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素质莫纠结于某一指标

在开展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并不应该仅仅着眼于某一个指标,而应该关注青少年群体在校园内外受到的科学教育,以及社会各个群体能够得到的非正规科学教育.

近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政府正陆续与中国科协签订《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共建协议》（下文简称“《共建协议》”）,通过约定各地的公民科学素质在2015年所要达到的水平,为实现5%的全国目标提供支撑.

为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设定明确的发展指标,或许可以归因于一个事实：2010年的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仅为3.27%,远低于美国和欧洲的发达国家.因此,迅速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这项工作的重要一环.

但是,作为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和《共建协议》背后看不见的“指挥棒”,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结果,真的能反映全国各地不同阶层的人们理解和应用科学的真实水平吗?

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是20世纪80年代末由美国传入的“舶来品”.美国人对“公民科学素质”及其衡量方法的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大批学者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有相对成型的理论体系.而后,与美国“2061计划”相配合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正式开始实施.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勒提出,并沿用至今的测试方法,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3个部分.其中,科学知识部分根据“2061计划”中给出的公民应当掌握的知识点,设计了16道题目,后来在实际使用中逐渐精简为9道.至于后两个部分,几乎从这项调查诞生之日起,关于它们是否科学的争论便时有发生.

科技界与社会学界争论的焦点,在于后两个部分的调查结果,受人们文化背景差异等因素影响甚大.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处在不同的“信息流”当中.而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最终选择解决问题的途径,与国家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或者说,中国的媒体和教育机构赋予这个国家的文化背景,与美国存在相当显著的差异.然而,由美国人设计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是为以科学技术文化为主导的工业化国家设计的.因此,如果将这项调查的方法和题目不做任何改动,直接套用到中国,就很可能出现类似“邯郸学步”的情况,得到不科学的调查结论.

即使在科学知识部分,调查问卷的题目设置也会由于文化背景的因素,不可避免地带有倾向性.比如,有一道题是判断“人类从动物进化过来”的说法是否正确.在美国这个典型的基督教国家,相当一部分人因为信仰的关系而选择相信神创论,因此他们会在答卷中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为了避免误会,这道题目后来不得不加上“按照生物学研究”的定语,但这又形成了另一种倾向性.而在中国,由于人们大多自幼接受唯物主义价值观的熏陶,因此在回答这道题时会不检测思索地选择符合现代科学研究的答案,但这并不能代表真实的科学素质水平.

另一方面,调查方法也有可能对结果造成影响.在调查问卷中,设置有一些“一票否决题”,比如询问调查对象对算卦、求签的看法.可以想象,大多数受试者在接受科协或者政府工作人员面访的时候,很可能会因为考虑到对方的身份,给出“科学”的回答.而在美国,由于调查被委托给第三方机构通过进行,由调查人员身份带来的干扰因素就被有效减少了.

事实上,公众的科学素质水平是一个自然增长的过程.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有赖于学校课程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改革,以及媒体和科学家对科学传播的关注.美国旨在提升公众科学素质的“2061计划”,其核心正是这两点；不仅如此,美国人还更重视教育改革的过程,以及面向公众传播科学的渠道是否通畅,而非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的统计数据.因此,在开展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并不应该仅仅着眼于某一个指标,而应该关注青少年群体在校园内外受到的科学教育,以及社会各个群体能够得到的非正规科学教育.同时,对公众科学素质水平的增长,我们也应当学会保持足够的信心与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