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观重塑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摘 要：在中国长期以儒家为中心的文化氛围中,经济思想是社会经济肌体运行的主要指导.在近代西方经济思想中,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所倡导的“经济人”理论,奠基了西方经济的道德基础.而现代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理论逐渐抛弃了古典学派“经济人”理论所蕴涵的传统,以单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惟一的理性,从而导致“经济人”道德的缺失.建立在单一经济观基础上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虽促进了现代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也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继承中西方传统文化的精髓,对“经济人”理性重新改造,重塑经济观.

关 键 词 ：经济观；经济人；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 F069.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5004604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行为一方面带来了个人和社会财富的较快增长,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许多危害人类发展的问题.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质上是对经济和社会领域以追求利益最大化单一经济观的否定.因此,重塑我国的经济观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经济观形成与发展的理论评述

(一)中国经济思想述评

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利”与“义”关系进行了充分的形塑,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经济”一词在中国长期的思想中所表达的是“经世济民”和“经邦济世”,其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观.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前期儒家总体上强调“义”在经济活动中的至上性,但他们并不反对“利”的获取,并提出了“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1]6的义利观.在孔子看来,只要“取之有道””,“君子”也可以“爱财”.相反,如果言不及利,甚至鄙视正当的功利活动,其结果却是贫贱交加,则是非常不足取的.所以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2]10正是基于对“利”的正当性认识,孟子主张“制民之产”,他认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2]21这意味着人不能远离物质需要,道德本身也并非是远离基本物质需要的抽象存在.孔孟肯定“利”的正当意义,但并不是指人可以无条件地追求利.在他们看来,人的经济活动,必须“义主利从”,只有“义”才是经济活动正当展开的前提.由此可见,前期儒家注重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前提,强调经济主体纯善的精神动机,表现出崇尚道德、重义轻利的理想主义特点.

以荀况为代表的后期儒家在如何对待“义”与“利”的问题上则进行了现实主义的探讨.荀子认为：“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莫若仁人之善也”,“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1]64由此可见,与前期儒家不同,后期儒家认为对“利”的追求已具有现实的必要性.荀子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认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穷矣”[1]64.因此,要富国必须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明分使群”.荀子在“义利”观上承认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两重性,能够正视人们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主张通过解决这些矛盾来促进生产的发展,这无疑使儒家价值观从“理想”走向了“现实”.

与儒家不同,在“义利”观上,法家已逐渐剔除了“义”的主观评价功能,而以“法”作为衡量经济活动正当性的客观尺度.法家认为,“凡人之情”,皆具有“趋利避害”的功利本质,故法家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1]34、“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1]39的思想,主张在经济活动中应顺民意,通过相互竞争,增加社会财富,实现足民富国的目的.“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1]45,这表现出法家以道德和法律制度的客观设计作为规范经济行为基本模式的特点.他们认为,社会公正应当通过公平合理的制度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人的道德主观来把握.

随着中国古代生产力的发展,从儒家到法家思想的演变,再到后来的宋明理学、晚清康有为的《大同书》思想,可以看出,道德是内置于整个社会肌体的,经济主体（个人、家庭、社会）的纲常与经济利益的追求有机协调,经济观初步形成.但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统治和小农经济特征,决定了在经济观上难以统一和系统化,经济思想只是散见于各种学派的个别论述中,不能起到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在现代中国,则基本上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工具理性论,道德思想与经济生活渐行渐远.

(二)西方经济思想述评

古希腊的柏拉图,第一次提出建立“正义”、“美德”的“理想国”思想.他认为,经济活动是《理想国》理念、政治蓝图的具体体现.亚里士多德坚决主张“国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进”,认为经济研究应当与人类行为目的相联系,经济活动应该遵循爱、中道、友谊、国家正义、公平交易等一般人性特征和道德规则.杰米边沁提出“功利主义”经济观,强调经济活动以实现个人最大幸福和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原则[3].

到近代,亚当斯密试图将经济与两者相结合.斯密《道德情操论》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来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把人在经济上的自利归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人类行为的动机是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称《国富论》）中,他认为人类行为的动机是个人自利,通过竞争机制达成自己和社会希望的结果.两部著作论述的侧重点不同,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不同.他承认人有种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斯密认为,每个人追求财富,就是为了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富国裕民”[4]252-253,它可以通过个人分散、自由的自利行为来达到.“经济人”思想和“看不见的手”理论构成了斯密经济学的基础.“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求自利的行为,客观促成了社会利益的产生[4]27.斯密既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又是一位理想主义经济学家,其追求自利的“经济人”思想具有道德理性. 从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思想以来,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断改造“经济人”的理性,并形成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惟一动机的“理性经济人”.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完全抛弃了斯密“经济人”中的内含基础,借助于现代微积分原理构建了经济人理性决策的基本模型,从效用、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角度阐述个人、产商甚至政府的理性决策.现代经济学虽然模型更加精美,形式和结构越来越科学,但其理论内核的缺陷十分明显,并且无法合理地解释现实经济[5].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现代经济学曲解了亚当斯密,斯密并不存在所谓的人格分离,其“经济人”中蕴含道德基础,他因此呼吁重新回到亚当斯密的经济观[6],并尝试将经济学与学结合起来对西方经济学进行重构,强调经济发展应以人为本,并提出用人类发展指数（HDI）取代GDP的全面发展理念.

