利于本国的财政政策(本轮危机后,欧元区国家财政赤字普遍高企.),又都希望欧洲央行推动利于自身的货币政策.无疑,欧洲如不能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期望的完成政治统一的话,欧元的未来将长期面临挑战.

然而,欧元的内在矛盾是与生俱来的,已经持续11年了(从1999年算起),在学术界可谓人所共知,并不是件新鲜事,美国、英国的学术界和媒体却好似刚刚发现了一块新大陆一样,同时夸张地予以宣讲,“不约而同”地传递欧元区可能解体的信息,共同在描绘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其情其景,让人颇为诧异.

其实,从美国当今国策的两个根本点可以看出,本次欧元区债务危机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当今世界唯一能威胁美元货币地位的,只有欧元(日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往来中占比很低,且本身也属于美元货币区.).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美国采取的“量化宽松”的救助机制,始终在强化美元地位必将下降、美元必将大幅贬值、投资美元国债必将大幅缩水的概念,相当一部分国际资本流向欧洲,中国、日本、中东等国家也在调整外汇储备组合,减少美元、增加欧元占比,这一切都在威胁美国的货币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直接导致美国模式的破产.因此,以市场力量推动和强化欧元危机,导致欧元短期贬值、中期震荡、长期解体,与美国国策的战略取向完全一致.

而另一方面,欧元的贬值,对美国出口产业的影响又比较有限.我们知道,美国出口目的地国家排序中,主要的五个国家是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中国、和英国,在6到10名中,属于欧元区的也只有德国和法国,占比较小(应在10%左右),以美国每年11000亿美元左右的出口额来推算,欧元汇率贬值15%,也只能影响到150亿美元左右.相对于美国13万亿美元的国债来说,如果国际资本撤离,必然导致国债利息率上升,每增加0.1%,都带来130亿美元的额外成本支出.轻重对比,一目了然.

美国压制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本质

2010年的三四月份,美国国会与政府曾上演了一幕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剧目.近期,围绕即将召开的G20峰会,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又再次响起,且美国的国家纷纷响应,一致呼吁将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来讨论.而我们国内在此问题上又众说纷纭,使得这一个问题变得内外混合,愈发难以处理.

可以肯定地说,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是个经济命题,美国及其盟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几条理由,都不成立:

理由一,解决美国经常项下贸易赤字.国际间产业分工和美国的消费模式决定了,美国的进口弹性很低,美国不从中国进口,也必然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对于国际收支而言,结果相同.

理由二,变相提高中国的生产要素.中国生产要素,土地、水电煤气等公用怎么写作、运输、劳动力等成本已经提高,且仍在大幅上涨,直接涨价的市场信号更清晰,无需通过汇率升值隐性来体现.

理由三,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汇率属于总量指标,以总量指标来调整结构,必然导致调整效应不可控,有的调整不到位,有的“误伤无辜”.产业结构调整应由产业政策来实现.

理由四,缓解国内通胀压力.当前国内通胀压力并非来自国外输入,本轮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大宗商品企稳甚至下降,当前通胀压力主要来源于国内的粮食和公用事业改革.且汇率浮动是双向的,产生的政策效果并不能够如主观所愿(如市场反应为汇率贬值,岂非加重了国内通胀压力).以汇率手段调节物价指标,本身就是伪命题.

理由五,汇率浮动有利于货币真实发现.本次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核心问题,就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即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本质上是没有汇率参照系的制度,甲货币依据乙货币,乙货币依据丙货币,丙货币又依据甲货币设定币值,循环设定,无所依据.尤其是近三十年,美元本位制所带来的货币超发直接推动虚拟经济快速膨胀,超量货币涌入各类交易所,使得交易所定价的所有商品均失真,投机易早已经替代(怎么写作于实体经济供需双方)套期保值交易,成为主导商品的主要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国际资本经由外汇交易所产生的汇率,早已经偏离了货币的真实.以货币交易所产生的浮动汇率来发现真实货币的机制,在虚拟经济条件下,基本失效.

对美国压制人民币升值的本质问题的辨别,仍要回到当前美国国策的两个核心点上来:即保美元地位、保增加出口.保美元地位,通过推动欧元危机,已经和正在实现.保增加出口,则必须要在中国,在人民币上做文章.

我们知道,“奥巴马新政”里有一条非常醒目的量化目标:五年内实现出口额翻一番.从美国几个最主要的出口国家来看,加拿大、日本、英国属于发达国家,也是受金融危机影响较深的国家,五年内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不大,墨西哥属于较贫穷国家,而且墨西哥只是美国的出口加工基地,并不是最终产品消费国,对墨西哥的出口增长要看全球经济的恢复,欧洲原本对美国的出口贡献就不大,欧元震荡后,欧元汇率很有可能中长期不稳定,出口增长难以预测.真正能帮助美国实现出口倍增计划的只有中国.而压制人民币升值就是实现这一计划的最有力手段.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既是国会议员代表民众表达的(出口、就业)利益诉求,更是奥巴马政府实现竞选承诺,获得连任的根本所在.在这一点上,美国国会和政府的意见是高度一致的.舒墨、格雷厄姆与奥巴马、盖特纳之间不过是在反复表演着双簧游戏.

总之,美国的国家战略是压制欧元贬值来保美元的强势本位币地位,压制人民币升值来保美国出口的超常规增长,这两个层面均已展开.对于中国而言,要重点关注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更要认清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本质,妥善应对.人民币升值和自由兑换并不是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只是汇改过程中可能的一种结果.全球各国中真正选择了完全自由浮动汇率机制的国家并不多,各国需要根据各自国情在不同的时空下合理取舍.汇率是经济全球化下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经济变量,汇率手段是国际经济领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既然已经启用了这一手段,就是摆明了要放手一搏.对此我们决不能仍把它视为一个简单的经济命题,以为通过经济学原理的辩论就能化干戈为玉帛,更不能被美国政界、学界冠冕堂皇的理论说教所迷惑,自乱阵脚.我们的选择只有一条:积极应战.有些同志总是担心我们在贸易反制中经济上吃亏,或者担心在投资反制中短期利益受损,这些想法可以理解,但根本上都是从局部、从枝节、从战术层面看问题.当前我们更需要宏观层面的总体构想和安排,需要把金融利益和金融手段纳入到国家整体的战略中来考虑和布局,需要取得整体战略的成功和主动.

(作者系中信银行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