二、现代主流经济学经济观的缺失及后果 （一）现代主流经济学经济观的缺失

在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流的现代经济学中,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作为“经济人”追求的惟一目标,将复杂的经济现实简单化,然后先验地从简单的检测定出发,利用逻辑推理、数学演算建立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去解释客观经济现象.数学决策具有抽象性和准确性,但严格的理论和计算检测设使结论离现实相去甚远,单一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规则将经济人贪婪的自私急剧放大,从而危害到人类的生存.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文关怀被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彻底抛弃.在斯密那里,经济学与学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无论在《道德情操论》还是在《国富论》中,斯密对“经济人”的自利性都是置于道德、社会公正和法律约束之下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抛弃了斯密的学传统,完全将“经济人”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私人”,将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当成是“经济人”的惟一理性[7].

(二)经济观缺失所带来的后果

首先,财富最大化目标远远超出对其他目标的追求,导致财富创造的同时往往伴随生态和社会的失衡.“经济人” 在自我利益最大化理念的驱动下,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丧失,其行为导致社会诚信危机、食品安全危机、生态环境危机事件频发,直接危害到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可以无视社会道德和法律约束,做出对己有利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情.如生产过程中降低环保要求,任意排放污染物；商品市场上检测冒伪劣泛滥,商品质量和企业信誉缺失；企业内部无视员工安全,恶性生产事故不断；企业之间相互诋毁,恶性竞争；结,与民争利,等等,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三观”尽毁.

其次,鼓励“经济人”自由竞争的制度设计日益加剧社会的阶层分化,社会和谐出现危机.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强调优胜劣汰,个人禀赋差异的客观存在,强势利益集团的巧取豪夺,社会呈现阶层分化甚至阶层固化,普通人的生存压力巨大.社会各阶层在收入和财富占有上差距的扩大,也使得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缺乏安全感.

综上所述,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经济人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是一种缺乏内涵的经济观.这种经济观对经济个体和经济与社会系统运行是有害的,甚至会使人性扭曲和整个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三、和谐社会经济观的重塑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8].社会和谐要实现科学发展,彰显社会的公平正义,树立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人们在正确的价值观指导下,遵守法律,合理追求自身利益和个人发展.

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自我利益最大化”经济观已经完全偏离了中西方传统思想中对“经济人”（经济主体）所赋予的内涵,不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因此,必须继承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结合时怎么发表展重塑经济观.现代经济观的重塑必须对“经济人”理性进行改造,赋予“经济人”以现代内涵.主要对策是：

一是从发展生产力角度,“经济人”是具有合法追求自我利益动机和行为的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的效率性与协调性.”[8]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发展就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保护“经济人”的合法自利和合法取得的私有财产,才能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增加个人和社会财富总量.

二是从实现人类发展目标角度,需要具有社会道德意识的“经济人”.实现公平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人类发展与社会公平同为社会进步所追求的目标,但是人类发展必然以社会公平为前提.”[9]因此,人类发展包含着公平的发展,社会不公平也必然不利于人类发展.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基本的社会保障和个人基本权利,都是提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必要前提和基本保证,“经济人”的道德意识培养是实现人类发展目标的基础.

三是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角度,需要具有社会公正和法制意识的“经济人”.诚实守信、公平竞争、遵纪守法应成为经济人的底线.和谐社会内生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社会的公正、秩序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必须维护社会公正,合理合法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四是从实现社会和谐角度,“经济人”必须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促进社会和谐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10].由于市场机制运行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扩大,贫富两极分化,一部分人群会沦为社会弱势群体.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四、新经济观重塑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意义 “和谐社会”意味着权利、平等、自由和公正,经济观重塑有助于指导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经济观是法制社会建立的基础

“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具备正规的司法行政制度,以致人民关于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能感到安全,以致人民对于人们遵守契约的信任心,没有法律予以支持,以致人民设想政府未必经常地行使其权力,强制一切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发达.”[4]473.法制社会的建立需要一个有责任的政府来承担,有责任的政府必须是具有经济观的政府,通过法制维护经济、社会的正常秩序,保障社会安全. （二）经济观有助于形成一个权利平等、公正的社会

在社会中,政府应保障所有公民应有的各种权利,如生存权、就业权、受教育权以及社会保障权；保障公民的经济平等、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使公民具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到社会中的各项事务中来；保障所有公民在实际生活中真正应该享有的各种自由,如人身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等等.

(三)经济观有助于形成一个效率与公平协调一致的社会

经济观有助于形成一个效率与公平协调一致的社会.一方面,能有效利用市场机制提高经济效率,按贡献进行收入分配,促进个人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又能通过社会保障机制使全体社会成员能够普遍地享有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进而消除群体与群体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潜在矛盾.

(四)经济观有助于形成一个社会风气良好的社会

新经济观重塑,能保证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荣辱观,在道德、法律的约束下追求自我利益和自我发展,实现自我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一致.

总之,社会和谐主要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各种关系的和谐,它既包括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又包括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利益的和谐.当一个社会树立了正确的经济观,实现了发展思想的“以人为本”和人与自然有机协调时,这个社会才能够真正走向和谐,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